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那些凭生活经验写作的作家不同，张爱玲并没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她是靠情感体验进行写作的作家，“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天才梦》），张爱玲这样苛刻地评价自己，对于一般人而言，这自然是一大缺点，“但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往往是充满艺术气质的体现”。在张爱玲看来，追寻事物的意义远比结果重要，她注重的是对事物的情感体验而非操作程序。“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天才梦》）。在张爱玲眼里，装有别人看不见的显微镜和放大镜，她用它们去体悟所经历的，思索所观察的，表达所凝构的。虽然张爱玲没有广博的生活经验，却具有超强的体验生活的能力。比如张爱玲不认识路，一条路走过许多遍，仍然记不得路名，但对街头细致的生活点滴，却把握得非常准确，即使是肉店老板娘骂人的声音，她都有很好的体验。
因此，写作之于她，已经“不是一种技能性的职业工种，更是一种生存方式，是内驱力的外泄”。任何轻微的变动，都能触动她异常敏感的神经，任何微小的细节都能被她加倍的放大，形成一个独立的艺术世界。她的创作，从一开始所关注和所表达的就是人的内心世界，情欲冲突，而且往往是在一个短暂、浓缩的时空中呈现为一种激情冲动的符号。《封锁》就是一种明证。《封锁》的故事十分简单，旧上海的某个下午，一辆电车因为临时的封锁，搁浅了，行进中的一切突然停顿了，在封闭的车厢里，一对男女开始了调情，几十分钟后，封锁解除，电车重新启动，一切又恢复原样，什么也没发生。“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如果没有对瞬间体验剔骨入里的感受，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样的小说，这种小说是属于张爱玲的，对于广告，她何尝又不曾有过这样的体验？《〈张看〉自序》是两篇未完的小说《连环套》、《创世纪》的创作情况说明，事隔三十多年，她仍然清晰记得珍珠港事变两年前好友炎樱请她去香港中环一家电影院看电影的情景，对所见的广告回味不已：“香港这一个类型的古旧建筑物有点像影片中的早期澳洲式，有一种阴暗污秽大而无当的感觉，相形之下街道相当狭窄拥挤。
大广告牌上画的仿佛是流血的大场面，乌七八糟，反正不是想看的片子，也目不暇给。”在《余烬录》、《双声》、《炎樱语录》等文章中，张爱玲多次提到终身挚友的同学炎樱，而在张爱玲的记忆里，与炎樱在一起，“不论出去做什么，结局总是吃”。而炎樱生性活泼，“在马路上走着，一看见店铺招牌，大幅广告，她便停住脚来研究，随即高声读出来”（《炎樱语录》）。张爱玲与炎樱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张爱玲远赴美国，炎樱也因此见证了张爱玲的两次婚姻。张爱玲的朋友不多，与炎樱在一起的愉快日子，不知唤起了张爱玲多少回忆，正是这种情感体验，才促使其笔下的广告具有了深沉的韵味。
张爱玲这种生活方式与她的出身和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张爱玲出生时，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年，其家族的显赫、繁华业已成为过去，留给她的只是一个让人怀恋的苍茫背影，父母性格不和、思想各异，张爱玲在父母长期的争吵中渡过自己的童年。期间，受新思想影响的母亲数度去国，张爱玲鲜有母爱；父亲是一位典型的封建遗少，沾有一切遗少的恶习——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虽然有时也会关注子女，但终究顾及不了子女的成长，以致父母离异后不久，在继母的挑拨下，张爱玲遭到了父亲的暴打，并被监禁半年多，她觉得“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好不容易逃到母亲家后，“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私语》）这种不堪的经历，使她养成了内向的性格：孤僻、冷漠、敏感、早熟、沉静、多思，对事物有着极强的感受性。在《天才梦》中，她对自己有真切的认识：“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她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不知道电铃在哪儿，天天乘黄包车去医院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尽管她毫不讳言“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但她“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里说：“夫情动而言行，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文学作品是作者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言为心声”，张爱玲的才能、气质、学识、习性、性情、陶染必然影响到她的创作。
四、张爱玲的生活态度
陈思和说：“张爱玲是新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这个“异”不仅表现为她的创作与众不同，也表现为她独步天涯的生活态度。首先是对名的渴望。日益败落的大家庭没有给张爱玲立足社会提供便捷的途径。年轻时候的张爱玲与所有的上海普通女孩一样，毫无二致，虚荣、俗气、张扬。当柯灵受著名的文化人郑振铎之托，劝她不要到处发表文章，并且建议，她的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时，她断然拒绝。翻译家傅雷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给她的“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这样的忠告，她也听着刺耳，无法接受。她等不及了，她不愿放弃当下唾手可得的“大放异彩”的机会。她爱名利胜过爱她自己。“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传奇〉再版序言》），《传奇》出版仅仅四天即告再版，在再版序言中，她毫不掩饰功成名就的狂喜心情。
对名的执著，促使她创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成名观”：“随便什么事情总爱跟别人两样一点”，“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这种成名观与现代广告信奉的“使人注意到你的广告，你就成功了一半”何等惊人的相似。以至于她弟弟和同学合办《飙》月刊时，向她约稿，她一口回绝：“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难怪《中国日报》决定将十七届“时报文学奖”的“特别成就奖”授予暮年的张爱玲时，这位对世事了无牵挂的老人欣然接受了这个迟来的奖项，并写了一篇《忆〈西风〉——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得奖感言》，细致追忆自己1939年参加《西风》杂志以《我的……》为题的征文经过，对本被通知得了首奖，但后来换了人，只得了个“特别奖”愤愤不平。其次是对钱的迷恋，在《童言无忌》中，她兴致勃勃的回顾自己“抓周”时拣选到一个小金镑的情景，宣称“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喜欢人家称自己是“财迷”。她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与姑姑合住一间公寓，也是钱财两清，与好友炎樱出去吃东西，也是“各自出钱”，“人不欠我我不欠人”。也是因为钱，才与《万象》老板平襟亚闹出了“一千元灰钿”的稿费纠纷。最后是对市井生活的执著。
“张爱玲喜欢市井生活，偏爱都市的喧嚣”。这喧嚣包括有声的如汽车鸣笛，摊贩叫卖，电梯轰鸣；无声的如炉膛里冒出的青烟，汤锅里飘出的肉香，畅销杂志，小报上的八卦新闻等。“张爱玲喜闻气味，油漆与汽油的气味她亦喜欢闻闻”。她喜欢的是人间的声音，市声、电车声，那韵味像是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伴着她入睡，她也喜欢听那从军营里传来的不纯熟的喇叭声，“此中有人，呼之欲出”（《道路以目》），是人世的声音。她喜欢的是人间的气味，牛奶烧煳了，火柴烧黑了，“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道路以目》）。她喜欢的是人间的生活，天天去买菜，拿着个网袋，里面瓶瓶罐罐，豆腐、甜面酱、黄豆芽，鸡蛋，“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中国的日夜》）。
她对日常世俗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牛奶烧煳了，火柴烧黑了，那焦香我闻见了就觉得饿。油漆的气味，因为簇崭新，所以是积极奋发的，仿佛在新房子里过新年，清冷、干净，兴旺。火腿咸肉花生油搁得日子久，变了味，有一种‘油哈’气，那个我也喜欢，使油更油得厉害，烂熟，丰盈，如同古时候的‘米烂陈仓”（《谈音乐》）。她听市声，看行人，到了晚年甚至将电视也视为日常生活的必需。晚年的张爱玲居无定所，经常搬家，丢失了许多东西，包括文稿，而唯一没有换掉的是一台电视机。据戴文采跟踪观察所知，晚年的张爱玲“一天约看十二小时电视，声音开得极响……对窗下整个凡夫俗子的扰攘人间以及电视上荧光幕伦理相同地津津有味”。在她的作品中，每样日常生活中的物品都被兴致勃勃地描绘着。从气味、颜色、食物……乃至热牛奶上的白沫，或半块肥皂，自然也不会漏掉广告。“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必也正名乎》）。这些被张爱玲反复唠叨的“实际的人生”常常成了她作品的内容，她说：“写小说间或把自己的经验用进去，是常有的事。至于细节套用实事，往往是这种地方最显出作者对背景的熟悉，增加真实感”。这种“实际的人生”，有时衬托着某些悲哀的思想，有时只是高兴地被陈列着，散发着琐碎的实际的快乐。“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中国的日夜》）。这种对“珍贵”东西的捕捉，促成了张爱玲“人间味”的艺术取舍标准：她将日常生活的一切，提升到生命哲学的高度加以肯定，自己也成了几乎不受任何外界左右的独行者。张子静回忆说，有一次张爱玲同许多人一起到杭州玩，刚到就看到报上登有上海电影院有关《风》演出的广告，于是，张爱玲宣布不玩了，非要当天赶回上海去看，怎样挽留也没有用。赶回上海，连看两场，张爱玲感叹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理不知道多么难过呢！”她喜欢通俗文艺，对中国民间戏曲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常常一个人溜出去看绍兴戏、蹦蹦戏等地方戏，尽管这些的戏的内容脱离不了封建道德的范畴，表现方式也是粗陋的、单调的，但她认为它们同样表现了人生的真谛。她在《谈音乐》中写道：“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的时间把大喇叭小喇叭钢琴凡哑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在《谈跳舞》中，她借足尖舞表达过自己的艺术见解。当时，在上海的高尚仕女之间，足尖舞被认为是非常高级的艺术。曾经有好几个朋友告诉张爱玲：“……还有那颜色！单为了他们服装布景的颜色你也得去看看！那么鲜明——你一定喜欢的”。而张爱玲明确表示“他们的色彩我并不喜欢，因为太在意想中。……同样是廉价的东西，这还不及我们的香烟画片来得亲切可恋，因为不是我们的。……我们的香烟画片，我最喜欢它这一点：富丽中的寒酸。画面用上许多金色，凝妆的美人，大乔二乔，立在洁净发光的方砖地上，旁边有朱漆大柱，锦绣帘幕，但总觉得是穷人想象中的富贵，空气特别清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