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耕不辍
歌德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里，每天都规律地工作着。他不再从事引人震惊、注目的事情。他的住宅十分简朴，书房、书库和小寝室是他生活的中心。
在这个面对庭院的书房里，他把自己从周围喧嚣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专心写作，或是进行实验和观察，看书并作笔记，他所完成的工作多得不可胜数。
1817年，《意大利之旅》完成。
1819年，《西东诗集》完成。
1821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第一卷问世。
由于诸多的文学、出版活动，以及社会舆论的影响，写信给歌德的人有增无减，这使得他忙得分身乏术。
1806年以后，歌德的日记中就详细记载着他每天的计划。他每每保持客观的态度，将每日所发生的事加以批评、反省，彻底地认清自己，并寻求以后的发展。他在日记上写道：“现在所拥有的是过去……一切要以自己的生活为基础，努力工作，不断地推陈出新，就像一颗永远滚动的石头。”
已近暮年的歌德将自己的精神都集中在工作上，但并不像年轻时代一样，把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分离。他每天都有很多访客，有时候也会出门去参观展览会、聆听音乐会，或参加自然科学讨论会。这段时期拜访歌德的人除了诗人和作家之外，也包括自然科学家、艺术家、探险家、教育家及政治家，而且后者竟比前者还要多。
1827年，歌德和一位俄国外交官的谈话中，曾提到他对于名望的见解：
名望是崇高的灵魂营养素，它会坚强精神，也会使心情爽朗。对于一颗软弱的心来说，利用名望来振作，是很好的建议。但一个人得到名望之后，就会轻视它。舆论会把一个凡人神圣化，而把神贬为魔鬼。甚至赞美令人羞愧的失败之事，嘲笑我们引以为傲的道德。请你相信，名望和恶评一样，都会伤害人心，这是我由30年被憎恶的经验中得来的。很多人不曾读过我的作品——尤其是法国人和英国人，而且大部分人不了解我，但是他们却成天地谈论我、批评我。如果你和我共同生活两三周，尝试我所处的环境，想必你也会反对那些嫌恶我的人，同时给予那些深受国民性通病之害的诗人更高的评价。我承认，德国并不了解我。德国人民离艺术、哲学修养的自然之泉很远，被剥夺了生机，同时又具有抽象性的精神。我喜欢德国人纯粹的特有的理念生活，我也喜欢在迷路时散步，在拥有生命时同样拥有自然，因此我认为具有生命的东西，比经过美化的艺术品有更高的价值。
1831年9月，他写给普鲁士参议员的信中则阐明了他对生活的态度，信中这样写道：
我敬爱的朋友，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在我房子对面的广场上，有个质量似乎很好的水槽，水经由水管流满槽中，每天清晨和傍晚，总有很多主妇、孩子、女佣、仆役来汲取生活必需的水。
这种工作十分简单，但却有无穷的变化，洗衣用的水装在桶中，担在肩上；饮用的水装在水壶中；烹饪用的水汲在小桶中。正在汲水和等着汲水的人姿态各不相同，正在汲水的人专注而喜悦，等着汲水的人凝视而期盼。没有不耐烦的表情，他们按次序顺利的进行，彼此之间被共同的目的微妙地联系在一起。
遗憾的是在水槽边洗菜，是不被允许的。我倒觉得那是很亲切可爱，具有人情味的一种景象。虽然被禁止，但这种情形偶尔也可以看见。
一大早就来汲水的人们、中午聚集在水槽边乘凉的群众，甚至是趁着没有人爬上水槽直接由水管中饮水的少年，看来都是那么生动而亲切。
我认为雕刻家从这些情景里，可以捕捉到某些值得刻画的形象。在这儿可以看到人类生存无可避免的所有动机。这些动机对任何人意义都很重大，这些动机有时候会形成一种附属品，呈现美丽优雅又完善的形态。对这数千人来说，主体与客体直接结合，具有生命的艺术是存在的，因为他们的本身就是。
人的生活，就是要利用每一分每一秒，继续不懈地奋斗。认同了这一点，你就可以理解歌德在晚年仍多方面活动的原因。“时间无穷地延长，若能每天充实不懈，时间将是个兼容并蓄的容器。”从《我的生平诗与真》中的这句话，可以看出歌德对生活的计划与看法。
歌德谈话录
歌德真正的心灵上的活动与访问者关系不大，而是在他自己的小圈子里。他最信赖的几个朋友，其中有他的学生和秘书，还有他的家庭医生，以及被聘为王子家庭教师的自然学家。
1823年，30岁的苦学者，同时也是歌德作品崇拜者的艾克曼到了魏玛。他后来成了歌德不可或缺的助理，他有一部作品叫做《歌德谈话录》。书中记载了歌德对艾克曼所说的，类似政治遗嘱的话：
诗人从政并结党结派，一定会招致毁灭。诗人必须以自由精神来判别世事，从而避免偏狭盲目的憎恶。
诗人以个人及国民的身份，爱自己的祖国，但诗中美丽、高贵的力量及活动，是不应该受空间限制的。诗人只是写自己所见之事，所以不应被束缚，而应像一只自由自在的兔子，行走在普鲁士或其他民族的土地上，丝毫不应该担心天空中是否有长着利爪的老鹰。
热爱祖国的定义是什么？做一个爱国者而活跃的意义是什么？诗人在一生中，若能与有害的偏见争斗，鄙弃狭隘的意见，启蒙自己的民族精神，纯化兴趣，为精神志向与思考方法日益高贵而努力，这就是热爱祖国的定义。如果对诗人的这种胸怀不抱感谢之心，而另有所求的话，就像要求一个带兵的队长，为了成为真正的爱国者，搁下本身的使命，卷入政治革新。队长的职责是什么？是训练军队，使每一个军人都服从命令，有较强的战斗力，在国家濒临危机时，能发挥军队的职责。所以对于队长来说，尽自己的本分，不插手政治，这才是真正的爱国。
我对于一切越俎代庖的事都嫉之如仇，尤其是有关国家的事，一不谨慎就会给人民带来灾祸。
你也知道，我并不理会别人的批评，也对政治充耳不闻，我只是卖力地尽我的本分，然而在某些人看来，我似乎是个冷漠无动于衷的人，这也是我轻蔑政治党派的原因。
围绕在歌德身边的另一群人，便是他的家人。歌德十分宠爱他的独子奥古斯特，而奥古斯特完成法律学业后，便与歌德以前一样参与魏玛国政，担任公国艺术与科学设施监督的助理。克丽斯汀死后一年，奥古斯特结婚。他的岳父是普鲁士军队少校，岳母是魏玛的宫廷女官。1818年，奥古斯特的儿子诞生，歌德享受了一段含饴弄孙的快乐日子。之后奥古斯特的婚姻出现了危机。奥古斯特本身其实也很有才能，但父亲歌德声名太盛，他始终感到一股巨大的压力。
1823年，歌德前往波西米亚温泉度假，在这里，他又一次受到了心灵的伤害。温泉旅馆主人的孙女乌丽卡年轻美丽，性格活泼。歌德对她的感情由父亲般的慈爱逐渐发展成年轻人一般的热情，当74岁的歌德向19岁的乌丽卡求婚时，周围人反对的情形可想而知，但最令歌德难受的是乌丽卡模棱两可的态度，最后歌德放弃了。这段暮年之恋促使歌德写成了新的诗作，在这首诗中，歌德将一切有关个人的意念都表现了出来。从1831年他写给朋友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这段生活的思考：
到了晚年，我的一切越来越具有历史性。过去的事，就如同在小地方看遥远国家所发生的事，过目即逝，并不特别注意，但我对于自己本身，越来越觉得具有历史性。
为了说明自己的精神是与周围环境互相依存而成长的，他不断地肯定自己的存在，“的确，在我漫长的一生中，该忍耐的都忍耐了。可是老实说，我所听、所看、所区别选择的，多少都凭借某种技巧。赋予生命以重现的力量，是我一贯的表现。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是由本身的睿智而产生的，我只是提供数据，作为他人的参考。”
对歌德来说，个人存在价值失去得越多，对于世界发展的反省也越多。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歌德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叹息道：
年轻人忙碌着尝试极端，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只是思考着、忙碌着，不曾了解活动的意义，也不理解自己采用的方式……冲动的年轻人只是被时代的旋涡所吸引。丰富和快速的时代潮流使人们感到惊讶，莫不为此而努力，例如铁路、邮政快信、轮船及其他更便利的交通。虽然他们已尽了力，但由于教育程度的限制，也只能停留在平凡中，无法获得突破。
虽说对年轻人陷入时代旋涡有着种种看法，但歌德自身也不免为无法体验即将到来的新生活而感叹不已。对于在巴拿马地区开凿运河及乘船航行世界一周的可能性，歌德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装载量极大的船如果能由墨西哥湾经过运河直接航行到太平洋，对于文明或未开发的人类来说，都是极大的福音，而这开凿运河的工作则非美国莫属，因为这个新兴国家有开拓西部的倾向，在未来的30或40年中，他们一定会开发落基山脉附近的广大地区，并出现大规模的移民，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在太平洋沿岸地区，自然形成很多广阔安全的优良港湾，会逐渐发展出无数大规模的商业城市，这也是预料中的事。到那时候，商船或军舰来往美国东西海岸时，为了节省航行时间，找一条更快捷的途径是必要的，换句话说，由墨西哥湾直接通向太平洋的运河，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同时，我相信美国一定会实现，但可惜的是我无法目睹这件事的完成了。
第二件事便是在多瑙河与莱茵河之间开通运河的事，这个计划规模相当大，我怀疑以德国的财力是否能够实现它。
第三件事是我极欲看见英国获得苏伊士运河的权力。为了亲身体验这三件事的实现，我希望自己能够再多活50年，但这似乎是很困难的事。
歌德在1826年产生的这种念头，而苏伊士运河在1869年完成，巴拿马运河也在1914年完工，只有连接多瑙河和莱茵河的运河到1985年才正式通航。
文学、宗教和社会活动
歌德对文学的兴趣和眼光是世界性的。他在少年时期和学生时代，除了当代的文学作品，还看了很多罗马、希腊、英、法的文学著作。后来，他想将欧洲文学以新的系统性的评价加以归纳。由于对东方诗歌的研究，他又走进东方的文学世界。1820年以后，他甚至想接触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他像着魔一般地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如拜伦、雨果、梅里美等，歌德在一本杂志中说，文学是“人类共有的财产”，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由“无数人”共同创造的。1830年，歌德阐述了他对“世界文学”的看法：
对于个人来说，再广阔的世界，不管被扩大到何种程度，也往往只是局限于祖国的领土，而严格说来，祖国的土地并不能给予我们丰富的题材。能够普遍受到世界大众喜爱的作品，必须不受地域限制。所写的题材具有某种特殊的地方性，即使作者本身才华横溢，受到欢迎的可能性也很小……
歌德早年有关宗教的诗，离不开“泛神论”以及“自己的基督教”；到了魏玛前期，他所信奉的是伦理的人文主义；到晚年，他开始对本质有了多方向的探求，宗教已经无法满足他的思考。1813年，歌德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故意极端地写道：
从诗人或艺术家的立场看来，我是个多神论者；从自然研究者的立场看，我又是个泛神论者。其实不管以什么角度来看，我的态度是始终一致的。如果我是个讲究道义，并且需要一个神的人，那么我对将来的考虑便都是多余的了。因为天上、地上的一切事物都从细小发展而成，我们所理解的本质也是以一个组织为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
晚年的歌德比年轻时更反对教会，他拒绝接受狭隘的教义。尽管1823年的时候，一位经常和他通信的朋友以本身严格的宗教信仰，试图拯救他。歌德在给这位朋友的回信里有意以淡漠的文字表达了藏在内心深处的话：
接获你的来函，我由衷地感动，但是至今我仍犹豫不决，不知如何回信。对于如此特殊的情况，请你原谅，我实在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长寿的意义，就是在有生之日，能够尝试各种事情。爱自己所爱的人，恨自己所恨的人，看看森林，看看年轻时代所种的树木。当我们衰老之后，身体上、精神上的天赋仍旧存在，这是多么值得感谢的事情。如此对一切暂时性的存在，我们就都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而对于永远的、消失于过去的事，我们也不必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