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的漕运，分春、秋两季。春运从河道化冰开始，至夏天雨季结束。秋运从八月开张，至冬季河道结冰收停。凡每纲（旧时成批运输货物的组织称纲，一纲一般为十船）漕船启行前，先集中在一起，将每船装载的粟与麻封藏起来，并将每船装载的货物先行告诉所运目的地即卸货之地。当船到达目的地后，有关衙门和官员根据事先报来的各船装载货物封藏时的情况加以检验，如果符实就准许卸货，万一有变，则另做处理。又每纲漕船启行前三天，必须修理船只，待船修好后，每天装货一纲，装完后三天启行。按照路程远近和顺水而行、逆水而行的差别，规定到达的日期时限。到达目的地后，三天内卸货，再过三天内结账。根据所运货物的不同，收受货物的仓官依据里程远近付给运船不同的脚直即运费。
大定四年（1164）十月，金世宗完颜雍到中都郊外巡视，看到运河湮塞水浅，不能行舟，立即召见户部侍郎曹盼之，大加训斥：“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陆运劳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意思是说：明明有运河在那里，你们不进行整修疏浚，而让老百姓陆路转运漕粮，十分劳累辛苦。这是你们这些人的罪恶。我不想现在就追究你们的责任，目前最要紧的是全力疏治运河，使漕渠畅通。
金世宗巡视所看到的运河，就是由中都城到通州城北的闸河。转年正月，尚书省奏报：可调集数万民夫疏浚闸河。金世宗一听说要调集那么多的民夫，必定会妨碍春耕春种，于是，他对尚书省的官员说：现在正是春天，百姓正在准备春耕春种，不能再劳累农夫了。要让属于皇宫里的闲杂人员、太监、太子与亲王的随从使唤人员，以及调集五百里以内的驻军军卒，都去疏浚运河。史有“小尧舜”之称的金世宗，就是这样念念不忘百姓的劳苦。
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尚书省奏称：漕河所经之地的州县官员，认为漕运与己无关，不予关心，故漕船往往遇浅阻滞，以致领运的纲户（即一纲漕船的主领者）以船遇浅滩，需要卸货再装货为名，想方设法从随船漕运的军卒或民夫身上克扣钱财，奸弊百出。
于是，朝廷决定：凡是漕河经过的地方，州县官衔内皆带“提空漕河事”或“管勾漕河事”，使州县官管理本州县境的漕运事，出师有名，有权有责，主动催促漕船安全运行，并注意保护运河堤岸。当时这一规定施行的地方，有大兴府、大名府、彰德府三府；有恩州、景州、沧州、清州、献州、深州、卫州、濬州、滑州、磁州、洺州、通州十二州；还有大名、元城、馆陶、夏津、武城、历亭、临清、吴桥、将陵、东光、南皮、清池、静海、兴济、会川、交河、乐寿、武强、安阳、汤阴、临漳、成安、滏阳、内黄、黎阳、卫县、苏门、获嘉、新乡、汲县、潞县、武清、香河、漷阴34县。
金代漕船从天津循白河（今北运河）溯流至通州后，“船自通州入闸，凡十余日方至京师”。所谓“入闸”，就是驶入闸河。闸河是金代“为闸以节高良（梁）河、白莲潭诸水”的河道，从金中都东到通州，长五十里。金代南来的漕船通过闸河行驶到中都需要十多天，换句话说，每天走不了五里地，说明金代闸河的漕运效率及作用很低。所以，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朝廷商定引卢沟河水以通京师漕运。金世宗高兴地说：如果能引卢沟河水到通州，那么，各地的货物就可以直接运抵中都城，好处太大了。于是，让有关衙门进一步合计，拟出计划。结果，有关衙门认为应当征调千里内的民夫参与凿河引水工程。当金世宗得知需要这么多的人时，就明确指示：已遭灾的地方的民夫就不要来了，缺的劳力从百官的侍从人员中抽调。但时过不久，金世宗对有关尚书们说：“今年山东发生饥荒，如果再兴工开河引水助漕，就要妨碍农业生产，老百姓能无怨言吗？我们开河引水助漕，本想减轻百姓的负担，有利于民众，却因此而引起怨恨，我们不能这样干。开河引卢沟河水以通京师漕运的事，就此停止吧。”
仅仅隔了一年，在尚书们的要求下，于年底引卢沟水助漕的工程还是上马了。计划从京西石景山北麓开凿金口，然后引卢沟河水东流，大致经老山北、玉渊潭等地，至中都城北入护城壕（约略在宣武门内棕帽三条、前百户庙、东太平街、涭水河一线），再往东便是经过西交民巷、东交民巷、泡子河等地一直到通州城北入潞水的闸河了。原计划80天完工，但金世宗使人核实后，只需要50天。金世宗又痛斥尚书们说：“所余三十日徒妨农费工，卿等何为虑不及此！”在金世宗看来，预算多出来的30天，白白地妨误农事，浪费工时，所以他斥责尚书门为什么考虑不到这一点。
结果，当金口河开成后，由于从金口到中都地势高差大，地面坡度较陡，所以引来的卢沟河水奔腾漩洄，水流湍急，冲蚀两岸，致使河岸崩塌。又因为卢沟河水浑浊，含泥沙多，泥沙淤塞，使河道变浅，不能行舟。尽管金世宗在不无遗憾的情况下，还是对分引卢沟河水以助漕运抱有期望，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所以，大定二十一年（1181）八月，因为京城储粮不足，金世宗诏令沿运河的恩州、献州等六州将百万余石粟粮运至通州，“辇入京师”。所谓“辇入京师”即用车人推驴拉，陆路转运中都，只能如此而已。
尽管金代的闸河，因水量不足，河道不畅，漕运费时费力，效率很低，甚至长期废弃不用。而开凿金口，本想分引卢沟河水入闸河以助漕运，又遭到失败。但是，金代闸河的漕运已与白莲潭（什刹海前身）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白莲潭已是闸河的水源之一。这个问题在本节的开头所引《金史·河渠志》的史料中，已说清楚了。
但是，金代的闸河大致从今西城区的东、西帘子胡同、东城区的东交民巷以及北京火车站下的原“泡子河”等地，下接东便门外的大通河，其北距白莲潭尚有二三里地。那么，白莲潭里的水是怎样被引入闸河里的呢？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应有三条引水渠道：
一条当从白莲潭西部（今什刹西海）引水，向西南流，至西直门内大街横桥下，循西河（后又称西沟、大明濠，即今西城赵登禹路、太平桥大街、佟麟阁路）南流，汇入中都城北护城河，东接闸河。
另一条当自白莲潭南部（今中海）引水，略向西南流，经今北新华街汇入中都城东北角的闸河。
还有一条，当自白莲潭南部引水，向东南流，即循古高梁河故道汇入中都城东北郊外的闸河。
这三条引白莲潭水注入闸河的渠道，把白莲潭与金代向中都城的漕运河道即闸河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三）元代积水潭（海子）成为大运河北端码头
金代的白莲潭到元代发生了巨大变化。白莲潭原在金中都城外，即中都东北近郊；到了元代，白莲潭不仅成为元大都规划设计的依托和标尺，而且全部被圈入大都城内，成为大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南半部被圈入皇城之内，成为皇家御苑的一部分，改称太液池；北半部隔在皇城外，别称积水潭，又名海子。《元史·河渠志·海子岸》条说：“海子一名积水潭，聚西北诸泉之水，流行入都城而汇于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
如果说金代的白莲潭只是由金中都到通州间的漕运河道即闸河的水源之一的话，那么，元代的积水潭就完全不同了。元代的积水潭实际上成为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不仅是大运河漕运河道的一段，更重要的是成为京杭大运河的漕运终点码头。积水潭的功能和价值之所以得到如此巨大的提升，关键就是通惠河的开凿。
关于通惠河开凿的原因与过程，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即“元代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一节中已有较具体详细的介绍，这里再引用元朝人欧阳玄（字原功，号圭斋，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在《中书右丞相领通惠河都水监事政绩碑》碑文中的话，以作进一步的说明。在这里应当交代一下，《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九在收录欧阳玄所撰的碑文时，将欧阳玄的名字改作欧阳元，毫无疑问，这是为了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烨”的名讳才这样改的。
欧阳玄所撰的碑文内容，改用白话文来说：就是“……我大元国家设置都水监这一机构，是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那时候，丞相旺扎勒首先提出设都水监、负责开发水利的建议。当时圣明的皇帝、贤能的辅相，为都水监所管水利的事考虑得十分周到，制订的方案十分严密。那就是导引昌平县白浮泉的水向西流，沿着西山东麓，收纳马眼泉等一些泉水，然后汇为七里泺，也叫瓮山泊，再向东南流，由大都城的西水门（在和义门北）流入城中，汇入积水潭。接着，又向东流，紧傍着宫墙，从大内的东边南流，与金水河汇合，自大都城东水门（在丽正门东）流出城外，又东流至通州南，入白河，南至直沽（今天津）入海。长有二百里，这就是通惠河。全河设置水闸二十四座。跨过诸闸之上，有通京师内外的道路，于是建桥一百五十六座。凭借水闸可以蓄水泄水，利用桥梁以便往来。当时有运粮提举司车户一千四百五十一户，这些属于运粮提举司的车户都归都水监管，其职责就是负责修建通惠河上的闸桥之事。通惠河上的闸与桥初建时，用的都是木料。元仁宗延佑（1314-1320）中，都将木闸、木桥先后改建为石闸、石桥。当时，让通惠河的闸户都学习当石匠，或当木匠、铁匠、烧石灰匠，都学习各种手艺技术。每年给闸户一定的钱。有关机构将这些闸户都予以登记。
几年后，通惠河上的各闸都改造成为石闸。这些工程劳役都是闸户干的，没有干扰征集民众。……现在，国库不亏储粮，百姓用粮不缺，全有赖于通惠河。我大元帝国东至于海，西及于河，南尽于江，北越大漠，在这广阔的土地上，涓滴的水都汇集起来为我所用。
东南的粟米每年向大都漕运数百万石，有的是从海路运来的，再由通惠河运到大都。东南各行省上供朝廷的东西，每年数以亿万计，都越过长江、淮河、黄河而北来，然后通过通惠河运达大都。至于商货贸易，与平民百姓生活日用所需的东西，就不能一一细说了。……远方商人（指东南亚、东亚诸外国人）的奇珍异宝和特产，航海而至中国，有的要走一年多的路程，到中国后都由大运河而运到大都城。这是古今书籍所未有记载的”。这段文字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
第一，对通惠河流经的地方说得更为清楚，特别是自大都西水门流入积水潭后，又紧傍皇宫的宫墙，从皇宫东边合金水河后而南流，即又向东，沿着皇城城墙，环绕大内（皇宫）的东侧，与从大内流出的金水河会流后继续向南流出大都城。结合今天的北京街道胡同来说，通惠河从地安门外万宁桥下流出积水潭后，稍向东去，而后转向东南，经东不压桥胡同，又经明清皇城东北隅的北河胡同东流，然后经东安门北街、东安门南街，于正义路北口处通过文明门西的水关流出大都城，之后转向东南，经今崇文门内的船板胡同、泡子河（原在北京内城东南角，今北京火车站处）等处，下与东便门外大通桥下的通惠河相接。通惠河在积水潭以下的具体流经之地，《元史·河渠志》与《元史·郭守敬传》等都没有说得这样具体细腻。
第二，《元史》的有关部分对通惠河上水闸的数量及名称都有明确的记载，但不见有涉及通惠河上的桥梁的资料。这里的“置闸二十有四，跨诸闸之上，通京师内外经行之道，置桥百五十有六”的记载，是研究元代通惠河与大都城内外交通道路的极有价值的资料，值得重视。
第三，在欧阳玄看来，通惠河不只是东到通州，而是从通州之南，南会白河，又南会直沽入海，凡二百里。也就是说，他认为从通州到直沽（今天津）的北运河，也属于通惠河河道。所以，他说元代漕运“有海而至者，道通惠河以达”，意思是说，元代由海上而漕运的米粮，到达直沽以后，便经由通惠河而运抵京师大都城。可以说，在对通惠河的认识上，这种观点颇为新颖，值得注意。
由于通惠河的成功开凿，使大都城内积水潭（海子）成为通惠河河道中的一个巨大的“水柜”，不仅存蓄由通惠河上游汇集而来的白浮泉、一亩泉、榆河、双塔河、玉泉等清水，而且为通惠河下游供应一定的水量，以保证部分漕船能从通州直接驶入大都城内。因为部分漕船可从通州经由通惠河驶入大都城内，故大都城内的积水潭（海子）出现了“舳舻蔽水”的盛况。元王元章的“燕山三月风和柔，海子酒船如画楼”的诗句，也反映了积水潭上舟楫之盛。换句话说，积水潭成为元代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终点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