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则是“在文化市场运作方面较为多样、成熟的期刊之一”。它1941年7月创刊于上海，1945年6月1日停刊。前后共出43期，号外1期。初由陈蝶衣、平襟亚编辑，以市民为阅读对象，在栏目设计上，时事、科技、史地、文艺，无所不包。1943年7月由柯灵主编，以发表小说，诗歌、散文、小品为主。“在出版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吸收了期刊读者市场最大的份额，发行量在两三万册左右，远远超过当时普遍的4000册水平。《万象》的畅销带动了市民性杂志《大众》、《紫罗兰》以及《春秋》的兴起”。柯灵从“鸳鸯蝴蝶派”代表陈蝶衣、平襟亚那里接手《万象》编辑后，对刊物作了新的改革，脱出了“鸳鸯蝴蝶派”一贯风格，使其适应时代社会需要。后来，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这样追忆当时的情形：“当年夏季，我受聘接编商业性杂志《万象》，正在寻求作家的支持，偶尔翻阅《紫罗兰》杂志，奇迹似地发现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是谁呢？我怎么能够找到她，请她写稿呢？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我是认识的，我踌躇再三，总感到不便请他作青鸟使。正在无计可施，张爱玲却出乎意外地出现了”。
这时，张爱玲使用的仍然是攻克《紫罗兰》的套路——上门拜访，虽然没有介绍信，但已经有了《紫罗兰》上“第一炉香”的福音。她带来的小说《心经》，让柯灵“喜出望外”。《心经》很快在《万象》上发表了，柯灵在编辑室中对作者以及作品进行了这样的评价：“《心经》的作者张爱玲女士，在近顷小说作者中颇引人注目，她同时擅长绘事，所以她的文字似乎也有色泽鲜明的特色”，并在小说正文配有插图的标题下方郑重说明“本篇插图作者自绘”。此后，她的小说《琉璃瓦》、《连环套》也相继在《万象》上刊出。如果不是后来闹出的“一千元灰钿”的笔墨官司使张爱玲觉得“这件事我认为有辩白的必要，因为有关我的职业道德”，张爱玲不见得会主动放弃《万象》这样一块“新的文艺之花”阵地。后来的研究者这样评价说：“柯灵和《万象》的最大贡献是发展了张爱玲的才华。张爱玲迅速登上文坛的高峰，转眼红遍上海，与《万象》从不同于《紫罗兰》视角推波助澜，从进步倾向这个方面让张爱玲结识了更多的读者有很大关系”。
《天地》是苏青主编的月刊，苏青是当时上海大红大紫的作家，其长篇小说《结婚十年》半年中印行9版，曾累印30多版，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畅销书。《天地》创刊号说是当月10日出版，其实8日就已经上市。第一期原计划印3000本，8日开始发售，不想两天之内便卖完了。当10日早晨报上广告登出来时，书早已一本不剩，于是赶紧添印2000本，也不到两天便又售罄。足见当时的盛况。“在1940年代上海沦陷区的特殊背景下，《天地》之所以脱颖而出，与它以日常生活为主题的市民文化立场有关系”，同时，“《天地》会集了上海诸多名家名作，多谈饮食男女以及生活情趣，标榜文人趣味，成为沦陷时期的畅销杂志。……它与其他华中沦陷期间著名的散文杂志（如《古今》、《风雨谈》）相比，女性特色颇为突出，被坊间传为《古今》杂志的妇人版。
《天地》的作者群主要是当时声名赫赫的才女和贵妇人，读者群也是文化水平偏高的知识女性”。这样一份响当当的杂志，对张爱玲自然有吸引力。何况“张爱玲与苏青气味相投、私交甚笃，而作为主编的苏青是很乐意将张作为的头号‘种子’抬举的”。张爱玲自然满意，也乐于给《天地》写稿。“她要的是杂志随她走。当她感到《万象》并不会也不想全力支持推荐她，不把她的小说放在刊物最重要的位置时，她就及时地改换门庭，把小说投向《杂志》。当她感到她的散文在男性包围圈的《古今》难以独占鳌头时，马上把文章投到苏青的《天地》”。1943年9月苏青结识张爱玲，10月《天地》创刊，11月便发表了张爱玲的《封锁》，接下来依次是散文《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烬余录》、《谈女人》、《童言无忌》、《造人》、《打人》、《私语》、《中国人的宗教》、《谈跳舞》、《〈卷首玉照〉及其他》、《双声》、《我看苏青》。《天地》共出21期，只有第1期和最后一期没有张爱玲的文字。苏青在办《天地》之际，还有《小天地》出版，上面也刊发了张爱玲的《炎樱语录》、《散戏》、《气短情长及其他》三篇散文。可见苏青待张爱玲不薄，张爱玲也乐于给苏青写稿，还为苏青的《救救孩子》配插图，11期《天地》的封面也是张爱玲设计的，一个女子素面朝天躺倒在“地”。
《苦竹》杂志是张爱玲丈夫胡兰成主编的，属综合性文学刊物。1944年10月创刊，共出3期。3期《苦竹》上共发表文章33篇，其中第一期有张爱玲的散文《谈音乐》，第二期有张爱玲的短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散文《自己的文章》、译文《生命的颜色》。看重名声的张爱玲何以愿在一份名不见经传的新刊物上发表文章？个中原由，论者大都认为是“夫唱妇随”，是初为人妻的张爱玲为夫君胡兰成“捧场”之故。确实，在胡兰成一度失势时，作为妻子的张爱玲没有不帮衬的道理。一向热衷于政治活动的胡兰成在政治活动失利、各方面“冷落”的情况办这样一份文学性颇强的刊物，除了政治上的考虑，难道就没有他意？胡兰成于1944年2月1日到上海，不久结识了张爱玲。此时，胡兰成与张爱玲的关系正处于最佳时期，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说：“我办《苦竹》，心里有着一种庆幸，因为在日常饮食起居及衣饰器皿，池田给我典型，爱玲又给了我新意”。
可见当时胡兰成办《苦竹》这样一个刊物，既为自己消遣，却也不乏取悦张爱玲之意。因为1944年8月，相识不过半年的38岁的胡兰成与24岁的张爱玲没有举行正式的仪式，仅以自拟的一纸婚书签定了终身。而此时，张爱玲的创作已日趋成熟，文章固然不愁没有地方发表。但终究是假人之手，有时也由不得自己。张爱玲从7岁开始写第一部小说，9岁就向编辑先生进攻，直到19岁时发表第一篇中文作品，一个文学梦做了十几年。早年时，她曾备尝过编辑的苦头，她“从九岁起就开始向编辑先生进攻了，但那时候投稿新闻报本埠附刊几次都消息沉沉，也就不再尝试了，直到两年前”（《存稿》）。
1943年，张爱玲打开上海文坛大门的两篇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是她带着母亲的一位亲戚、园艺家黄岳渊的介绍信去见《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的。1944年初，大红大紫的张爱玲已成为上海众多报刊炙手可热的撰稿人，从1943年8月始，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上每期都有张爱玲的作品，但到了1944年6月，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年5月，《万象》刊出了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柯灵在编者按对此文也给了极高的评价。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对张爱玲的《金锁记》大为赞赏，认为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同时也对正在《万象》上连载的《连环套》提出严格的指责，末了还说“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此时张爱玲正与胡兰成处于热恋中，这种批评让她觉得格外刺耳。于是，《连环套》没有登完，张爱玲就自行“腰斩”了。直至抗战结束，张爱玲再也没有在《万象》这份曾经捧红过她、与她关系一度密切的杂志上发表任何文字。数月后，张爱玲针对傅雷的批评，写了《自己的文章》，发表在1944年11月出版的《苦竹》第2期上，作出了针锋相对的解释。可见，张爱玲把这些高质量的作品在《苦竹》上发表以支持胡兰成，实际上也是在帮自己，未尝不有开拓自控阵地的可能。张爱玲熟知中国通俗小说，其创作深受中国通俗小说的影响，“中国现代大众传媒与中国通俗小说的现代化几乎同时起步。清末民初，现代报纸登陆中国，中国文坛也开始了‘小说界革命’。
办报和写小说成了当时最风光的两件事。对当时那些报人的生活经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就是当时著名的小说家，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包天笑、陈冷、徐枕亚等人都是报纸、小说双栖作者”。张爱玲文学传奇开始时拜访过、并在其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成名作的周瘦鹃本人也是这种“双栖作者”，还有与她互相推崇的苏青也正在办《天地》。对职业作家的这种情形，她自然了然于胸。何况胡兰成只是个暂时失利的政客，此前刚从汪伪政权的宣传部政务次长的位置上下来，影响犹在。苏青就要把自己编的《天地》每期都寄给她，胡兰成就是看到《天地》上的《封锁》才知道张爱玲的。这个自诩为“稳坐政论家第一把交椅”、“和平运动时位居第五”的“草根”出身的高级文化汉奸影响犹在，凭他的聪明和算计何愁做不大一份杂志？1944年11月，办完第2期《苦竹》的胡兰成抵达武汉，主持《大楚报》，这是日本企图扶植傀儡创立“大楚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胡兰成志在政治，本无心于文学，自然无暇顾及《苦竹》了，以致《苦竹》在第3期拖延出版后即不再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