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后，日本大肆宣传所谓中国方面的“非法”行为。从7月22日起，日本派代表与中方进行谈判，但又毫无诚意。日本方面竟然依据袁世凯的“二十一条”，认为朝鲜人在万宝山有居住权和商租权，还可以耕种当地的田地。万宝山所在地区既不是南满铁路附属地，也不是1909年签订的《中日图们江界约》规定的特区（界约规定：图们江以北的吉林省延吉、汪清、龙水、珲春4县为特区，容许朝鲜人垦植），这里完全是中国政府所管辖地区。朝鲜人李升薰等人在该地垦植土地，毫无条约依据，属于非法行为。长春日本领事馆派警察到该地进行干涉，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尽管如此，日本只是同意撤走警察，坚持认为朝鲜人有权在此开垦土地，致使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
1927年出笼的《田中奏折》宣称：如果住在中国东北3省的朝鲜人达到250万以上，使其进行军事活动，可以借口取缔而进行援助他们的行动。同时，使东洋拓殖公司与南满铁路作为朝鲜人的后盾，支援他们的经济与财政，以便借朝鲜人的力量开拓内外蒙古。“万宝山事件”就是日本实现上述计划的第一步。所以，日本政友会、贵族院利用这一事件不断扩大事态，大肆煽风点火，迫使执政的民政党政府放弃“软弱外交”，并派出侵华激进分子、日本政友会总务长森恪前往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行所谓的调查。森恪以“调查事件”为由，到中国东北四处活动。一个月后，森恪回到日本，就万宝山事件在参谋本部、陆军省、外务省煽动反华情绪，宣称“日本的生存权眼看只有日复一日地趋向瓦解”，大肆叫嚣要武装占领中国东北。7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问题。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宣称，要派遣日军师团“进驻”朝鲜和“满蒙”。这次内阁会议之后，日本首相若礼次郎重新调整了对华政策。7月19日，他在秋田市民政党大会上声称：日本在“满蒙”
享有同国民生存关系紧密的权益，为了保卫日本的生存权，必须不惜任何牺牲，毅然奋起。看来，“万宝山事件”的发生，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提供了契机。
（四）中村事件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1931年夏天，中国东北发生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中村事件”。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发表公告，声称：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一行到“洮南旅行”，被中国兴安屯垦军“非法绑架”，遭到枪杀。
东北的大兴安岭，森林茂密，沃野千里。在距蒙古王爷庙20公里处，驻扎着中国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属中国边防要地，东北地方当局曾向奉天各国领事馆发出照会：“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源林密，惟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旅行。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
可是，日本竟然置若罔闻。1931年5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情报科情报员中村震太郎大尉，冒充“黎明学会干事农学士”，奉命到中国东北大兴安岭从事军事间谍活动。与他同行的有井杉延太郎，此人是一名预备役骑兵上士。另外，还有担任向导的蒙古人和白俄分子。他们装扮成中国人模样，拿着日本颁发的居留侨民护照，借旅游考察的名义，从海拉尔出发，前往大兴安岭和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调查。
5月25日清晨，第三屯垦团的官兵们像往常一样，在操场上练兵。忽然，第三营营长陆鸿勋发现操场附近有4个人骑着高头大马在晃悠，随后急匆匆地离去，行动十分可疑。原来，中村在准备经洮南回国途中路过此地。于是，陆鸿勋立即派人将这4个人追了回来。他上前盘问，发现其中一名是俄罗斯人，一名是蒙古人，却是一身中国人的打扮。“你们是什么人？”陆鸿勋问道。
这几个人摇摇手，示意听不懂中国话。陆鸿勋问不出所以然来，只好请来自己的上司董昆吾代团长。董昆吾会讲日语，就用日语同两名日本人说了几句话。
其中一位长着满脸胡子的日本人“咳！”了一声，然后掏出一张名片递给董昆吾，只见上面赫然写着：“日本帝国东京黎明学会会员中村震太郎。”
“在下中村，受东京农业学会的派遣，打算到索伦山一带考察当地的土质和农业，请不要为难。”中村解释说。
中国屯垦军不大相信中村的话，对他们进行搜查。结果从中村身上搜出了以下物件：1.日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一张；2.一张中日文同比例军用地图（两种地图均用铅笔勾画过，是经现地印证后校对过的）；3.一张晒蓝纸俄文地图；4.一张透明纸作业；5.一张洮索铁路路线图，附有一张立交桥梁涵洞断面图；6.一张自测自绘的草图；7.两本笔记本，其中一本记载中村的私事，第一篇写到：昭和六年（1931年）1月，日本帝国参谋省派遣他作为情报科情报员赴兴安岭一带活动以及在东京驿站送行的情况，另一本记录了中村所经过的地点，如洮南、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免度河、扎兔采木公司等；8.两封报告书，主要报告了中村本人所遇到的人与事；9.3份表册，一份是调查兴安岭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官兵数量、营房车辆马匹辎重分布情况。一份记录了中村所经之处的水源、土壤、气候和风土人情。另一份记录了满人和汉人的分布情况、物产及牲畜的数量、森林矿藏分布情况；10.随身携带物品：3匹洋马、1匹蒙古马、1支三八式马枪、1支南部式手枪、1部望远镜、1套测板标杆标锁、1块图板、2件罗盘针、1支温度计、1套防雨具、皮衣、罐头食品。
在事实面前，中村拒不承认自己是日本间谍。但是，中国屯垦军从中村身上搜出来的文件足以证实他是“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陆军大尉”。所以，中国屯垦军决定处死这几个人。当天夜里，在中国屯垦军第三团中尉副官赵衡的监斩下，第四连连长王秉义等人用绳子将中村一行绑起来，嘴里塞了棉花，悄悄地用马车拉到一个偏僻的地方秘密处死。然后，又把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马匹处理掉，以免留下痕迹。
5月25日凌晨，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带着中村的间谍证件和物证赶往大兴安岭屯垦区公署报告处理中村一行的情况，并将这些物件送给北平的张学良。张学良获悉后立即复电，命令他们“灭迹保密”。
中国屯垦军以为此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然而，处死中村一事最终还是暴露了。7月10日前后，参加关东军组织的“北满参谋旅行团”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一行，于该月中旬到达黑龙江昂昂溪，昂荣旅馆的女老板恰好是井杉延太郎的妻子，她告诉板垣一行，她一个月没有同井杉延太郎取得联系了，请关东军帮助寻找她的丈夫。于是，井杉延太郎的失踪引起关东军的注意。7月17日，一名叫植松菊子的日本人，与中国屯垦军的一位军官有暧昧关系。她从这位军官嘴里得知中村被杀的消息，并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满铁雇员佐藤的妻子，佐藤又将此事报告了关东军。
可是，关东军和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把中村被杀的时间说成7月1日，推迟了一个多月，这是为什么？1931年9月9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致电日本外相币原：关东军与沈阳总领事馆商量，准备将中村大尉被拘留日期定在6月27日，被害日期定在7月1日，以便同其他事件相配合，若已同意，请对外声明时注意此日期。1932年联合国调查团的报告采用了这种经关东军和沈阳总领事馆编造的日期。这个日期曾被很多著作误传。那么，中村被杀的日期究竟是哪天呢？战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关中村专档一宗，列为东京裁判当中I.P.S2981号证件，其中说到：中村系陆军现役大尉，昭和三年（1928年）陆军大学毕业，昭和六年（1931年）以参谋本部，奉派来满，受关东军密令，前往洮南侦察军情。其同伴井杉延太郎系骑兵伍长，久在昂昂溪开设旅馆，此人精通俄蒙和中国语言，干侦察工作非常适宜。因中国官宪监查甚严，所以经哈尔滨总领事大桥忠一，应当地日本特务机关的请求，假托农业专家游历护照，于1931年5月14日，自哈尔滨进入呼伦贝尔，然后到洮北。根据这份电报的叙述，中村被杀的时间不可能是7月1日，而应该是5月下旬。事隔50年后，当年任中国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回忆说，中村等人被处决的时间是1931年5月25日午夜12时30分左右。
关东军和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获悉中村已死的情报后，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竭力主张利用“中村事件”解决“满蒙”问题。8月2日，石垣莞尔、沈阳日本特务机关的花谷少佐向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转达关东军的意见：中村是帝国军人，应该由军方负责交涉。中国方面对此事进行调查，关东军派兵去现场。如果不允，日本方面应用“武力调查”。总领事应对华提出赔偿、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另外，他们还迫使东北当局开放洮南地区和洮南铁路。
林久治郎以事实与证据不明为由，没有办理。8月11日，日本外相币原电告林久治郎：努力使中国方面坦率承认事实，进行交涉。于是，林久治郎勉强地向东北长官公署参谋长提出抗议。但是，由于林久治郎缺乏中村被杀的证据，他的可以只是试探性的。为了取得所谓直接的证据，他与土肥原贤二、黑龙江日本总领事串通一气，决定花钱收买人证。9月6日、9日，林久治郎两次电告币原：中村事件，中国是否愿意承担责任，颇有怀疑，在必要时可用贿赂方式觅取证人；截止到现在，中村被杀的所有证据均来自传闻，因缺乏直接的证据，只好花钱收买人证。
在第一次试探性抗议之后，林久治郎在谈判中气势汹汹。中方将中村的文件和物证一一展示给他看，林久治郎不得不软下来。他声称，此事关系到军部，本人必须回去请示。结果，币原通过双方谈判解决中村事件的行动只得中止。8月17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村被杀情况，但隐瞒了他们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事实真相。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日本军部乘机散布言论，叫嚷：“残杀参谋本部人员是日本陆军驻扎满洲26年来从未发生的事件”，企图扩大中村事件，以作为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借口。8月10日，石原莞尔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给“满铁”副总裁江口的《关于搜寻中村大尉事件》的通知，要求“满铁”提供人员和材料，并决心进行武力搜查。为此，关东军在四平市配备了装甲车、步炮兵联合部队。3天之后，石原致信日本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语调十分强硬。他在信中写道：虽然关东军司令部不会像德国在山东那样，直接以中村事件作为占领“满蒙”的借口。但是，通情达理的日本国民认识到，只有依靠军部的力量才能解决问题。我认为，陆军大臣8月4日关于军部目前肩负着对“满蒙”问题的训示是非常适合时宜的。此时，应该有这样的决心，决不能对陆军大臣的训示只是议论一下就算了，而应该付诸实践。我等深信此次中村事件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说，领事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依靠军部的力量，可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成功。石原直言不讳地提出，中村事件是军部解决“满蒙”问题的第一步。不仅如此，石原还向日本参谋本部派往东北的森纠大尉煽动说：中村事件只是在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又增加了一个，不过，这回用不着外务省插手，军部应该决心自行解决。
8月11日，“满洲青年联盟”代表从日本国内游说行回到大连后举行报告会，明目张胆地叫嚣：如果日本认为可以放弃满洲，我们自己打算。我们要发挥3000年来熏陶而成的国民性和日本精神，即使日本反对，我们也要饮泣宣布满洲的独立。中村事件公布之后，“满洲青年联盟”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致电日本首相、外务大臣、陆军大臣、参谋总长、贵族院和众议院和舆论界，要求设法占领四洮铁路。不久，“满洲青年联盟”向石原提出“日满共同独立”方案，要求关东军“坚决行使武力”，不要充当“满洲军阀的投降主义”。
与此同时，日本召开内阁会议，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中国应对中村事件作出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如果这一保证遭到破坏，那么使用武力也要中国承认日本方面提出的要求。8月24日，日本陆军省决定：“在中国方面不承认杀害中村或得不到满意解决的情况下，有必要对洮（南）索（伦）实行‘保护性占领’。”一些军人走上街头，高声叫喊：“为中村报仇”，“武力征服‘满蒙’，保卫帝国的生命线。”陆军第九师团还出动飞机散发传单，传单上写：“觉醒吧，注意国防”，上面还画着中国东北3省的地图，地图上插着日本的太阳旗，并附上这样一句话：“啊！我国的特殊权益！”还为此列出一些数字：“日俄战费20亿元，投资17亿元，付出宝贵鲜血的同胞20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