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话：邓拓同志长期在北京工作，他博学多才、勤于探索。《北京的古海港》一文最初见于60年代初的《燕山夜话》，30年后，于1993年出版的《京华胜地什刹海》重载。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对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的深厚感情，他非常关心北京的古老遗迹，对北京的历史事件、人物、城池等都做过认真的调查、仔细的验证。
“海港现在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邓拓同志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世世代代都需要持续研究的课题——什刹海和古海港。斯人已去，留下的文章却流芳千古。现摘要刊出供研究保护什刹海者学习借鉴。
张开济（1912-2006年）：《论加强什刹海的人民性》城市风貌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风貌，一个是人文风貌。人文风貌实际就是精神文明。
所以精神文明建设应该就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另外一个项目。我写过一篇文章《城市现代化离不开精神文明建设》，发表在《北京日报》上。我写这篇文章是由于受到一个启发。有一次德国有个市长到中国来看了，他说一个城市的面貌主要不是看它的建筑，而是看它的人，看他的市民。
我是从来都对什刹海十分重视，因为什刹海在北京的城市文明建设方面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我认为北京作为一座文化名城至少可以一分为三：第一个是皇权的北京，那就是故宫、颐和园等为皇帝享受的地方；第二个是神权的北京，那就是那大量庙宇、道观等等；第三个是人民的北京，那就是大片的四合院住宅和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什刹海和天桥等地。因此，什刹海代表了人民的北京、历史的北京和真正的北京。因为前面谈过，你看一个城市主要是看他的人民。因此，假如不到什刹海，光看故宫、颐和园、天坛等名胜古迹，那么你还没有看到真正的北京。而什刹海吸引人的不仅是风景和建筑，而且还有这里住着的广大居民及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民俗风情。什刹海的人民性就体现在这里。
谈到什刹海的治理工作，我看景点建筑搞得差不多就可以了，现在主要力量要用在大片的四合院，特别是许多胡同。这些应该怎么整理怎么保护，应该认真细致地加以研究。我看了后来新建的一些四合院，感到不太满意。西海北沿是香港建筑师搞的，我看也不太好。这样的高标准四合院，我看少量建一些还可以，大量建造就不妥了。因为有个服务对象问题。我认为如果将来这里住的都是侨胞、大款、高干等，什刹海最基本的特点就没有了，它的人民性就减弱了。眼光一定要放远点，不要光想着这些人带来更多的投资。但不要忘记你主要的本钱还是原来的特点，你是广大人民的北京啊！
就什刹海来说，我认为不但要尽量保留原来的四合院，而且要尽可能保留一部分原来的住户。因为原来的住户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过去天桥的住户是偏于低层的，过去北京城还有东富西贵的说法。而什刹海这里既不是最富，也不是最贵，而是代表了广大中产阶级，而且这里面的确住过许多知名人士。
现在我每次来到什刹海，就不免想起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现有四合院。这不但是什刹海有这个问题，而且北京市也面临这个问题。现在大批四合院都是破烂不堪了，有的院子都被一些临时加建厨房所占用了，进去好像迷魂阵一样。现在对这些四合院，要么被拆除了，居民都搬走了，要么原封不动，居民也永世不动，我觉得这样不是个办法。对这些不拆的四合院，应该适当地减少其住户，拆去其临时厨房，增加其内部设备，维修和提高它的内部使用功能。使之能满足现代住房的基本条件。就是说，在住宅建设方面也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盖新宿舍，另一方面改善旧的四合院。上海前几年也开始重视了。大片的里弄房子的里面都加了现代化的设备，本来一幢楼住十户人家，改善后就少住几家，居住条件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上海蓬莱路一片里弄房子的改建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像什刹海地区的旧房子，更应该这样做。朱自煊教授提到的要在老四合院里边加上必要的卫生设备，而不是把这些四合院完全拆掉重建。我完全同意朱教授的意见。
现在北京市的许多新建筑，大量采用的油漆彩画和琉璃瓦，我非常反对。我认为什刹海的建筑里琉璃瓦跟油漆彩画也应尽量少用。现在北京街面上许多铺面都搞得垂花门或牌楼的样子，使用了大量的琉璃瓦和大量的油漆彩画。我认为这个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北京城的基本色调就是灰色，大片的四合院是灰色的，灰砖灰瓦。但是它并不单调，因为院子里有树木，灰色和绿色相间，非常雅淡，非常协调，同时使那金碧辉煌的宫殿建筑显得更为突出。现在到处都是琉璃瓦，皇宫建筑就失去了一大特色。
现在花了钱，反而使得古建筑黯然失色，实在愚不可及。
——1997年
编者话：张开济，着名建筑大师。历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北京市政府建筑顾问、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土建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政协常委兼城建组组长、北京市科协常委等职。
此文是张开济先生于1997年在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与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上发言的摘要，全文收录于《什刹海研究》（一）。张开济先生对加强什刹海的人民性的论述对什刹海的研究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现摘要刊出，寄希望于有志研究什刹海者研究借鉴，深化人民性的研究，继续促进什刹海的人民性建设持续发展。
谢辰生：《坚持科学发展观 保护民族之瑰宝》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现在存在的问题相当的严峻。现在全国有101个历史文化名城，说句老实话，现在够格的不多了。
我看，从领导到群众主要的问题还是认识问题。我们什么都跟国际接轨，唯独就在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上没跟国际接轨。国际上在这方面的认识比我们一些人的认识高得多。
记得在50年代看到《人民日报》上有这么一段报道：德国的一位着名规划家到北京看到我们的胡同和四合院，拍案叫绝地说：没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好的居住环境。后来参观了我们的总体规划展览，感到非常惊讶，他说：“为什么要拆城墙？城墙怎么能拆呀！
要拆城墙就和要我们填平莱茵河一样的不可思议！”这是外国人对北京城，对胡同和四合院的看法。
今天徐先生把我们北京城的历史说得非常清楚，我们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为什么保护，保护什么，都做了明确的回答。但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在认识上是不明确的。一位有名的美国城市规划专家爱德蒙德·培根（EdmandN.Bacom）在几十年前对北京城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北京可能是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最伟大的单体作品。”“它的设计是这样的光辉灿烂，为我们今天的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人家是这么认识我们北京的，我们自己对北京就没那么认识，认识不到这个程度。他所说的单体作品是什么呢，就是徐先生说的：“根据一个完整规划设计出来的北京城”。
另外，一位丹麦的规划专家罗斯穆森（Steen Filer Rasrnussen），也是在几十年前，看到一些我们介绍北京城的宣传品，都是讲什么天坛、八达岭、故宫，而没有谈到北京城本身的价值。他说：“整个北京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象征着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他认为，这个重要意义和价值是需要我们很深入地逐步地去体会的。从这些例子来看，人家是国际上的专家，对我们北京是这么高的一个评价，可我们怎么看北京，就与人家的认识有很大的差距。
去年（2003年），在一次讨论“人文奥运”的座谈会上，我有一个发言，题目是“北京‘迎奥运’，究竟打什么牌”。我认为不宜把北京“迎奥运”的目标仅仅定位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上，而应当更注意发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优势。因为像纽约、阿姆斯特丹那样的现代化大都市，在世界上已经不少了。即使我们能赶上，也不会有什么大影响。而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在全世界却是独一无二的。打历史文化名城这张牌，才能扬长避短，显示出北京的优势。我们提出的“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和绿色奥运”，实际上，老北京的绿化是很好的。当年外国人说，北京城是一个绿色的城（Green City）。站在景山上往下看，一片绿。我们的四合院里全都是有树的，我们的绿化不是铺草坪，而是种树，这是很好的绿化，我们的绿化都在胡同里、四合院里了，简直好得很，这样的生态环境恰恰是符合“绿色奥运”的要求的。“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当然同等重要，但对北京说，“人文奥运”更为重要。高科技是在不断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看来很先进，很快就会成为过时的。而北京作为一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历史文化名城，其价值是永恒的。它的价值是目前建造具有科技含量很高的高楼大厦所永远无法比拟的。因此，保护好这个“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最伟大的单体作品”，应当是“人文奥运”的重要内容。北京在中国是唯一的，在全世界也是唯一的。它是我们国之瑰宝，民族瑰宝，也是全人类的瑰宝。可是我们一些同志偏偏没有认识它，重视它。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绝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就是保护几个四合院，绝不是那么回事。好的四合院当然要保护，有的就不一定非得保护。更不是要保护破破烂烂的大杂院，反对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这完全是误解或讹传。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是全面的、整体的。作为硬件是整体的，整个城都应当保下来。但是现在已经很难了。不过吴良镛先生曾说：
我们要永不言晚。这个很对，一言晚就消极了。我们应积极尽最大努力，争取能保多少就保多少。
几百年来，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城内，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历史印记，许多胡同和四合院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我们所说的硬件，是有形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是载体，它蕴含着历史信息、文化的积淀，特别是北京丰富的民俗文化也是无形文化遗产，都需要保护。所以我们要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既要保护有形的，又要保护无形的。把有形的、无形的、精神的、物质的结合起来保护，把这个城市搞活。要运用各种形式和手段，把它们固有的、客观的各种价值展示出来，使人们在走街串巷的时候，处处感到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这对外国人来说，比一些豪华的商业大厦，乃至现代化的文化设施更具吸引力。因为后者在国外已经司空见惯了。国外有的也许更豪华，更现代化。而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古城风貌，则是外国人所从未看到过的。北京城当年要是能完整地保护下来，肯定会成为世界最有吸引力的旅游城市。现在如果再不加强保护，不仅是文化上的巨大损失，从经济上讲也是不合算的。
保护北京城，保护文物，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我今天要对两个问题说说自己的看法。
一是要对“保护”这个概念正名。人类发展到今天……一些未来学家才提出了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个新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就是要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保护资源。否则，就会使人类出现危机。因此，“保护”绝不是落后的概念，恰巧相反，是最新的概念，是积极的概念，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方针。不仅仅是文物要保护，地球也要保护。现在人们常说要观念更新，不更新就跟不上日益发展的客观形势。我看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问题上，首先就要对“保护”这个概念有新的认识，用新的概念代替旧的概念。我们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可持续发展这一新发展观的提出，使人类正面临着一场划时代的环境革命。有人说，这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人类面临的第三次文明式的革命。事实上，在新的世纪里，一定要把环境保护摆在突出的重要位置上，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了。保护环境，当然是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因为人文环境往往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的成果。
只有建立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盖高楼大厦是发展，是政绩；保护历史文化也是发展，是政绩。不过高楼大厦如果被毁掉，还可以再建，甚至会建得更好。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一旦被毁，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如果建高楼大厦是以破坏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为代价，就不但不是政绩，而且还是错误，甚至是历史性的错误。因为这是违背了全面、协调发展的原则，也就不可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因而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所以怎么看政绩，怎么看发展，党中央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了不起的重大突破。这是对“发展是硬道理”，乃至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的新发展，这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理论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