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海洋之路的探索中，中国可以说是首当其冲。史料记载，永乐三年（1405）六月十五日，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
郑和出使西洋的主要人员有水手、官兵、采办、工匠、医生、翻译等27800多人。
郑和船队，性能、装备及规模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船队中较大的船舶称为宝船。宝船最大者长49丈、宽18丈，中者长37丈，宽15丈。九桅12帆，16橹至20橹，舵重4810公斤。
1957年5月，在南京下关三叉河明宝船厂遗址发现的巨型舵杆，由铁力木制成，全长11.07米。经测算这支舵的高度应在6.25米左右，这是宝船大小记载的实物证明。
郑和船队有宝船62艘，满载丝绸、瓷器、金银、铜铁、布匹等物从今江苏太仓浏河镇（古称刘家港）出发，经福建、广东到达占城（今越南中部）、爪哇、旧港（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巨港）、南巫里（今苏门答腊班达牙齐）、锡兰（今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等地。
郑和前三次下西洋到达的国家主要是今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及南亚的印度等国沿海地区。每到一个国家，郑和都以中国使者的身份登上海岸进行访问，向各国颁赐锦绮纱、瓷器、金银等礼品。
史料记载，郑和的船队航行至暹（xiān）罗（今泰国）曼谷湾时，曼谷海滨高大苍翠的椰子树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旭日升起，火红的朝霞洒遍郑和庞大的船队。郑和在其助手的簇拥下走下舷梯。码头上人群热情地向他致意。僧侣们向他膜拜。人群中来自中国福建、广东的中国商人跪迎郑和的光临。郑和向当地官员赠送礼品。
郑和船队航行到锡兰。今日的科伦坡当时只是一个小海港。当时锡兰科提王国的首都就在这里。郑和登上了锡兰海岸，当地官员、僧侣、商人（包括中国商人）在码头欢迎中国船队的到来。郑和对锡兰佛寺进行布施，并立下碑记。碑文中写道：“谨以金银织锦、纺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事隔五百余年后，该碑在锡兰岛加里镇被发现，现保存于斯里兰卡博物馆中。
碑文是用汉文、泰米尔文及波斯文所刻。它不仅是中斯两国友好交往的珍贵文物，而且是郑和登上锡兰海岸，并在锡兰佛寺进行布施的见证。
郑和的第四至第七次下西洋远航中，最远航行至非洲东海岸。途经主要国家及地区有满刺加、爪哇、占城、苏门答腊、阿鲁、锡兰、柯枝、古里、甘把里、阿丹、刺撒、南渤利、彭享（今马来西亚彭京河口）、急兰丹（今马来西亚哥打巴鲁）、加异勒、忽鲁漠斯（今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比刺、淄山（马尔代夫群岛）、孙刺、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仆刺喹、苏禄、沙里湾泥、竹步（今索马里）等。郑和历经艰险，在28年（1450－1433）航海生涯中到达东南亚、南亚、伊朗、阿拉伯、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共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第六次出使，曾到榜葛刺（今孟加拉）访问。史书记载，榜葛刺国王带着官员及迎宾的礼仪用品，骑着马，排起长长的队列欢迎郑和上岸。郑和与国王一起，在身穿盔甲的军士护卫下，向王宫走去。王宫大殿前设孔雀翎伞盖百余，又有百余头大象列队，欢迎的场面隆重而又热烈。郑和宣读明成祖的诏书，国王拜接，并叩头谢恩。随后国王举行盛大宴会款待郑和。
在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刚刚迈入15世纪之际，郑和首次下西洋，揭开了世界性大航海活动的序幕。由于世界性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东西方交通为之大变，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往来，这对人类社会与国际关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此进入了一个历史转轨时期。郑和航海壮举使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在这个人类文明交汇的大舞台上，谱写下人类全球性探索的辉煌篇章。
郑和下西洋是明王朝“实现海内外大一统的太平盛世”思想的边界突破，是东方文明的海洋播撒。在这种宏伟目标的指引下，郑和奉明成祖朱棣的旨意出使海外诸国，是明王朝“大同”与“和谐”思想的境外推广。郑和下西洋，除了用发扬中国的文明礼仪的方式之外，还通过发扬海外国家中优良的传统文化和礼俗的方式来“敷宣教化”，实现了海内外文明的相互交融。
郑和下西洋发展和扩大了明王朝的海外贸易，是突破经济边界的一次壮举。中国周边的海外国家大多分布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这一地区，尤其是南洋一带，散布着众多的岛国，南洋与大陆空间不协调，地理分散、不连续，缺乏进一步联结的基础。海洋空间上的限制，国与国之间难以沟通，是造成海外各国关系不协调的重要原因，也是郑和下西洋致力于建立中国与海外各国间和谐友好关系的障碍。正是通过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以经济交往为纽带，将分散于大洋中的各个国家和地区联结起来，使被阻隔的“边界”开始瓦解，为郑和使团致力于中国与海外各国关系的协调发展，找到了一条现实可行的途径。
郑和下西洋开拓了世界海洋之路的新纪元，带动了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航海技术，但是，中国的海洋之路并没有因此而拓宽。英国学者评价说：“直到15世纪，欧洲在很多领域中的进步都依赖于来自亚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技术。中国人在造船技术上的优势表现在郑和的‘七下西洋’的航行中。然而在此之后，中国与世界经济隔绝了，它的航海技术也随之衰落了。”相应地，一些西方国家，诸如威尼斯、葡萄牙、荷兰等国家却在海洋之路的探索上逐渐兴起。到了1570年，荷兰商船的运输量大约相当于英格兰、法国和德国全部商船队的总和。18世纪，由于两个新的对手英国和法国的崛起，荷兰丧失了它的霸权地位。英法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航海实力，使用同样的技术把荷兰人赶出了他们曾经统治的地盘。1720～1820年，荷兰的对外贸易下降了20%，英国的出口则增长了7倍以上。另外，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以及愿意依赖进口食品对世界经济有着正面的影响。这些政策加强和传播了技术进步。尤其是通讯方面的创新在连接各国的资本市场和促进国际资本流动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使世界的边界进一步模糊。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这样描述：“罗盘和沙漏的引进有助于改进对海上时间的测量，进而使船舶的生产率提高了一倍。船只可以在恶劣的天气中航行并且在一年中两次往返威尼斯和亚历山大之间，而不再是一次。葡萄牙人为航行印度而进行的准备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研究计划。它涉及延续多年的在船舶技术方面的实验、导航仪器和海图的改进、应用天文学以及关于海风和海流知识方面的发展，再加上对其他可替代航线的研究。荷兰人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船舶工厂以便在海上处理刚刚捕捞上船的鲱鱼。他们也发展了成批地生产低成本通用货船的方法。”
海洋之路不仅是科技之路，而且也是西方列强的侵略之路、殖民之路，更是经济、文化边界的瓦解之路，这条道路一直蔓延到二战前后。
铁路、航空和通讯技术的不断崛起，海洋之路不再是缩短世界距离的唯一途径。但是，海洋之路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影响却无法抹杀。
20世纪末，人类文明历史上的一次伟大事件就是网络的诞生！网络之路的不断拓展使人类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网络技术上互联、搜索、链接、复制、共享等关联特性，使它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和承载海量的信息存储和复杂的人类交往。尤其是不断升级的信息高速公路，把世界载入了一个快速畅通的信息通道，使政治、经济、新闻、体育、文化、娱乐、商业的全球性边界逐渐模糊。人类社会已经走入新的生存空间：虚拟地球、数字地球和无边界的地球。正像麦克尔道森（Michael Dawson）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在《虚拟资本主义：垄断资本、市场和信息高速公路》（Virtual Capitalism：Monopoly Capital，Marketing，and the Information Highway）中所说的：“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技术神话之一，就是资本主义这个有机整体将被一个新的‘电子共和国’（electronic republic）所代替。”他们认为，网络可以为消费者带来丰富的产品知识，由此会带来一个“无摩擦的资本经济”时代，也就是我们所阐述的“无边界的全球经济”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