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外戚梁冀，官至大将军，掌权二十年。他强占无数民田，洛阳近郊，到处都有他的花园和别墅。后来被抄家时，家财达三十多亿，相当于那时全国一年租税收入的一半。另一个大宦官侯览，前后霸占民宅三百八十所。他的住宅，“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雕梁画栋，类似皇宫。西晋大臣石崇和国舅王恺斗富。王恺用麦糖洗锅，石崇就用白蜡当柴烧。王恺用紫色丝绸做成长四十里的步障，石崇就用织锦花缎做出更华丽的步障五十里。结果，梁冀、石崇、侯览都在“八王之乱”中被处死了。
四川人安重霸在简州做刺史，贪得无厌，不知满足。州里有个姓邓的油客，家中富有，爱好下棋。安重霸想贪他的财物，就把姓邓的传来下棋。只许他站着下，每次落一子，就要他退到窗口边，等安重霸思考好了，再让他过来，这样一天也没下几十个子。这样，姓邓的站立得又饿又累，疲倦不堪。第二天再传他去下棋。有人对他说：“太守本意不是下棋，你为何不送东西给他？”于是姓邓的送上三个金锭以后，再不叫他去下棋了。这种人的行为看起来让人觉得好笑，不可思议，但他们的结果往往都“不好笑”，也往往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安重霸最后身首异处，他所聚敛的家财一分也没跟他走。这种放纵私欲、聚敛财富、恃权骄奢的人最终于人于己，皆为不利，并且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人是自私的动物”，这句话没错。任何人都必须承认自己和他人的自私性，也必须承认为自己谋求利益的合理、合法性。但这些都必须是有限度的，在古代，“度”是人性容忍的底线，在今天就是法律的范围。否则，一旦人的私欲决堤泛滥，以致侵害到别人，甚至严重触犯法度，那么，必然会遭到怨恨和惩处。古往今来因私欲太盛而招致祸患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种教训是值得人们在现实中引以为戒的。
【原典】
长①国家而务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③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④矣。此谓国不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注释】
①长：成为国家之长，即君王。
②务：专心。
③彼：指统治国家的君王。
④无如之何：无法对付。
27任用小人于国不利
【译文】
君王以为小人是心存善良的人，如果国君任用重用这些人处理国家事务，那么天灾人祸就一定会同时到来。到那时，虽然有善人贤才出来收拾残局，也是无可奈何，挽救不了的。这说明治理国家不应只盯着短期利益，而应以崇尚仁义为利益。治理国家的君王专门致力于财富的聚敛，这一定是出自小人的主意。
（1）任用小人必会惹来大祸
考察人之优劣历来是个难题，不是人人生来都有一双慧眼的。如果察不清楚，身边就会出现奸佞之徒。误交小人，会自取其害；误用小人，则全局受损。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他名叫姜小白，是前任国君齐襄公的弟弟。他任用管仲为卿，推行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改革，首先提出要“尊王攘夷”，逐渐使地濒东海的齐国成为泱泱大国。齐桓公曾北伐山戎以救燕，平定狄乱以存邢、卫，解王室之祸而定周襄王之位。特别是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鲁、宋等八国军队，征伐南方之“楚蛮”，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北）迫楚签订盟约，阻止了楚国的向北扩张，奠定了霸主的地位。
管仲生了重病，齐桓公去看他，他对桓公说：“大王，我命在旦夕，有句话要和大王说。我死后，大王一定要疏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和卫公子启方。”
齐桓公大惑不解：“为什么要这样？”管仲说：“这几个人都是奸佞，我担心我死后，他们会对大王不利。”齐桓公说：“不会吧？易牙为了我，把他的儿子都烹了，让我尝尝人肉的滋味，他总该算得上忠心吧？”管仲说：“人没有不爱自己的孩子的，这是人之常情。易牙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又怎么会爱大王？”
齐桓公又说：“那么竖刁自己阉了自己，来侍奉我，这还用怀疑吗？”管仲说：“人没有不爱自己身体的，这是人之常情。竖刁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又怎么会爱大王？”
齐桓公接着说：“那么常之巫能卜生死，祛病灾，这总不是坏事吧？”管仲说：“生死由命，灾病无常，大王不去固守常道，却听信常之巫，那么他会因此而骄纵，无所不为。”
齐桓公最后说：“卫公子启方跟随我十五年，他父亲死了，他都不去奔丧，这总该可以吧？”管仲说：“人没有不爱自己父亲的，这是人之常情。他连自己的父亲都不爱，怎么会爱大王？”桓公一向对管仲信任有加，言听计从。听他这样说，就叹了口气：“好吧。寡人听相国的。”
管仲死后，齐桓公开始时还记着管仲的劝告，将这些人赶出了宫外，可是他非常不习惯没有这些人的日子，又将他们接了回来。齐桓公将管仲的劝告置之脑后，重用易牙、竖刁等人，这些人投其所好，阿谀谄媚。齐桓公在他们的奉承下，上进心尽失，政治渐渐腐败，他自己还觉得没有不妥，说：“仲父的话是言过其实了。”齐桓公生病的时候，这几个人一同叛乱。他们在桓公寝室四周筑起一道围墙，禁止任何人入内。这时，桓公忍饥挨饿，连杯热水也没有，感慨道：“唉！还是圣人的眼光比我们远大呀！若是死者地下有知，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仲父呢？”说罢，自己扬起衣袖捂住脸部，气绝身亡，死在寿宫。他的尸首无人理睬，以致腐烂发臭，蛆虫爬出门外。他的儿子们忙于争夺王位，三个月都没人给他安葬。从此，齐国的霸业骤然衰落。
齐桓公英明一世，但到了晚年却落到了如此凄凉的下场，这都是因为他不能明察的缘故。
考察一个人，真的那么难吗？其实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最为简单和适用的办法就是从常情入手。一个人的作为，如果违反了常情，就肯定是另有图谋，情矫则必假，管仲就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这道理并不难懂，可是，一个人有了权势地位，就很容易失去警觉，别人对自己恭维和逢迎，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有人说你是天上的太阳，照耀万物，你也许会不太自然，但时间一长就习惯了，结果难免不在阴沟里面翻船。
（2）知人不易，用人更难
知人、识人是用人的前提，但毕竟，用人既要根据人才的特点，又要结合事情的难易。用人艺术需要更加深邃的洞察眼光和协调手段，而且用人是以“成败”这个硬指标来检验效果的。
康熙深知知人之不易，更知用人之难。惟其如此，他在这两方面都细心体察、慎之又慎。如三藩之乱中，郑经曾与耿精忠合谋进攻广东，耿藩降清后，郑经仍旧纠合旧部骚扰沿海一带，烧杀抢掠，一派海盗行径。康熙知道姚启圣了解东南沿海情况，且能担大任，便起用姚启圣征讨郑经，率兵收复台湾。姚启圣上任后，与地方官员和各路军队通力合作，大败郑军主力。同时采取招抚政策，瓦解郑军内部，先后大约有十三万郑氏官兵归顺清廷，从而使台湾郑氏集团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姚启圣也因此功而被康熙授予兵部尚书之职。
姚启圣的个人成就正是康熙的知人之明造就的。在元朝时期，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要谋士许衡就向他提出了“知人不易，用人更难”的观点。
许衡曾多次上疏，建议元世祖在用人问题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用人是一个高深的学问，知人不易，用人更难。许衡认为官居高位的统治者很难了解下面的人。因为人性有易和险的区别，平易的人容易了解，城府深险的人则不易了解。再则，统治者面对的是一大批人而不是几个人，“寡则易知，众则难知，故在上者难于知下，而在下者易于知上，其势然也。处难知之地，御难知之人，欲其不见欺也难矣”。他还举例说：宋代名臣包拯算是明察之臣了，但他曾受过一个小吏的欺骗。一般官吏，受骗上当后仅仅办错一两件小事，影响较小；君主掌握着予夺、升黜、赏罚乃至生杀之权。如果用人有误，上当受骗，造成的危险则无法估量。况且，君主亦有好恶，看人与用人，难免把自己的感情掺杂其中，这样就使得在下的小人有可乘之机。“甚至本无喜也，诳之使喜；本无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爱也，而诳誉之使爱；本无可憎也，而强短之使憎。若是，则进者未必为君子，退者未必为小人。”这样，小人便会“挟其诈术，千蹊万径，以蛊君心。”这样的欺骗，即使是尧舜那样的圣明也是防范不及的。
许衡还指出，任用了贤能，使其能充分发挥其才能也是不容易的。除了贤才难于了解之外，贤才被授予官职也不等于发挥了作用。“人君知之，然君之命之，泛如厮养，贤者有不屑也。”对待任用的人才，随意指使，像对待蓄养的奴隶一样，呼来使去，这样，贤者是不会为你效力的。因此，除了识人之外，用人对贤才既要识之、任之，还要待之以礼，宠之以位，信用其言，才能使人真正发挥作用。
许衡从“知人不易，用人更难”的角度，说明如何知人与用人的道理，是很有见地的，不仅对元世祖用人产生过一定影响，后世亦颇值得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