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缺位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由于缺乏管理权限，政府不能在一些问题上发挥预想的作用，像全球关注的气候问题。还有时候，由于不能确定问题由哪级政府（省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处理而使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政府缺位还可能是由于政府本身缺乏技能、财政资源、行政能力去处理敏感的政治问题。政府缺位还可能是由于政府领导人认为问题太小，不足以引起他们的注意，或者利用现有位置去实现更大个人野心，而不是考虑人民的需求。当政府不能做的时候，其他角色就会去做。例如，从全球来看，民间环保组织在做很多本来是政府应当做的事情。在菲律宾，一些记者组织少年儿童学习如何保护水资源，后来这个项目发展到市民、政治家和企业家一道工作去建立一个保护水资源的生态系统。在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政府正在试验与若干伙伴工作——政治家或公务员与其他社会部门分享权力。这些安排或者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人们承认每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会对复杂的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其他问题，如有人认为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可能会导致政府从企业寻求资金支持，如何确定政府与企业和市民社会的合作范围就是一个关键的治理问题。
学者们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保证人们对政府信任和保证企业有良好的行为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制度结构和关系——不仅是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还包括政府与社会各部的关系，对决策的产出发挥决定性影响。
进一步说，尽管政府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仅仅是公共事务决策中的角色之一。问题越复杂，政府越需要与其他社会部门合作。
二、治理模式现代化的意义与基本要求
（一）治理模式现代化的意义
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如何决策？如何引导社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如何避免曲折和危机？这需要治理模式现代化。就其本质来说，“治理是关于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的互动以及他们如何连接市民”。
治理模式的改进将有利于公共事务的妥善解决。在全球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各种挑战层出不穷，严峻危机时有发生的情况下，探索新的治理模式，避免治理危机或通过治理避免危机，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家、企业家和非营利部门领导人共同面临的课题。“战争、恐怖主义、生态和疾病都成了全球性的事务，每一件事都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从传统的国家管理走向国家治理，通过国家治理提高组织效率、避免组织危机，保持组织、国家和社会的健康、持续和全面发展已经成为当代的基本趋势。一系列的经验显示，仅仅依靠政府并不能对跨国界信息、技术、疾病、移民、环境污染、恐怖行动、武器和金融交易形成有效的控制，非国家行为体（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系统、企业、社区组织等等）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通过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共同行动来治理日益复杂的全球公共事务和国内公共事务已经是，而且将继续是人类应对日益复杂挑战的必然选择。国家治理和国际治理的质量将从根本上决定对付国内公共危机和全球性危机的方向和水平。
“好的治理与经济产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发生在各个部门（政府部门、市场和非营利部门）的问题，包括政府官员腐败行为和政府机构的效率低下，企业制造假账和欺骗股民，非营利部门挪用资金和偏离使命，等等，使人们想到治理问题是各个部门面临的共同挑战。加拿大的经验研究表明，公共对话与政府的信任度之间有明显关系，公共参与可以提高政府的信任度。意大利的研究发现，公共对话能够提高经济运作水平。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和日益严峻的公共危机呼唤新的治理方式。人们发现，在一个各种不同的子系统不断出现并且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国家有时显得力不从心：国家发现难以预测自己的决策后果，难以避免其决策产生有害的影响。国家有时颁布不适宜的标准，或者无力或无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种群体执行这些标准，最终导致国家与各类群体的冲突和矛盾，甚至导致问题恶化。再则，国家无法满足诸多的社会需求。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人类面临着管理失灵和难以控制的体制问题。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社会鸿沟的形成，文化差别与文化歧视，民族矛盾与种族冲突，使现代社会变得异常无序。国家越来越成为独立的利益实体，与公共社会的联系越来越远，导致现代社会的分化加剧。政府在处理众多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跨国界的问题上也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同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市场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治理是化解危机的重要途径。在全球化条件下，社会和文化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国际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强，不可预见的因素层出不穷。治理可以应对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带来的冲突。要避免和应对日益增多的危机，国家必须调整自己的行为，通过合作与协商来消除自身的技能障碍。历史已经证明，计划、预测和政府政策的作用都是有限的，计划不可能包罗万象，也不能预见未来的一切，建立在不确定性基础上的政策和战略也是先天不足的，不是万能的。未来能够消除危机，或将危机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的办法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要参与危机管理，不同部门的参与和合作，甚至是融合将补充对方的不足。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方面和各个部门为了谋取共同利益而合作，而不是谋取私利。
（二）治理模式的基本要求
治理涵盖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就政府来说，治理主要是指政府作为一个管理实体的所作所为，包括制定规则政策以及一系列政策的落实；就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来说，治理是一系列的联系管理过程、和谐的政策和引导，对于特定事物和责任的决策权力和过程。
固有的合法性。固有的合法性与法律法规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是指由于治理方式或领导人的优秀品质和治理能力而得到公众和社会认可，人们在心理上承认其权威性，承认现存的管理秩序和社会秩序。治理的程度取决于固有合法性的程度。治理的基础是尽量取得社会和公众的认同，在这里，领导人和治理机构的优秀品质、与人民和社会的关系就尤为重要。在这一点上，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经验值得借鉴，他总结道，“我们说一个政府受欢迎并不是说它要在治理期间的任何时刻都受欢迎——有时你必须彻底不受欢迎。但在你的任期结束时，你应该给人民带来福利，这样人民才会认识到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必要的，才会再一次投你的票。这是我治理的基础。如果你想一直都受欢迎，那么你在治理时就会出现失误。”李光耀是一位受到新加坡人民拥戴的优秀领导人。
政治公开。政治公开的首要因素是要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公众对关系到国家、组织和个人利益的一切有知情权，作为民主选举的治理机构也有义务让公众了解这些。每一个公民、组织成员都有权获得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政府政策信息，组织治理信息，包括立法活动、法律条款、政策制定、政策实施、行政预算、公共开支以及其他有关的信息。政治的公开性要求上述这些信息能够及时通过各种传媒、各种途径为公众和组织成员所了解，以便使公众和组织成员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且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透明程度愈高，治理的程度也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