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学而优则仕

“念书当官”是每一位中国为人父母者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那是他们对孩子的谆谆教诲和良好愿望，同时也是每个孩子所不懈追求的目标。它的意思是“先读书，后做官”。这表明，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的那样，在中国，读书求学的最初动机和终极目标，就是入仕。当每一名孩子由牙牙学语到初懂人事而进入学堂时，他最先被灌输和想到的，便是念书当官，而所有父母在让孩子去接受教育的时候，他们整天念叨的，也不过如此。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替中国人求学的动机做了很好的注解。许久以来，中国的政权最终往往掌握在了那些从普通民众中脱颖而出的人手中。那些人一般都是出身平民，在接受了教育之后，在权力与荣耀的官阶上平步青云，直至“一览众山小”的境界。在美国的历史上，我们有许多贫苦出身的孩子成长为头面人物的事例，比如林肯、格兰特、加费尔德（Garfield）以及其他的许多著名人物。而在中国，像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因为他们国家的历史远长于我们的历史。

中国有无数的莘莘学子在这些榜样的激励和鼓舞下用功苦读。对于他们来说，要做出和他们榜样那样的辉煌业绩完全是可能的。和我们的国家一样，中国的朝廷对于有着出色表现的大臣也是宠渥有加，使之荣华显贵。众所周知，就在几年之前，清朝一名执政大臣病逝，皇帝非常悲伤，给他追封谥号，下诏褒扬。这位大臣本是出身贫寒农家，之后虽然官居显要，却仍是公正廉明，两袖清风。关于他的去世，皇帝在所下的诏书中这样说道：“卿诚乃朕左膀右臂、股肱之臣。”同样人们也知道，皇帝不仅亲自派遣了一位皇子带领他的10 名贴身侍卫替这位去世的大臣在北京停柩期间一直守灵，并且还嘱咐这位去世大臣家乡省份的督抚亲自主持其在家乡的葬礼。朝廷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死者的敬重和褒奖。

有些人模模糊糊地认为，中国纯粹是一个人口众多而未开化的国家，那里的人民完全沉迷在残酷野蛮、低级原始的鬼神迷信观念之中。但是，假如这些人有机会来认真阅读一番中国的文化典籍，那么他们的思路和眼界一定会变得开阔起来，他们也将会改变他们的某些看法。这些人将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文化典籍中存在着大量珍贵的警世之言、高尚的伦理道德，以及一整套非常完整的价值规范评判体系。可以这么说，这些东西拿来培养和教育西方的孩子们是完全可以的。而在中国，这些内容早已选入了学堂的教科书，用来教导学生。

约775 年前，一名专门注解孔子经书的杰出学者，将孔子的著述改编了一下，让它在学童的启蒙教育中也能够适用。自该书问世以来，没有做过任何修订或者更换，至今它仍是中国学堂中通用的教科书。举个例子吧，该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如何教育和培养孩子。当孩子刚开始学说话的时候，作者指出应该教给孩子们“男孩子要大胆而敏捷地来回答别人的提问，女孩子则要轻声慢语”。

接下来的内容便仅仅是针对男孩的：7 岁时，应该教会他们识数，但是他们不能与大人或者长辈同坐在一个座位上，他们也不能与大人或者长辈同桌进餐；8 岁清朝状元翁同龢秉烛夜读图时，他们应当要学会侍奉长辈，应当知道礼让，做到先人后己；10 岁时，他们应当去私塾读书上学，应当整天都待在学堂里，学习写作和算术。衣着朴素庄重，还要表现谦恭有礼，以做到动静有度，和自己的年龄和身份相符；13 岁时，还应当学习诗歌和音乐；15 岁时，还要学习骑射；20 岁时，被接纳为成人，要举行一些成人仪式，还要让他们学会其他的一些礼节，要诚恳地履行孝道和三纲五常；虽然他们这时已有了较为广泛的知识，但绝不能让他们养成卖弄学问、露才扬己的习惯，此时他们可以娶妻成家，做一些日常的事务；40 岁时，他们可以开始为国效力；50 岁时，他们可以担任各部的尚书；而到了70 岁，他们就必须告老还乡。

有关其他内容，本书还列出了如下谆谆教诲：教育孩童要永远讲真话，让他们待在符合自己身份的地方，坐要正坐，站要挺直；听大人教导或者先生授课时，要聚精会神，专心致志；作为一名好学生，要恭敬有礼，谦虚好学，虚心求教，牢记先生所讲的每一个字；他要从善如流，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他还要衣着整洁，不得马虎大意；他要温故而知新，每天都要学习，等等，简直是让人难以相信。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三个半世纪之前，这样一本包含如此精深智慧内容的教科书就已经在中国的学堂中存在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本内容和价值的重要程度比之不相上下的教科书，其名称是《家训全书》。其内容提到了一名学生如果要想成功的话所应当遵循的学习方法和学习途径。它所提到的主要宗旨就是“少而精深远胜于多却繁杂”。换句话说就是，它建议初学者学贵有恒，要刻苦进取，切忌不求甚解，既要目标远大，又要兢兢业业，融会贯通自己所学的知识，对任何一个疑点都不要放过；作者建议每人案前要时常摆放三本好书，以供随时翻阅；同时还建议学生准备一些抄写本，以便在读书时将一些妙言警句誊抄下来。这本书还用到了一条古老而著名的谚语，这条谚语的历史比书本身的历史还要悠久，早已广为流传。其内容是：“士三日不读，则其言无味，而面目可憎。”因此，当人们发现中国的教育体制的基础是如此高度智慧时，他们就不会对此怀疑了———为什么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历久弥新，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无论是在别的哪个国家、哪个朝代，我们都没有办法发现还有比中国所拥有的指导人们怎样安身立命的哲言睿语更加尽善尽美了。但是，我们却不能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教育内容无论从整体还是部分上看都是完美无缺的。威尔斯·威廉博士在他的著述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在那个自居天下中心的王国中，”他说，“让那些古老的中国人接受教育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装满知识在他们的大脑中，而是要让他们安分守己，服从统治和约束，同时也为了净化他们的思想和感情，是为了‘洗脑’。”倘若在古代中国的确如此，那么在近代中国，教育的目的还是如此。因为一千多年以来，中国教育在实质内容上并没有什么改变。

当我们对清朝所规定的教育内容进行了认真地审视，当我们也了解了这些内容其实是掌握和统治国家的高层官员们所必备的前提条件时，我们原先对那些充满智慧的道德教化和哲言睿语的赞美与钦佩，会马上变成深深的震惊和完全的不迷信教条；还有许多不具实用价值的政治格言、稀稀疏疏的中国历史和传统习俗、没有体系的地理知识，这便是其全部的内容。其中关于中国历史方面的或精确或模糊的内容，以及少量的地理知识，都只是偶尔涉及一点，它们并不是作为周详严密、不可或缺的课程去学习的。这些内容都是在一些儒家经典中断章截句摘抄而来，而那些儒家经典作品早在基督诞生的几百年前就已出现了。从上面的事实来看，我们能够很容易判断那些知识的准确性及其实用价值。

中国的教育体系之中，除了那些我们完全认可了的伦理道德教化的存在价值之外，即便是用乐观的态度对这一体系进行评价的话，我们也只能说它不过完成了如下这些使命：传授阅读和写作的知识，培养锻炼并强化了记忆力。可以这么说，在这一体制之下培养造就出来的中国学生的记忆力是极为惊人的，世上任何其他的民族都无法比拟。

对于学生的课程，我们在此简单介绍一下。当儿童在五六岁刚开蒙时，他所接触的第一本书是《三字经》。内容是三字一句，并且很押韵：实际上近乎打油诗。它的内容是一些传统的道德规范和广为流传的故事。本书的目的是教导学生努力为父母争光，光宗耀祖；要敬畏皇帝，做良民顺臣；要形成良好的性格品德，不与坏人为伍；要心无旁骛，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本书还包括了其他方面做人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等等。作为学生，要熟读成诵这本内容不是太多的小书，要会读会写所有的字，并且明了正确的含义。在以上任务完成之后，第二本要读的书是《百家姓》，文字同样也是押韵的，但实际意义和价值实在是没有多大联系，它仅仅只是中国通行的所有姓氏的一个目录。然而就是这本书的内容，学生还是要将其全部牢记在心，并且也要能读会写里面的每一个字。最后，是《家训全书》，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过这本书的内容了。和前面的两本书一样，学生还是要熟记背诵其内容，能读会写。掌握以上三本书仅仅只是一个开头，后面还有真正艰巨复杂的学习任务呢，也就是那厚厚的九卷本的儒家经典。如同对待以上三本书一样，学生必须将其全部装进脑子里，其中每一个字都能读写。

在学习儒家经典的同时，学生还要学诗作文。吟诗作赋是中国人的传统，在这片大地上广为流传着一些优美动人的诗歌。可以很有根据地说，在中国，有许多学者都是作文写诗的高手，因为中国的语言明快简洁，且变化颇多，能够表达非常细腻精微的思想和感情，这就为学者们写诗作文提供了诸多有利的前提条件。我曾将一位中国著名学者的书信集译成英文，完稿了的英译本有将近一百多页。这份书信集的原文写得异乎寻常的简约凝练，任何一个字的改动，都会对原清代《增订百家姓》书影作者的本意有所影响。

有关中国古代的经典作品，我们已经做了诸多表述。事实上，它们也包含着大量无关宏旨、价值不高的糟粕；同时，我们应当承认的是，其中有诸多内容不管是当代的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无法解释和难以理解的。那些东西在刚被写出来时，可能是极高的智慧或者极为深刻的哲理；但是，物转星移，世事变迁，千百年之后，文字的意义有可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用法也可能早就和以往相去甚远，再加上许多尚未知晓的其他因素———于是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今天要探究根源地对那些古典作品中许多内容的真谛进行探寻，谈何容易，不啻异想天开。那是一些无法解开的谜团、难以捉摸的怪题。我们在这里引用一句话———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是我们随意在《易经》中摘取的：“大人见虎，往见神明。”我们从这句琢磨不透的话语中能够体会出些什么呢？然而，《易经》中的这些东西可能要比那九种被奉若神明的儒家经典的某些内容还要更好一些，或者至少不会相形见绌。因为学生不仅要牢记那九种书中的每一个字，并且还要时时能够做出解释。如上即是中国教育的主要内容。

大清帝国的每座城市和每个乡村几乎都有学校。教育得到了公众广泛而普遍的重视。因此，如果为人父母者未能送孩子进学堂上学，那将是一件颜面扫地的事情。他会因此受到指摘和责难。学校往往并非政府拨款建造和维持，多是由众人的捐资和学生的学费来修建和维持。教书先生通常是在某一级科举考试中已经通过了的人。他们只有很少的报酬。如果是在荒远偏僻的小村子里，教书先生每年可能只有75 元的报酬，而在较大的镇和城市里，每年可能有150 元左右。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私塾先生，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他们往往采用很有特色的“填鸭式”教学手段来教这些年轻人，却清代教书先生也因为经常取得成功而声名远播。所以，他们一般也会有较丰厚的酬金。学校教室里的设备非常原始和简陋。一张八仙桌，上面供奉着孔子的牌位，一把供先生坐的椅子摆在桌子旁边，这些便是一间教室里最重要的物品。此外，还有供学生使用的小桌子和小凳子，那些凳子很像是木匠用的木马。以上便是教室里物品的全部了。每名学生除了书本之外，还有一些纸、一方砚、一块墨，以及一支似乎是骆驼毛制成的毛笔。私塾先生大都备有一把戒尺或者一截竹棍，此外还有大圆眼镜一副。前者是用来惩戒学生的称手工具，世界各地的学生似乎对此都不会太陌生；而后者则是用以维护师道尊严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孩童一般是五六岁时入堂受业的，有的年龄甚至比这还要小。他们通常是没有周末或者假日，每天要有九个小时在学校学习，直至完成我们以上所述的学业课程为止。到了这个时候，学生们大都到了十八岁了。学生们在进入教室和离开时都要向孔子的牌位及先生鞠躬致敬。每天他们都要习字作文，还需背诵一部分课文。在背诵时，学生往往都是扯开嗓子高声大喊，逐字逐句，来回反复，不达目的不罢休。如果谁默不做声，那么先生的竹棍或者戒尺便上他的身了。看来，如果一个正刻苦用功的中国孩子的肺活量全部发挥出来，几乎可以掀翻教室的房顶。人们在很远的地方一听到那喊声振天的读书声，就知道孩子们正在按部就班地上课。比之中国的教室，一家机器轰鸣的工厂或者热气沸腾的锅炉房便立刻成了暮气沉沉的教区墓地了。

在学校里，先生对学生的教学方法完全是因材施教。每个学生都是依照自己的情况来学习，行远自迩、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因此对于学生们来说，彼此都是互相独立的。先生布置的任务如果有谁先完成了，就可以随时来到先生面中国早期的学校———私塾前，将书递给先生，然后背转身对着他，双手交叉在背后，将学过的内容背诵一遍。事实上，中国的“背书”，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的话，便是“背对着书本”（toback the book）。“背书”便源于这一独特的做法。它的意义和英语中的“recitation”一词基本相同。

有充足的证据说明一个事实，即从整体上作为一个民族来看中国人，他们的智商非常高，从他们的创作能力便可看出。近来大量的考试和测验表明，中国的学生在和西方学校里的青年男女进行直接比试和争衡时，丝毫不落下风。有一位中国的男孩子，在香港和澳门地区接受了教会学校的一些预备教育之后，教会的慈善机构又将其送至美国，以便让他完成未竟的学业。刚刚在几年之前，这个男孩在耶鲁大学的英文写作比赛中无出其右，独占鳌头。数年前十二月的一个晚上，在北京街头的水沟里人们发现一名被父母遗弃的女婴，便赶紧将她打捞上来，结果这孩子幸免于难。后来，她有幸被送往英国接受教育，最终在我国一所最著名的女子学院以最优异的成绩和最显耀的荣誉毕业。依照西方当代人的眼光来判断，仅从那些被清朝政府选送到美国来接受教育的学童的表现上，便能让人惊讶于那个东方的大民族所具有的超出其他民族的智慧，那是一个极善于思考的民族。那批被选送到美国的学童一共是120名，年龄大多都是11 岁左右。母语都掌握得不错，能读会写，但无人接触过洋字码。甚至他们当中都没有几个人能在我们此上所述的中国正规学校里念过几天书。许多的美国女士都凭想象认为，那些孩子不是出身王室贵胄，便是来自豪门世家，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依照中国人自己的标准，这些学童都是来自中产家庭，他们家庭的年收入仅仅在200~500元左右。那些学童到了美国之后，我们既未发现丝毫关于他们有不当行为的事例，也未发现他们存在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智力缺陷。他们以让人惊讶的速度，掌握了世界上第三大难学的语言———英语；随后，他们又来挑战那一系列完全陌生的学习课程，并表现出了令人咋舌的适应能力和超强的悟性。在他们整个的学习过程中，不管是最基本的中小学内容，还是大学的内容，也不管是理科课程还是文科课程，那些学童在他们所处的班级中都是位居前列的佼佼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所有的言行举止都非常得体，滴水不漏。我曾和其中的51 名学生同乘一艘客船越过太平洋，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难忘的25 天。当时他们包乘的客舱异常拥挤，条件恶劣。我相信，如果让相同人数的美国青年学生待在和他们的中国同学一样的恶劣环境下，他们绝不可能忍受那么长时间的煎熬。但是那些中国学生不仅做到了，同时还表现出了相当的绅士风度。既没有指导的教师，也没有负责的官员陪同着他们，在天涯孤旅中他们就像一群失去了妈妈的孩子，然而他们却都很好地把握自己，表现出了很强的自理自立能力。最近，美国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的校长对我说，有五名中国学生———三名中国男孩和两名女孩，已经顺利地通过了这所大学主持的入学考试，被获准进入到他亲自负责的学院学习。他们五人均未在美国接受过入学前的训练和学习，仅仅只在中国的教会学校里学习过一些为大学学习打基础的课程。即便是这样，在和好几百人同时竞争进入那所大学的资格考试中，三名中国男孩获得了拉丁文的最高分，两名中国女孩则获得了数学的最高分。

人们对于中国的文盲状况已是多有论述和种种估计判断，但所有的那些判断和估计都仅仅是主观的凭空臆测，因而丝毫没有价值。将判断估计建立在可清代教书先生与学生们的合影。封建时期只有男子有接受教育的权利靠基础之上的可以利用的有效资料事实上是绝无可能的。我们的估计只能是这样的，从整体上看，能够识文断字的人的比例，在中国的各个不同地区有着极大的差别。和我们预想的一样，较大的乡镇和城市有着远高于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教育普及率和文化程度。这里有一个对中国的教育和文盲问题来说是有着决定性意义和影响的事实。这就是，妇女在中国是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的，这一点或许是没有任何人会否认的。在整个大清帝国内，向女子开放的学校是一所也没有。

当然，除了由外国传教士主办的那几所教学学校。所以，当我们来对中国的文盲状况进行任何判断和估计时，人口中的所有女性，或者说整个人口的二分之一，都要将其归入全文盲的行列。

对于学校开设的课程，清政府是不加限制的，几乎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对此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官方来圈定现在学校的课程。即便事实果真如此，那也是很久以前的故事了，或许是过于久远，似乎有关此事的官方记载早已被岁月消磨得杳无踪迹了。唯一有案可稽的是，约九百多年前，唐朝的一位皇帝开创了一直沿用至今、网罗世间英才的科举取士制度。自那以后这一制度在本质上没有经历过什么变化。如同中国的其他事物，似乎刚已出现，它们就已经尽善尽美、毫无瑕疵了，没有进一步扩充和完善的必要，便能够名垂青史、万古不朽。

在清朝帝国之内，某些阶层的人们虽然求学的权利没有被剥夺，却被严格禁止参加科举考试。如果某人是这阶层中的一员，那么他的四代后世子孙都要“分享”这一“特权”，即不能够参加科举考试。这样实际上便断了他们步入仕途的一切可能。这些人包括各类罪犯、娼妓、演员、宦官、丧葬主持者、剃头匠、跑堂的，以及仆役等等。以上阶层中如果有人胆大妄为地在四代被禁的范围之内，一时兴起去参加了科举考试，那么在被发现之后，他受到的惩罚一定是非常严厉的。

对于这些歧视政策，有的听起来似乎理直气壮，但实际上它们没有一点合理性可言。而其中有些说法，读者在看了之后，肯定会觉得非常荒唐和可笑，简直是不经之谈。比如，一名厨子或者他的子孙都可以自由地参加科举来求取功名。换句话说，他们可以仕途得意，平步青云，朝廷的最高荣誉和奖赏是可以看到也能够得到的东西；然而，对于将厨子做的饭菜端上桌子的伙计来说，境地可就大相径庭了，他本人，直至他的第四代后人，参加科考都是不可能的。对他们来说，那条路是紧闭着的，只能望洋兴叹；同样，那位妆点和打扮人们脑袋的艺术家同样非常不幸，他和他直至四代的子孙，也在此列；相比较而言，那位从事修脚业的绅士———脚医，就异常幸运了。他和他的子孙后代们在这条路上只要有本事便能够一路畅通。既可得高官，也能享厚禄。这种种的差别歧视政策虽然离奇古怪，让人捉摸不透，但是中国人很容易地就找到令自己心安理得的解释，就如同他们表现在其他任何事情上那样。至于西方人如何看待，那简直太无关紧要了。中国人坚持认为，仆役是一种非常低贱的职业。因为他们必须在主人左右侍立，还要跑前跑后，腿脚不停。而厨师便不像这样低贱。同理，他们还认为，剃头匠必须在那里站着，手持剃刀和剪子来为坐着的顾客服务，因而，理发也是一种低下的、奴性十足的职业，让操持此业的人来谋取功名不太合适。“但是，”他们扬扬得意地补充说，“修脚指甲的艺术家是坐着工作的；即便是为皇帝服务时，他也是坐着的。”

中国的科举考试有着不同的级别，要最终通过，必须经过三个等级的考试。

最低一级的称之为“秀才”，即初露锋芒、略有才气的人；第二等级的称之为“举人”，即身份进一步提高了的人；最高一级的称之为“进士”，已经是很有资格的学者了。有时人们将这些称号同西方的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学位来比较，但那仅仅只是比较而已，在本质上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如果要取得秀才的学历资格，须通过三次考试，这三次考试都是在当地的县区城镇举行的；举人的资格考试是在各个省的省城举行，每年一次；级别最高的进士资格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考点只在京城设立。所有参加考试者都必须从最低的一级考起，任何人不得越级参加。只要本人愿意考，每一个有资格的人都能够一直考下去，甚至可以为之终生奋斗，事实上有许多人是这样来做的。他们在希望与失望、成功与失败之间苦苦挣扎，穷经皓首，不懈追求。只要他们对那些难以计数的复杂严厉的考试规则不加违反的话，就不会被排斥在考场之外，希望就一线尚存，他们就可以再接再厉，继续向前考。

获得了最低一级学位资格“秀才”的人，也就拥有了资格来担任某些公职。

但是，如果他对于某个从属的位置不太满意，还有更高的追求和期望的话，那么他要做的是，或继续只身苦读，或请一位先生为他指点迷津。获得最高的学位资格之后，再进入仕宦生涯。就像上面说的，许多人就是将青春年华在这样的苦苦追求中慢慢地耗尽了，直到两鬓斑白却仍是考场上的失意者。在北京每三年一次举行的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中，我们都能在众考生间发现一些头发斑白的老学生，这很是一道风景。有一次我看到应试者的名单中有一名考生填写的年龄是86 岁，除此之外还有6名70 岁以上的。还有一次，一位考生由于紧张和兴奋过度，最后终因心力交瘁死在了考场里，这位考生已是88 高龄了。为了表示对此考生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孜孜以求的追求的表彰，朝廷最后追加了某个名誉称号给他。有许多人品行端正，正直贤良，在通过了前两级的资格考试后，继续考取最后一级的学历资格却屡试不第，如果直至90 岁仍未能通过的话，皇帝这时便格外施恩，赐这些人“进士”及第或者“进士”出身。当然我们无须说明，这种形式上的赏赐是完全不会加官进爵的。

关于科举考试的章程规则和条条框框，我们用一篇冗长的论文来描述。在清代《三字经训诂》书影考试中，对全部考生都是进行严密监视的，以防止任何形式的冒名顶替、串通共谋或者相互抄袭等等舞弊行为的出现。和考试相联系的是，彼此独立的三部分政府官员负责考生的考务。在参加第一级考试之前，考生首先要在登记处（我们暂且这样称呼）进行身份的验查。他按照要求向负责的官员解释清楚一切情况，让负责官员相信自己报考和竞争相应学位的资格都是充分的；同时递交给负责官员一个已经糊好，里面装着考生选好了的一个化名的信封。在考试时考生在试卷上要填写这个化名，自己的真实姓名不得使用。当考生在规定的时间进入考场时，第二部分负责监场官员就对他们进行严密的监控。首先他们对每一名考生都要进行严格的搜身。倘若某人身上被发现一星半点写着哪怕是只有一个字的纸条，那么马上他就会很不光彩地被驱逐出考场，永世不得进入。如果在搜身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那么各个考生就来到为考试而准备的隔离开来的小房子里。考生的物品只有几张纸和书写的笔墨。考试题目的统一分发一律是在全部准备工作就绪之后。考生一般在这种考场中一待就是20 个小时。在此期间，经常有监考官和巡查人员来回监视，以观考生是否是在串通他人共同作弊。考试的题目往往备有不止一个，它们一律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中选取。考试一结束，所有试卷便转向下一级官员———阅卷官手里。经过他们的详细审阅判断之后，确定成绩优异、通过科考者的名单。名单依旧是按照考卷上的化名来排列。随后根据事先糊好的信封里的化名，再确认考生的真名。从理论上讲，落榜者的姓名考官是永远不会知道的。

无论是哪一级别的考试都是以上述的方式进行，考试的题目也大抵类似，全部从儒家经典中出题。在北京举行的三年一次的考试中，应试的人数一般有14000 人左右，录取人数往往不会超过500人。由此可以看出，科举考试的要求非常苛刻，竞争也是异常激烈残酷。事实上，每次考试中能够获得向往已久的学位资格者，远低于总应试人数的10%。据说，试卷审阅的标准主要看书写是否规范，文体是否八股，内容是否孔孟。任何一丁点儿在儒家学说之外的独立见解都被看作是异端邪说，都会受到严厉的谴责。如果是那个样子，阅卷官是绝对不会给出好的成绩的。除此之外，另外两点颇受阅卷官重视。仅仅一个字写错，或者有星点的墨渍洒在了试卷上了，便会让一个人榜上无名；相反，如果是文字晓畅流利，文采斐然，加上字体的书写规范优美，则一定会备受阅卷官的青睐。能够写出这样试卷的人往往就会崭露头角，扶摇直上。

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多的失意者，幸运的成功者才会更加欣喜若狂，其家人也顿时春风满面，大喜过望。他们为此要无比隆重地庆贺一番，这是不足为奇的。大摆宴席，恭维喝彩之声不绝于耳。公布科场考试的成绩之后，中举者本人或他们的朋友们往往在城区的大街小巷到处贴满喜报，来表示祝贺和炫耀。我们移译了一份这类的张贴：“喜报！王先生非常荣幸地来告知各位，承蒙皇帝恩赐，他的不孝之子最近在省城举行的乡试中，以优异的成绩荣登金榜第169 名，取得了文科学士学位（即举人），可喜可贺！同喜同贺！”于是，王先生的家人和中举者其他朋友们闻此讯息，无不奔走相告，以手加额。

对于中国历代的文化作品，似乎并没有多少值得评说的东西。中国历代虽然在积累了卷帙浩繁的宗教思想和迷信观念因素之后，我们还会发现它的精华部分其实是在高度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建立的。可是，不管那些东方的思想家们和创作者的智慧和思辨能力达到了如何的高度，他们似乎总是喜欢选择一些具体而微的题目，然后穷根究底，将其阐述发挥得酣畅淋漓，尽收眼底。另一方面，他们显然不乐意或者不敢接触一些很宏大的题目，更谈不到庄重地将其展开为大块文章、鸿篇巨制。他们的本事完全在于细致入微的阐释和描述，面面俱到，惟妙惟肖。我们了解到，孔子的著述成为了后世中国一切创作的中心和仿效的典范，一切偏离和背离孔子思想的说教和行为都是自取其辱和惹祸伤身。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值得奇怪，因为它与我们上述的内容是密切相关的。此外，中国虽然有几本甚是精彩极富价值的小说，但其他大部分的文学作品都是一些拙劣的糟粕，胡说八道，没有用处。那些东西应当被警察查禁。

即便如此，中国人的头脑里的语言中却充满了睿智的、令人钦佩的锦言妙语，这些流光溢彩的语言都是摘取自古代以及近代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品，其中许多和英语中的习辞谚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此我们选取几条，以飨读者：“安贫乐道常自在，富人未必无烦恼。”

“孩子聪明，金钱将会使其堕落；孩子呆笨，金钱会使其更蠢。”

“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鉴往而知来，鉴今而知古。”

“财富来自积累，贫穷始于挥霍。”

“嫉妒是女人的天性，十分之九必如此。”

“身正不怕影子斜。谣言不攻自破，是非由人评说。”

“与官员为友，你会越来越贫穷；与商人为伍，你会越来越富足；与僧道交好，你会得到一本关于募捐的小册子。”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沉默是金，静水流深，喋喋不休者非圣人。”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土地撂荒，空虚谷仓；有书不读，子孙蠢愚。”

《窦燕山教子图》，由清代画家任薰所绘。

《三字经》中有云：“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