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众对同性恋议题的讨论尚处在众说纷纭之时，传媒刻画“柜中人”的尴尬势必会博取更多关注。但是在报道的形式之外，报道的内容传递出观念的导向性——就在这则新闻中，被抢事主无疑被描绘为“自觉理亏者”。这种报道让人们看到，一部分传媒不是跳出来大张旗鼓地歧视，而是暧昧又含混地传递出歧视的态度。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曾撰文指出，“传媒在引证言语时，负有道德和法治的责任，不是只要有人说了，我们就可以报道。暴力或不道德的言语、场面即使客观发生了，传媒只能采用概括的方式叙述事实。”另外，在由于身为同性恋而遭到有计划抢劫的这件事上，该报道的立场本该是揭露歧视，但是无形中却在叙述上制造了强化歧视的基础。
继一系列与“女”字沾边的议题成为部分传媒制造眼球热点的普遍惯例之后，利用“性小众”制造话题又被部分传媒当成了新热点。从性别平等的角度看，传媒报道“性小众”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在促进这部分群体的权益保障和社会认同上，传媒还有太多的使命和责任需要担负。不过，提倡更多报道的同时，需要鼓励并监督传媒报道的正面客观性，否则不仅无助于先进观念的传播，反而会强化既有的歧义与歧视。
二、从文本看社会——泰然行凶事件背后的社会隐患
年过五旬的父亲，决绝地将已经做了母亲的女儿，砍杀在她的孩子眼前。自首后的他更以决不言悔的心态，面对法律、道德、社会、人伦的质问与审判。他的暴行与心态令世人哗然，也暴露了一个巨大的社会隐患。人们不得不开始深思家庭关爱教育的缺位问题，直面发生在家庭内不同程度的暴力正在泛滥的问题。
事件的起因源自一个经年累月沉淀而成的家庭暴力问题。据这位父亲讲：女儿少年时曾有偷盗的习惯，他“狠狠打过她”。当女儿成人后，就经常打骂父亲。即使在女儿生了小孩之后，也拒绝父亲的探望，“还骂了他一顿”。
父亲的怒火既来自与妻子的离异，也来自女儿对自己的不敬。他单方面地幻想着一个“妻贤女孝”的家庭——在那里只有他自己说了算，自己可以施暴家人不得反抗。即使意识到了自己的打骂作风也许是导致家庭分崩的重要原因，他仍不能平息心中的怨恨。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看，他杀死女儿的行为，无疑来自于他要在家庭里显示其具有绝对权威的心态。在他的陈述中，丝毫没有提到自己的儿子，所有的不满和愤怒都来自于前妻和女儿，体现出他作为一个男性，缺乏维系与家庭中的女性成员和睦相处的能力、知识和方法。
他采取杀戮而不是其他方式来解决父女之间多年的积怨，表现出他对亲情淡漠的暴力家庭是深深绝望的。但是他采取在女儿的小孩面前杀人，则彻底暴露出他的不觉悟：因为他酿成了又一次残酷的暴力表演，在那个小孩的心灵里，可能已经埋下了暴力教育的一个种子。
这个家庭的悲剧让我们看到，从小的暴力教育已经将“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处世方式以及“以暴制暴”的逻辑反复强化，最终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造成了很恶劣的社会影响。
要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度发生，必须回溯到事件的根源问题上来：因为家庭成员之间不能协调彼此的矛盾；因为父母不知道除了打骂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习惯；因为子女除了顶撞之外不知道如何与父母进行沟通！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教养教育”，这是家庭成员共同成长、增进情感和责任的有益过程。但令人忧虑的是，现在的人一提“道德”、一提“传统”总是嗤之以鼻，好像这些都过时了。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社会人的知识和经验快速增殖，代沟的时限也日趋缩短，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变得更加复杂，家庭之内这种困难尤其突出。
长久以来，人们总以为家庭和谐是天然的，亲情是天生的。所以一旦有报道家庭内的暴力事件时，或是不以为然，认为那是个别现象，或是当成个奇观，认为离自己的生活经验很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种对家庭教育的不重视、对家庭暴力的“观赏”心态和盲目乐观心态，对社会和人的发展来说，都是危险的。
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形形色色的家庭关爱社团已经蓬勃发展了十多年，除了有针对家庭关系的培训班，还有专门辅导家长或其他家庭成员进行合理家庭教育的沙龙课堂。这些非官方组织利用传媒宣传其理念、方法和成果，对社会稳定和人际和谐构成了有力的支持。
在中国大陆地区，有反家暴的社团、网络和课堂，但在进行正面帮助方面缺乏大规模的、持续的影响力。因此，要改善困境、远离悲剧，除了个人进行加强修养的锻炼之外，由专家、热心人士和志愿者组成的社团，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此外，传媒在对此议题进行报道时，应该不光只有恶性事件的再现，还应有更多报道的类型，比如建设性的指导、富有成效的方案探讨、先进知识的积极传播等等。
一个家庭的悲剧，虽然客观上离每个人很远，但从长远来看离每个人也很近。因为关爱家庭、关爱亲人，是永恒的话题；与此同时，暴力总在发生，如何智慧地远离它，也是个永恒的命题。
三、从议程看话语——“隐蔽的肇事者”与性别暴力
据报道，2007年5月31日在安徽太和县宫集镇最东北边的张营村，发生了一起“四女投江身亡”的惨剧。这则事件所牵涉的动因，包括姓氏族群之间、学校和学生之间、校领导/老师和学生之间、男生与女生之间的关系危机与盲点，它警示着人们：社群关系和学校教育在影响人的生存和发展方面，潜力巨大且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另外，在整个事件中凸显出来的现实是：性别地位的不平等、男性对女性群体性施暴的“常态化”，以及性别问题因被隐藏在更为显明或更具共识的社会问题的浮光掠影之下而导致的性别批评在社会批判的主导话语中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失语境地。
事件中男生对女生的所谓“欺负”其实涵盖了不同层次的暴力，其内涵是：（1）男性群体针对女性群体的；（2）身体暴力、性的暴力和语言暴力多管齐下的；（3）与姓氏族群的地位等级相关的。
此事件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暴力发生之后来自学校、领导/教师、同村人、同班同学等这些与投江自杀的女生构成对应关系的客体，普遍表现出淡漠的心态和“不必作为”的举动。从而使得暴力的后果由一个具有深广社会根源和影响的事件，被消解为一个个人化的“意外”。这种对暴力行为的不干预，正是造成暴力现象“正常化”和泛化的直接原因。
从此则新闻报道的传播效果看，实施暴力的主体变得暧昧不明——几个张姓的男生恶言恶行，以及整个张姓的族群无声的威吓，都是酿成惨剧发生的重要原因；而校长和班主任对几个女生关怀的欠乏，以及没有敏感地捕捉到她们情绪突变所可能发生的后果，亦可看作是“暴力的袖手旁观者”。因此，这个事件在受众看来极有可能是“隐蔽的肇事”事件，即难以分清对施暴的人、习俗、观念等的谴责与追究之间的轻重、主次，找不到批判靶心也造成了对肇事者批判的无力和“跑题”。
与此同时，传媒在发挥转载、议论等传播功能时，也可能导致“批评的转向”和“二度伤害”。就像那些投向几个女生的责难，比如“心理耐压不够”、“自寻死路，自己想不开”、“不懂得通过正规途径寻求帮助”等等，都是对此事件中多重的暴力压迫和纵容压迫存在的环境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反省的表现。向几个女生发难无疑造成了批判矛头的转移——只见死亡而不见暴力；探讨间接影响而不批判主导因素；把受难者当成缺乏主体性的人，而使施暴者得以逃过舆论谴责的靶心。
通过报道的内容不难发现：暴力的一再发生、其他责任主体对暴力的麻木甚至纵容，是使四个女生精神崩溃的主要压力源。
“四女投江身亡”的报道使我们看到导致一个社会现象转变为社会问题的多重合力作用，也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在这种彼此纠葛的问题线索中如何有效地进行观念和行动的干预？传媒如何发挥恰当有效的作用？如何避免“二度伤害”的发生？
往往，越是因由复杂的事件越容易被单一化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性别问题又往往被放逐到更为边缘的位置。特别是在传媒报道和传播的环节中，痛击和深思的空间被曝露丑恶的审丑规则所挤占，清晰而坚定的立场被迎合不同需求和心态的文学化陈述所冲淡。就像这则报道所透露出的“隐蔽的肇事者”与性别暴力的合谋，是对事实和公正最致命的摧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