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紫光阁与周恩来、陈毅一起会见十一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的谈话中，又一次讲了上述《聊斋志异》中“狂生夜坐”的故事，并且再次信心满怀地讲了不怕鬼的道理。毛泽东认为，第一，我们不怕鬼，敢于和鬼斗争；第二，我们对鬼也要讲究斗争的战略和战术。他坚定地表示，世界上的任何鬼，都是可以战胜的。
二、编选《不怕鬼的故事》
毛泽东不光讲不怕鬼的故事，还根据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提议要编选一个《不怕鬼的故事》的小册子。毛泽东是在1959年四五月间提出这个意见的，还指示中央书记处，由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承担这个编选任务，由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经过文学研究所组织人员集中编选，到1959年夏，《不怕鬼的故事》基本编成，送毛泽东审阅后，毛泽东亲自对书中所收文稿及其编排、释文作了大量修改，确定了初稿，交中央政治局委员审阅。委员们提出意见后，毛泽东于1960年指示何其芳将已经编好的初稿再加以精选、充实。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个序言。毛泽东让何其芳先起草序言，起草好后再送给他看。何其芳几易其稿，写成序言初稿，交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看了序言初稿后，并不太满意。1961年1月4日上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地颐年堂约见了何其芳，谈到何其芳写的《不怕鬼的故事》的序言，说：
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指请他审阅稿子）。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
毛泽东还特别提到收入《不怕鬼的故事》中的《妖术》和《宋定伯捉鬼》这两篇故事。之后，毛泽东对何其芳谈了序言修改意见：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何其芳对序言又作了修改。何其芳修改后，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仔细阅读后，又对序言稿进行了认真修改，才最后定稿。1961年2月，《不怕鬼的故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当年发行量很高，在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使干部们树立了不怕鬼、不信邪的斗争精神，也对中国人起到了很大教育作用。
毛泽东直到年过古稀，仍然爱读《聊斋志异》，对这部古典文学名着评价相当高。他晚年在一次与家人的谈话中，称赞《聊斋志异》写得好，还很有感触地说：“《聊斋志异》里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
第五节毛泽东曾批邓小平的“猫论”
一、《聊斋志异》中的“猫论”
毛泽东曾点名批评邓小平的“猫论”。1976年前后，他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这指的是对邓小平的“猫论”而言的。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因为毛泽东的批评，邓小平的“猫论”反而成了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人们一直津津乐道几十年。其实，“猫论”是来源于《聊斋志异》的。
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很喜欢看《聊斋志异》，他不仅在北京时经常看，到外地出差时也随身携带着《聊斋志异》，一有时间就看几则其中的小故事。书中的几篇名作，如《画皮》《口技》《驱怪》等，是邓小平最喜爱的，都反复读过多次。
《驱怪》在《聊斋志异》手稿本卷三，又名《秀才驱怪》，是个很简短的小故事：
长山徐远公，故明诸生，鼎革后，弃儒访道，稍稍学敕勒之术，远近多耳其名。某邑一巨公，具币，致诚款书，招之以骑。徐问：“召某何意？”仆曰：“不知。但嘱小人务屈降临。”徐乃行。至则中亭宴馔，礼遇甚恭，然终不道其相迎之旨。徐因问曰：“实欲何为？”幸祛疑抱。主人辄言：“无他。”但劝杯酒。言词闪烁，殊所不解。谈话之间，不觉向暮，邀徐饮园中。园颇佳胜，而竹树蒙翳，景物阴森，杂花丛丛，半没草莱。抵一阁，覆板之上悬蛛错缀，似久无人住者。酒数行，天色曛暗，命烛复饮。徐辞不胜酒，主人即罢酒呼茶。诸仆仓皇撤肴器，尽纳阁之左室几上。茶啜未半，主人托故竟去。仆人持烛引宿左室，烛置案上，遽返身去，颇甚草草。徐疑或携襆被来伴，久之，人声杳然，乃自起扃户就寝。
窗外皎月，入室侵床，夜鸟秋虫，一时啾唧，心中怛然，寝不成寐。顷之，板上橐橐似踏蹴声，甚厉。俄下护梯，俄近寝门。徐骇，毛发猬立，急引被蒙首，而门已豁然顿开。徐展被角微伺之，见一物兽首人身，毛周遍体，长如马鬐，深黑色；牙粲群蜂，目炯双炬。及几，伏舔器中剩肴，舌一过，数器辄净如扫。已而趋近榻，嗅徐被。徐骤起，翻被幂怪头，按之狂喊。怪出不意，惊脱，启外户窜去。徐披衣起遁，则园门外扃，不可得出。缘墙而走，跃逾短垣，则主人马厩。厩人惊，徐告以故，即就乞宿。
将旦，主人使伺徐，不见，大骇。已而出自厩中。徐大怒曰：“我不惯作驱怪术，君遣我，又秘不一言，我橐中蓄有如意钩，又不送达寝所，是欲死我也！”主人谢曰：“拟即相告，虑君难之，初亦不知橐有藏钩。幸宥十死！”徐终怏怏，索骑归。自是怪绝。后主人宴集园中，辄笑向客曰：“我终不忘徐生功也。”
异史氏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此非空言也。假令翻被狂喊之后，隐其骇惧，公然以怪之绝为己能，则人将谓徐生真神人不可及矣。”
这个故事简要的内容是：写一位“巨公”知道徐秀才有对付妖怪的办法，于是便将他请到家里，但是不告诉他缘由，只将徐安排在花园里。半夜时，妖怪来了，徐某将被子蒙到妖怪的头上大叫，妖怪吓跑了，不再出现。巨公设好了局，让徐秀才上钩，秀才驱怪，他坐享其成。但不管怎么说，谁驱走了怪，功劳就该是谁的。
在文章的末尾，蒲松龄以“异史氏”之口感慨道：“黄狸黑狸，得鼠者雄”。狸就是猫，这句翻译成白话就是：“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二、“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很欣赏这句话，其中隐含着一种有效的、直接的哲学思想，相对于教条主义而言，这是一种进步。
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异常困难时期，为了渡过难关，某些地区出现了包产到户等形式。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就包产到户的问题谈过多次，但是邓子恢一直坚持己见，甚至同毛泽东争论过多次，但毛泽东一直也没能改变他的想法。
1961年4月，邓子恢到农民自发搞三包到组（作业组）和三包到户的桂林龙胜进行调查研究。在汇报座谈会上，邓子恢说：“解决包产到户的问题，要从有利于生产出发，要实事求是，可以包产到组，小村、独户的可以包产到户。”“目前无效劳动的事例很多，农业减产，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群众要求解决经营管理中的问题，要求包产到户，是可以理解的。不能说是单干，实际上也不是单干。”邓子恢将广西龙胜“包产到户”、安徽“责任田”和湖南“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等经验，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邓子恢的这些观点，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都表示赞成，邓小平更是依此抛出了“猫论”。后来他还明确表示，“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包产到户。”
1962年，邓小平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讲了这样一番话：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邓小平所说的这句刘伯承常讲的四川话，其实就是来源于《驱怪》中的“黄狸黑狸，得鼠者雄”。
很快，邓小平等人就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一个月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刮单干风”，他还强调，这股风越上层刮得越厉害，最根本的问题是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更是把“黄猫黑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并狠加批判，指责这种“唯生产力论是不要阶级斗争，不搞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唯一的决定性的东西”，仍是宣扬一套唯心史观，还是教条地重复那些“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变修”等言论，最终使自己陷入了悖论，无法自圆其说。
其实当时的中国，包括广大群众，已经深深赞同“猫论”的观点，即使人们的思想如何变化，也不能否认“吃饱肚子是好事，饿肚子是坏事”这样简单的道理。
“猫论”虽有一定的经验主义色彩，但与查尔斯·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哲学仍有较大的区别。邓小平主要针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具体问题，而使经济手段和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也就是让黄猫或黑猫服务于捉老鼠。
邓小平本可以韬光养晦，隐忍不发。但是当时，在邓小平等人的努力下，试图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经济也刚刚开始向着好的方向转变。出于保卫胜利果实的考虑，邓小平1975年指导撰写了旨在恢复国民经济的《论总纲》，提出了着名的“三项指示为纲”。这是针对“四人帮”给他所扣的“唯生产力论”帽子而进行的强力反击：
（某些人）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总是把政治和经济相互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相互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
这些观点彻底反驳了“四人帮”。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黄猫黑猫”论被重新提起，并且渐渐被人们误传为“黑猫白猫”论。1985年，邓小平再度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被登在《时代》周刊上。“猫论”的影响扩大到全世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来源于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爱读的一本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
几十年风云变幻，当年的争论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远去，但《聊斋志异》这部生动有趣的着作，和其中“黄狸黑狸，得鼠者雄”的生动语言，仍然长存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