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生存的交往”
雅斯贝尔斯认为：“真正的交往应该是‘生存的交往’，这是一种心灵与心灵的对话，是一切‘爱的斗争’的过程。斗争的目的不是一方征服另一方，一方取消另一方，而是借助一方来消除另一方的弱点。这种交往是人们共同对付自己的有限本质，共同向着自由和理想的新世界迈进的真正交往。”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生存的交往”才是一种“真正的交往”，这样的交往是一种“心灵的对话”，是“爱的斗争”，可以共同对付生存的“有限的本质”，共同迈向“自由和理性的新世界”。这样，方式合理性中的内在意涵和最终目的就鲜明地展现出来，具有更加明确的价值论色彩了。
大众传播也应是这样一种建设性的、超越性的充满责任、爱与进步的“生存的交往”。首先，大众传播营造了一个特殊的生存空间。大众传播是一种建立在话语交往基础上的生存交往，生活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的人们其实也生活在一个语言共同体中。人们通过语言进行交流、沟通，把自然的“生存共同体”变成一种“认识共同体”，并在生产活动的协调中结成“行为共同体”。在共同体中，“说”不只是“说者”的“言说”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它就是“沟通”、“对话”、“协调”的同义词。而“说”与“听”是一种伴生关系，有“说”就有“听”，有“说话主体”就有“听话主体”，要使“说”有人听并让人听得进去，就要说得有对象、有目的、有道理、有意义、有吸引力，就要顾及听者的需要、爱好，就要考虑“说”对听说双方的意义和效用。因此，“说”本身就包含着主体间性的内涵，人们言说活动中的语用原则也正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在有声语言大众传播中，传播主体通过有声语言传播行为，建构了一个集中的话语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传受之间进行着“话语交往”，并通过话语交往，共享着信息、整合着认识、协调着行为，进行着社会交往和生存交往。
其次，交往理性应是大众传播的工作原则。
在大众传播空间之中，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从目的、期待到心态、心理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差异甚至是矛盾。二者都希望通过大众传播得到些什么：对于传播主体而言，有声语言大众传播是自己必须（不管情愿不情愿）的工作，没有选择性（已经实施过选择，要承担传播责任），他注重效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通过传播活动，传播主体个人和所在的群体会得到一定的、可以量化或数据化的利益；接受主体对媒介或媒体有选择性（相对而言，事实上我们往往无从选择），他不能从中得到直接的经济利益，往往还需付出一定的金钱作为接触媒介的代价以及其他的直接功利（一般意义上的。广告主是以另外的方式与传媒发生关联的，不算是完全意义上的接受主体），他的得到往往表现为自身需求的某种满足，如信息的获知、娱乐的获得等等。可以说，传播主体是以主动的创造方式介入传播的，接受主体是以被动的寻找方式介入传播的。当然，接受主体以群体的力量可以影响到传播主体传播目标、方式的设定，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主动的一方；传播主体也必须考虑到受众的需求和愿望并以此调整自己的传播活动，也有受动的一面。期待不同，方式不同，而空间相同，矛盾往往不可避免。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不把有声语言大众传播作为一种物理学意义上的信息传递过程，也不把大众传播仅仅作为一种市场经济形态下的商业行为，而把它看做传受主体都“深陷其中”的生存交往。面对交往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需要以平等的视角、对话的方式取得沟通、理解，实现主体间的共同生长。
总之，用“生存的交往”来指代有声语言大众传播，既强调了大众传播对传受双方的重要性，是对当前大众传播于世界的重要性的真实概括（并不过分）；也显示了我们对于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殷切希望，它不是我们生存生活中的“匆匆过客”，而是我们生活其中的公共空间（文化的、精神的，也是具体的、现实的），我们不但生活于其中，而且要在其中呼吸新鲜的空气、吸取丰富的营养、发现高远的天空，在其中自由地飞翔！
（三）以“生存的交往”来引导和提升大众传播
我们说，大众传播是一种“生存交往”，交往包含着对话和理解，并不意味着在大众传播实践中这是一种实现了的现实。
从大众传播的整体来看，大众传播是有着一定消极意义的。大众传播的消极意义在于：垄断意见，使人们丧失辨别力；降低艺术追求，造成大众审美鉴赏力的退化和文化水平的下降；用低廉的代价，剥夺人们的自由时间；代替亲身行动，麻醉精神。“垄断”、“剥夺”、“替代”不符合交往理性的精神，“使……降低”、“使……退化”不是生存交往的目的。
从传播主体来看，“当代的传者，往往表现为：在芸芸众生之上的‘智者’，或在茫茫人海之中的‘火炬’；在‘上帝’之下的教士，或在豪门之前的仆人。前者总在为人们指点迷津，后者总在对人们祈求恭迎”，前者常常是“传者中心论”在传播中的现实表现，后者则常常是“受众中心论”在传播中的现实表现。高高在上、自以为是、颐指气使是一种征服性的行为；奴颜婢膝、因势取利、迎合媚俗则不啻为一种自我贬损。但是，不管是把别人对象化还是把自我对象化，其实质都是对主体性的践踏；不管是以谁为“中心”，把作为主体的另一方进行“边缘化”，都是对主体间性的漠视。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间应是一种互为依存、共同成长的主体间关系。
同时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的大众传播中，传者和受者并不是同一天平中的两个同等的砝码，处于平衡的关系之中。就话语权来说，传受之间的实力并不对等，传者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首先，传受关系不能互为置换，传播身份是需要授权才能获得的。作为生产者的传者，显然被分配了更大的话语权力；其次，获得了授权的传者拥有强大的话语平台，掌握着议题设置的主导权和发言权；再次，占据话语平台中心位置的传者拥有进行大众传播的强大的技术手段，使自己的传播无远弗届，具有广泛的影响；又次，传者是有组织的。媒体往往运用特定的政治、经济资本，聚合了媒体工作者的群体力量，甚至整合了社会力量进行有目的的传播活动。相对于此，受众则缺乏有效的组织，在面对强大的大众传播时，往往是“孤军奋战”；最后，受众缺乏有效的权力、畅通的渠道、便于操作的方式来参与传播事务。受众的思想、愿望、要求要想在大众传播中加以反映和满足，必须经过多种反馈渠道被传播主体获知，并且只有被传播主体接受，将之纳入传播之中，才可实现。而渠道是否存在、畅通，反馈是否全面、准确，接受是否及时，表现是否到位，仍然取决于媒体和传播工作者的愿望与努力。因此，虽然受众不是“枪弹论”里一触即倒的被动的“标靶”，虽然面对大众传播受众并不是完全消极的而是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和主动性，但是，“弱势受众”确是客观的现实，至少当前仍然是如此。承认这一点，传者就应承担更多的传播责任和社会责任，加强“为受众服务”的意识，主动并准确全面地吸收反馈，及时调整议程和传播状态，满足受众真实、合理的要求，以调整这种事实上的不平衡；而忽视或者否认这一点，就会造成传者推卸责任，甚至出现虚假的“为大众”（迎合、媚俗即属此列）。表面上看是“提升”了接受主体的地位，实质上反而进一步降低了对受众的责任。如果是由于对大众传播实质认识不足，则还可以归之于能力不够，如果出于其他考虑而有意营造这种氛围或鼓吹这一观念，则不免居心叵测，反而是对受众的极大的不尊重。承认这一点，也就懂得了“生存交往”观念的树立在大众传播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因为没有实现真正的交往，才需要以交往理性来加以观照和引导。
因此，消除大众传播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需要传播主体在群体中共同努力，解决传播主体在传播中的主体异化，更需主体自身亲力为之。承认共在关系、谋求共同成长是实现交往的前提。不但要追求共同成长，而且还要为此付出实际行动。不但要在交往中获取进步，还要能为他人在交往中的收获作出贡献。通过自己的传播形象、传播行为，为接受主体营造足够的信息空间、文化空间、精神空间。
总之，以“生存的交往”作为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传播原则，有助于扭转大众传播偏重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忽视人的发展这一局面，可以改变传播主体在有声语言传播时不恰当的传播心态和传播方式，可以改善传受主体间明显失衡的传受关系，能够引导大众传播消除负面影响，提升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质量、效果和品位。
二、以诚感人，心灵对话
在有声语言大众传播中，和主体关系最密切、最直接且最需要主体负起责任的是“真诚性”问题。
真诚性要求“言语者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它涉及主体的动机、目的及其展现情况，对于主体的交往活动至关重要。
（一）真诚与目的设置
真诚的要务在于传播主体的目的设置上。当然这一目的不是直接功利性的，不是大而无当的，而是情感性和本体性的，是具体而实在的。
1.“慈故能勇”
《韩非子·解老》有这样的说法：“慈母之于弱子也务致其福。务致其福则事除其祸。事除其祸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必成功。必成功则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谓勇。圣人之于万事也尽如慈母之为弱子虑也，故见必行之道。见必行之道则明，其从事亦不疑。不疑之谓勇。不疑生于慈。故曰，‘慈故能勇’。”由于从根本上为对方考虑，因此才会在目的上“务致其福”，为了能够“务致其福”，必须在思虑上考虑纯熟，“思虑熟”了“则得事理”，才能在理性上“见必行之道”，才会有正确的目标和成熟的“路线图”，由于有了充分的论证、规划，有了良好的动机，因此才能在行动上“行之不疑”，表现在态度与精神上则是“亦慈亦勇”。这一严密而充满了人性的推理，建立在人间的真爱与挚爱的基础之上，以此行事，将无往而不成！它虽然隐含着“牺牲性”付出的前提，但何尝不深蕴着成就自我的意涵呢！在这里，“自失”的危险被“自为”消除了。
传播主体在大众传播中也应秉持如此的情怀，只有真正为受众考虑，才会发现真正的需求、设立积极的目标，才会精心策划、认真准备、考虑周详，才会乐于“在场”、“勇于出席”，才可能“善于发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之所以借鉴“慈故能勇”，不是由此强调传播主体地位尊崇、凌驾于接受主体之上，传受之间是“慈母之于弱子”的关系，而是因为这一比喻生动、清晰地道出了纯洁、美好的目的对于主体行为的重要性。我们认为，“慈故能勇”的实质不是保护，也不是替代，不是限制，更不是为着功利的目的，而有着一种深深的“爱”与责任在其中。
2.“仁者爱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讲究人文关怀的民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最好的注解。从讲求群体合作和社会价值出发而形成的理解人、尊重人、关怀人、帮助人的人生信念，成为中华民族最有代表性的优秀传统。“仁者爱人”是我们的民族之根、立国之本、立身之本。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我们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灿烂的社会文明。
爱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主体性在人的情感世界的具体反映。爱具有主动性，是主动的求索与付出。爱也具有能动性，爱的努力导向自我的满足与幸福。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尔就曾指出：“……谁越是能爱，世界对于他也就越有意义。”这样，作为主体性在主体情感世界中之集中体现的爱，就成为一种生产性的力量和行为，它要求着主体的生命活力，也增强着主体的生命活力。“爱的能力要求一种敏感、清醒、增强生命活力的状态，这种状态只能是在生活的其他许多领域内同样具有这种生产性和主动的倾向之结果。如果一个人在其他许多方面不是生产性的，那么，他在爱的方面也不会是生产性的”。在生活中，爱带来的可能是内心涌动的温暖、油然而生的感动、发自内心的快乐，也可能是焕发精神的振奋、携手共进的团结、心灵深处的共鸣。有的爱追求结果，有的爱乐于付出。爱可能表现为行动上的体贴、帮助、搀扶，有时只在于内心的关心、挂念、同情、祝福。爱有时也会有“恨铁不成钢的”焦虑，有无法表达、无处用力的苦闷，有曲解、误会的伤痛，但却总能给人以付出后的满足和充实的快乐。
对于传播主体来说，爱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切实的感触，是意识、情感、态度；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显明的效果，是感动、鼓舞、振奋、贴近。爱，不是苛刻的要求，而是主体自身的需要；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和牺牲，而是一种精神的收获和丰足。
不管是“慈”还是“爱”，其共同点都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它着重强调了主体间相互依存的内在性和不可分割性，强调了主体间共同生存、共同成长、共同发展的重要性和必然性。立足于这样目的之上的交往，其总体必然是真诚的。立足于这样目的之上的有声语言大众传播，也必然能规避诸多失误，大可以“行之也不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