对地方政权,刘秀采取将地方政权机构改为三级制的措施。秦和西汉时的政权机构是郡、县二级,西汉武帝时的十三州刺史属临时派遣,由丞相掌握,皇帝总揽。刘秀立国后,把刺史固定为州的一级长官,使地方政权形成州、郡、县三级制。刺史直接奏事皇帝,不再通过宰相。这样,地方权力可集于皇帝一身。建武六年(公元30年)6月,刘秀提出:“朝廷设立官吏原是为了人民。可如今县官和属吏多得无事可做。”于是一下子并掉了10个郡、四百多个县,削减了许多的官吏。这不仅节省了政府开支,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
刘秀在确定政权制度的同时,努力扩大统治基础,实行封功臣、广泛吸收豪强地主参加政权的政策。刘秀在建立政权的第二年,封功臣为列侯,赐给食邑,最多的达四个县。对此,大博士丁恭曾劝阻刘秀,恐分封过大会影响“强干弱枝”的古制。刘秀却不以为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当公元37年全国平定后,刘秀大肆封功臣授爵位,共封功臣365人,外戚45人。这些原本是豪强地主的功臣们,经过分封发展了政治经济势力,成为刘秀统治集团的中坚力量。
公元35年,刘秀采纳他人建议,采取两种办法选用官吏:察举制或任子制、征辟制。“征”是皇帝下诏书特别征召“名流”做官,“辟”是公卿大臣及郡守自行启用有才德之人做属员。实行这种制度使东汉政府吸收了一些有才能的人,扩大了东汉政权的统治基础。
奴婢问题是西汉末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豪强占有奴婢制,使许多奴婢得到解放。刘秀顺应农民起义中许多奴婢已获解放的形势,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先后六次下令释放奴婢,三次下令禁止虐待奴婢。刘秀释放和禁止虐待奴婢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对封建统治的赋税收入有一定好处。
国家的稳定、富强还有赖于发展生产、减轻赋税、兴修水利、与民休息。刘秀曾说过:“朕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刘秀自天下平定后,偃武修文不轻易兴兵,而是给百姓创造安定的环境,发展生产,休养生息。公元30年,刘秀宣布废除什一税制,恢复三十税一制。减轻赋税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刘秀还大力提倡兴修水利,减轻和恢复战争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破坏。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刘秀默许农民在起义中获得的部分土地。同时,为了解决国家与豪族之间地租分配及限制兼并土地,刘秀于公元39年颁布“度田令”,命令各州郡检查垦田亩数与户口、年龄实数。失败后,刘秀便改用移民屯垦的办法来缓和土地问题上的矛盾。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他在边郡“建立三营,屯田殖谷,弛刑谪徒以充实之”。
刘秀重视节俭,特别反对厚葬的陈规陋习,并且专门为这件事发布诏书说:“人们都把厚葬当作美德,薄葬视为穷酸。富人的随葬品过于奢侈,穷人为了厚葬用尽了钱财,礼义不能禁止。在丧乱之世,厚葬者往往被人挖掘,人们这才明白它的坏处。现在布告天下,使所有的忠臣、孝子、慈兄、悌弟都懂得薄葬送终的道理,不要再做那样的蠢事。”更难能可贵的是,刘秀还反对吹捧,不准史官把所谓祥瑞和自己的功德写进史书。
刘秀本人不仅学问高而且“尊贤下士”。他把尊贤看做国家治乱盛衰的大事。他对不仕王莽新政的学士名人更是悉力召见。凡应征召见的,刘秀均亲躬下问,量才授职。凡不愿为官的,刘秀也不强求,以礼相待,虚心咨询。刘秀视建太学重于修饰宫室,又大力提倡经学。史称他“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正是由于刘秀尊贤重学,因而儒生学士包括不仕王莽新政的独行逸士也都愿为东汉服务了。刘秀还崇尚名节,允许知识分子结恩义、讲气节、交相引、兴清议。如此提倡的结果使东汉一代忠贞之气蔚然成风。
凡此种种使刘秀统治时期国家政治清明,任贤使能,外戚、功臣自觉回避政治。如把365个功臣封列侯的方法,让功臣们既不干预朝政,保持荣耀,又防止功高擅权。大功臣邓禹虽为云台二十八将之首,亦急流勇退。他在战争平息后,就食邑不问政事,潜读佛书。外戚阴兴坚决辞去被封列侯,认为“外戚家若不识谦退,富贵有极,人当知足”。东汉当时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生产,东汉初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口及垦田数逐年增加,税收也随着增加。国家从战乱萧条逐渐恢复元气,进而繁荣兴盛。由于有刘秀的十多年和平治国的基础,东汉前期的七八十年中,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垦田数和高税者也随之增加。公元57年,全国人口仅2100万,到公元105年,全国已达到5300万余人。垦田数到东汉和帝时达到73亿亩。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刘秀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分裂割据的国家恢复了统一,并使国家从战乱萧条逐渐走向繁荣兴盛。史学家把刘秀统治的这段时期称为“光武中兴”。
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刘秀手下的“云台二十八将”绝大部分是豪强地主出身。刘秀对豪强地主的势力采取妥协和保护的方针,使豪强地主得以兼并大量土地财产,控制农民。这激化了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刘秀奉行柔道治国,采取一些积极的统治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换来东汉的中兴局面。以德政来协调统治是他政治上维护豪强地主利益的一个补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度田令的失败是他政治上最大的遗憾,更是大封功臣消极作用的集中表现。作为太学生的刘秀偃武修文、礼贤重学、广揽人才最终实现了中兴汉室。
【原典】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①。
【注释】
①先齐其家:齐,有治理之意。家,指家族。意为使家族齐心协力、和睦平安。
5欲治国,先齐家
【译文】
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治国)的人,一定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家族。
家和则万事可兴
中国有句俗话:家和万事兴。只有家庭和睦、“后院”安宁,才有可能专心做别的事,才有可能成就一番伟业。但话又说回来,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齐家并不容易,这是《大学》留给后人的一道家庭作业题。
隋朝时,有个叫牛弘的人,学识很渊博,他的弟弟牛弼却时常酗酒闹事。一次牛弼喝了酒,酒后将给牛弘驾车的牛射死了。
牛弘外出回家后,他的妻子向他诉说道:“叔叔喝醉了酒耍酒疯,将牛射死了。”牛弘听了,什么也没问,只是说将牛肉做成肉脯算了。他妻子做完肉脯之后又提杀牛一事,牛弘却说:“剩下的做汤。”过一会儿他妻子又唠叨杀牛的事。这时牛弘才说道:“我已经知道了。”一点没有生气的样子,脸色像平时一样温和,甚至连头也没抬,继续看他的书。
李清照像妻子见丈夫这样大度,感到很惭愧,从此以后再也不提杀牛的事了。因此,牛家上下一团和气,再也听不到闲言碎语,牛弼也因此收敛了许多。
宽宏大量不仅能使家庭和睦,还能使许多看似严重至极的事轻易化解。
家庭和睦首先必须是夫妻和睦,因为夫妻关系是各种家庭关系的主体,又是家庭的支柱。从历史上看,夫妻和睦不仅能使家庭稳定,而且能激发夫妻的创造力,甚至还能由此创立一番大业。
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别号易安居士。其父是当时著名学者李格非,其母王氏也非常有才情,所以李清照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她的词作感情真挚,语言雅隽,善于使用白描手法,为文俏奇,情调低回缠绵,有许多传世之作。
李清照是公元1102年同赵明诚结婚的。赵明诚发现自己的妻子是个见识不凡、精通诗书、才气过人的女子,李清照也了解到赵明诚对官势利禄十分淡漠,醉心于历代文化、古迹的研究,特别长于金石碑帖。共同的爱好和清高的志趣大大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使他们成为一对为祖国文化事业而奋斗的夫妇。
这对夫妇的生活很拮据。为了得到文物书籍,他们常常把钱花光了就典当自己的衣服,务必把所发现的文字、文物买回家中。他们废寝忘食,相对而坐,把买来的东西反复欣赏、琢磨。后来,赵明诚当了知府,家境稍稍好转起来,但收购文物是耗资无边的事,因而,他们的生活依然贫困、清苦。有一天,他们夫妇俩在街上遇到一幅南唐画家徐熙的《牡丹图》在出售,卖主要价很高。他们历来对徐熙的作品爱不释手,便将画取到家中,再筹措现款。但是,他们绞尽脑汁也没法凑到足够的钱。那幅《牡丹图》在家里放了两天,只好怅然归还了卖主。
共同的爱好使李清照夫妇生活和谐,充满高尚的情趣。李清照博闻强记,能够面对千万卷图书,回答出某人某事在某书、某卷甚至某页上。赵明诚常常故意考她,以茶为赌,谁胜谁先喝一杯茶,丈夫总是输给她。正因为对事业的倾心热爱和夫妇之间的密切合作,他们“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这样,精心收藏、考证,日积月累,夫妇拥有了大批金石珍品和几万卷图书。到北宋灭亡的时候,他们已有书十五车,藏书占了十几个房间。
赵明诚专心于金石,在诗词方面李清照则高出一筹。夫妇之间互相敬重,很有情趣。相传赵明诚起初想同妻子比一下文才高低。李清照写给赵明诚一首咏菊花的词《醉花阴》。赵明诚埋头三天不出门,写了50首《醉花阴》,和李清照写的放到一起,让精通诗词的内行人、好朋友赵德夫欣赏、品评。赵德夫反复对比,认为李清照写的那首最好,并指出妙在哪里。正是由于赵明诚的支持、敬重与协助,李清照才能够在诗词方面发挥自己的才能,写下了大量婉约、曲折、新颖的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女词人。
可见,家庭的和睦确实是个人事业的基础,如若后院不得安宁,时不时地“起火”,那所谓的“事业有成”就只能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天天惦记着“灭火”了,哪还有时间和精力做事?所以说,无论做什么事,请记住“必先齐家”。
【原典】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①。
【注释】
①修其身:指提高自身各方面的修养。
6欲齐家,先修身
【译文】
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家族的人,一定要先努力提高自身的修养。
(1)道德修养高于一切
无论是齐家抑或成事,古人凡有所作为的人都非常重视道德修养。
《诫子书》是诸葛亮为告诫儿子成为有高风亮节、真才实学、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而写的一篇短文。文中将德育和智育看成相互联系的统一体,提出不修养品德就没有远大的志向;没有远大的志向就不能勤奋治学;不勤奋学习就没有出色的才干。反之,追求安乐,涣散意志,随着年华的流逝,无用世的才能,终成穷酸,悔恨也来不及了。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非守穷庐,将复何及!”
《颜氏家训》中则特别提到作者自己在成长过程中运用内省加强道德修养:我们颜氏的家风家教一向整肃严谨。从前我在童年时便受到了熏陶和教诲。常常跟随两个哥哥,早晚前往父母住处问寒问暖,行步端正,言语稳重,神色安详,毕恭毕敬,宛如朝见威严的君王。父母则以善言相劝,询问我的喜好和志向,并及时指出我的短处,表扬我的长处,态度恳切感人。不幸我刚到九岁,父母便双双亡故,从此家道中落,亲属离散,一个大家庭顿时变得冷冷清清。仁慈的兄长培养我长大成人,备尝艰辛。但他们对我仁爱有余,威严不足,因此对我的教育不够严格。尽管我曾经阅读了《礼经》和《春秋》三传,也稍稍喜欢写点文章,但因为深受周围世俗之人的熏染,所以常常随心所欲,言语不知深浅,对仪态容貌也不注意修饰。到了十八九岁才稍稍知道对自己加以约束和磨炼,但习惯成自然,因此也就难以一下子完全改掉。直到二十岁以后大的过失才少犯了。因为我的内心常常和口头相斗,习性常常和情感相争,夜晚回想白天,发现早晨说错了话,今日反思以前,后悔昨日做错了事,常常自己可怜自己从小失去教诲,以至到了这种地步。追忆自己往日的所作所为,令人痛心疾首,难以忘怀,并非像读古书中的教训那样过目即忘。
一个人的名声和自身实际的关系,犹如物体和影子一样,如果德才兼备,那么他的名声一定非常好。现在有些人不知道加强修养,却企求在社会上有一个好名声,这就像自己身材不佳,却希望看到自己美丽的身影一样。高明的人从根本上忘记了对名声的追求,中等的人希望通过立身行世求得好名声,最差一等的人则去窃取别人的名声。无意追求名声的人,其言行通常合呼道德的规范,而对名声不感兴趣;立志追求名声的人,注重自身修养,谨慎行事,而且总是担心不够荣耀显赫,对名声自然不会轻易谦让;窃取名声的人,外表假装厚道,内里奸诈,而且时时都想沽名钓誉,其名声自然不是以正当手段得来的。
(2)读书是最好的进业修身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读书历来极为重视,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离不开读书,不读书的人往往愚笨、贱鄙。在《颜氏家训》中对于如何读书有集中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