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医学、社会学、人口学、法学等角度对出生性别比失调现象的分析与建议。比如网络及报纸的新闻专题报道：《立法，能否防止男女性别比失调？》；《大气污染影响性别比？专家指出研究结论还需验证》；《从我国的人口现状谈如何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标本兼治遏制出生性别比升高势头》；《遏制出生性别比升高：郑州435家药店诊所被查》等。
（3）深入探讨计划生育与男女平等两项基本国策与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关系，高度评价“关爱女孩行动”。比如：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实行计划生育也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所以说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和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关系。
河北省妇联也专门撰文论述了《从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看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重要性》，重点强调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的出现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有现实环境及其反作用产生的必然后果，但归根结底还是男女不平等现象在生育领域的反映。
为了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了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等法律法规外，国家人口计生委于2003年3月启动了“关爱女孩行动”，在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较高的24个县开展了试点工作。国家人口计生委宣教司巡视员陈胜利表示，“关爱女孩行动”是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战略的重大转变，是根治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的治本之策。在媒体报道中，各地对“关爱女孩行动”的落实和成果汇报是出生性别比议题报道的突出内容之一。
（4）除了这些基本特点之外，值得重视的是，传媒在建构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危害/严重后果方面，普遍强化了两个耐人寻味的命题。
命题一：“数千万成年男子遭遇严重的‘娶妻难’”。以此为标题的多数报道中基本会引用的一段材料是：“有专家曾预言，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光棍儿’将逐年增多，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
命题二：“我国男女性别比失衡严重，多年后老夫少妻将增多”。
从“名词化”（nominalization）、“反转”（reversion）、“错置”（displacement）等意识形态的运作策略来分析，即可发现这两类命题在立场与观念上存在着巨大的缺失。
“名词化”（nominalization）策略是将复杂的社会互动与社会建构过程化约为一种静止状态与抽象概念，其后果是复杂的过程和各种可能的原因被忽略，只凸显一种被再现为“既定事实”的刻板印象。
事实上，受婚姻观念和生活质量与经济压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男性不婚和女性不婚的比例并不存在巨大的落差。但在传媒呈现的社会问题中，女性不婚的事实被遮蔽，男性不婚的现象被夸大，以“光棍儿”这个名词化的概念命名为标志显著的标题报道，显然已经经过传媒的挑选、定义、诠释而形成了公共讨论，于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被关注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在出生性别比失调的报道中，遂有了“数千万成年男子遭遇严重的‘娶妻难’”这个命题。
“反转”（reversion）策略是指将一组互动关系中两方的结构关系对调，使原先弱势者反转为表述关系中的强势者，而实际二者在等级序列中的位置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通过对出生性别比失调的报道可以发现，以2000年人口普查情况为基准，中国0岁至15岁之间的男性总人口，与当时中国0岁至15岁之间的女性总人口相比，多出了大约1883万。同时，中国0岁婴儿的死亡率，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镇，都一致地表现为女婴高于男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中，城市0岁男婴的死亡率为8.61曤，0岁女婴的死亡率为10.69曤；乡村0岁男婴的死亡率为28.28曤，0岁女婴的死亡率为41.16曤。乡村0岁男婴与女婴的死亡率之差很大程度上与重男轻女的传统性别观念有关。
因此，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直接、最大受害者是女婴，形成的弱势群体首先是女性群体。但是，在传媒建构的危害命题中，男性被唯一化为受害的弱势群体。关于“谁来拯救中国4000万光棍？”、“人口出生性别比升高，男性就业困难”等报道强势覆盖了公共传播空间，不仅没有公正平等地报道性别比失调的危害，还有将危害的罪魁祸首转嫁给女婴、女性的效果。
“错置”（displacement）策略是在论述层次的归罪过程中，将另一行动者置放于肇因者的位置，或是以抽象的代名词代表，使真正的肇因者得以隐形。错置策略在运作时，往往会把某个领域的现象转移到另一个领域来讨论，并且将两个不同现象的优先性混淆。
比如传媒强调的“我国男女性别比失衡严重，多年后老夫少妻将增多”的命题，舍本逐末地强化“老夫少妻”数量增长趋势的预测，而不是针对男女性别比失衡的严重后果进行探讨。在将这两个研讨领域的优先性进行置换的过程中，表现出传媒倾向于以男性利益为核心的性别不平等立场的报道宗旨。
二、“媒体包裹理论”和关注于“出生性别比”议题的女性主义传播行动
在分析媒体如何选择性地呈现社会问题时，新闻和传播学领域关于“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概念的理论中，Gamson（1989）所提出的“媒体包裹”（media package）理论对于研究社会议题在媒体中如何发展（career）具有很强的概括力。
媒体包裹理论强调一个社会问题如果想要得到媒体长期的关注，必须包括以下要素，并且共同组成一套完整的包裹。这些要素是诠释框架（frames）、象征（symbols）、故事场景（scenario）。其中诠释框架是指说理与论证，并通过具体的案例来深化所探讨的问题。象征是指在逻辑论辩之外，需要通过具体、简洁、有力的象征来代表，比如各种图形、符号，或是标语等。最后，一个议题若能追随社会发展，将突发的新事件融入既有的诠释框架中，那么这个议题便可视为“故事场景”。Gamson认为媒体包裹需要引起文化上的共鸣，也需要有积极的赞助人/行动者（sponsors），甚至形成社会运动。媒体内部运作也要利用消息来源予以平衡报道的配合。
关于出生性别比议题，中国的女性主义行动者利用传媒进行了积极的建构干预，完成了一整套以此议题为核心的媒体包裹实践。
2003年3月，广州媒体发布的一则拐卖女弃婴的报道在广东省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一辆长途汽车上28个婴儿被人用旅行袋打包偷运，她们有的两个、有的三个被挤在一个旅行袋里，年龄最大的不超过三个月，一个婴儿当晚死亡，“她们全部都是女婴”。
报道过后不久，中山大学女性主义行动者艾晓明教授接连在网络和报纸媒体中撰写文章，批判对女婴的遗弃和倒卖行为。在一轮轮犀利的批判背后，此次事件中僵而未死的不平等性别制度和蕴藏着性别偏见的社会现象，统统遭到了系统的清算。
之后的几个月内，艾晓明教授组织其所指导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深入访问了广州及周边地区的福利院和育幼院，挖掘并曝光了女弃婴现象的严重性。在一系列访问和宣讲的行动中，关爱女婴和关注出生性别选择等具体议题便逐渐凸显出来。
2003年12月，在艾晓明教授策划、导演，由中山大学的学生自编自演的中文版“阴道独白”的演出剧目中，“弃婴”的故事再一次以戏剧的形式被呈现。数十位学生演员穿着白色的衣裙，分饰失去孩子的母亲和被偷运的女婴，她们动人的舞蹈以无声的语言抗议着这类残忍的事件，也有力地批判着传统性别观念下女性遭受的不平等。
2004年起，艾晓明教授和导演兼摄像胡杰带着《阴道独白》的DVD，出席了各种学术研讨会。他们还制作了《阴道独白幕后故事》，通过回溯创作剧本的起因、意图和细节，对演员进行的访问等形式，使女弃婴和出生性别选择等议题更清晰地展现出来，因而在传媒与教育领域得到了持续的关注，不仅聚集了一批相关的研究者予以讨论，也影响了很多高校的大学生。继中山大学之后，复旦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学生纷纷创作自己的《阴道独白》故事，排练戏剧进行义演。
在这个形成诠释框架、象征和故事场景的媒体包裹过程中，关注于“出生性别比”议题的女性主义传播行动被成功实践，也加深了影像与学者、研究者与公众之间的深层对话。
【结论】
探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关系，并非是传媒主要聚焦的内容。在中国新闻报道中，出生性别比失调更多地体现为从男性价值观和利益实现的角度来提出命题。不过与之分庭抗礼的也有女性主义行动者的积极建设，她们利用传媒报道这一社会公器，对培养全社会的性别视角和性别敏感提起呼吁，同时对传媒体制、新闻文本乃至传播者、受众的意识观念进行了性别的反思与监测。
经过多年的实践，传媒与性别、决策与现实之间，已经形成了稳定而有序的关联，积极、健康的传播文化与性别建设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但我们也要看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学者和传媒工作者更多的参与。比如关注“出生性别比失调”的议题，传媒报道和研究者的调研均缺少从生命权（特别是女性生命权）的角度进行反省的行动，也缺少从女性主体价值实现的角度思考计划生育问题和出生性别比之间的深层关系。另外，除了需要继续在媒介舆论中普及性别视角之外，也需要对已形成的性别论述和性别关注进行自省，特别是对性别理论同质化复制现象、性别批判而不建构现象，亟待改观与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