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文化差异
理性模型没有认识到文化差异。但是阿拉伯人同加拿大人制定决策的方法是大相径庭的，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决策者的文化背景会对以下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决策者对问题的选择、分析的深度、对理性和感性轻重之分或组织决策应由管理者单独决定还是集体完成等。举个例子，文化因时间取向、理性的重要程度、对人们解决问题能力的信心、对群体决策的偏好的不同而产生差异。时间取向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埃及管理者制定决策的速度，比美国同行慢很多，而且更加深思熟虑。一个北美管理者也许会凭直觉作一个决策，但他明白要让此决策显得比经过理性的考虑作出的更为重要，因为在西方，理性受到高度重视。在不重视理性的国家如伊朗，就没有必要为此进行努力。一些文化重在解决问题，另一些文化强调接受他们所处的环境。美国属于前一类，而泰国和印尼属于后者。重视问题解决的管理者相信他们能够并且应该改变情境从而获得收益，因此美国的管理者会比泰国和印尼同行更早地确定出要解决的问题。日本管理者作决策时，团队倾向比美国强很多，日本文化强调一致性和合作性，因此日本的首席执行官作重要决策之前，会收集大量信息用于团队决策，以便达成共识。
3.5.4个体决策的社会性
人们在做归因的时候经常会轻视或忽略多数人的意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决策者不在乎他人的行为和态度呢？正好相反，即使是最独立的决策者都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强烈影响。
1.社会易化
罗伯特·扎伊翁茨发现，对于那些简单的、熟练的行为，人们在有旁观者在场时通常能休憩得更好；但是对于那些复杂的还没有掌握好的技能，人们在有他人在场时表现得没那么好。扎伊翁茨认为这一被称为“社会易化”的效应，至少部分地来自于他人在场时个体产生的唤醒状态。后来的研究则显示，即使其他人并没有实际在场，只要个体预期自己的行为会受到他人的评价，这种促进或损害的效应也会发生。
2.社会性懈怠
社会性懈怠并不是他人在场影响个体表现的唯一方式，在社会性懈怠效应被提出30多年以后，活尔瑟·莫德报告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发现，当人们作为群体的一员做一件事情时，就不会像自己独立完成时那么努力。实验发现：与参与两人组、三人组或八人组拔河相比，当个体独自一人与对手拔河时会拉得更卖力。平均而言，两人组的时候单个被试的努力程度只有单人组被试的93%，三人组中单个被试的努力程度只有85%，而八人组中单个被试的努力程度则只有单人组被试的49%。
艾伦·英厄姆等人（1974）巧妙地用不同的方法重复了这个实验，研究者给被试蒙上双眼，使他们相信自己正与同组的其他成员一起与对手拔河，而实际上他们是单人应战。这种不同的实验方法却得到了与莫德的实验相同的结果。
造成“社会性懈怠”的原因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有些学者认为，这种效应的出现是因为处于群体中时人们不会像独自行动时那样直接感觉到自己的努力和最终结果之间的关系。与这个差异相关的是，对最终结果所担负的责任会在群体成员之间分散，而独立行动时个体则要对结果负全部责任。责任的分散对个体决策和判断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隧道里的故事1990年7月14日，星期六，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一条公路。马可·莫雷蒂正开着车带他6岁大的女儿范尼莎到海滨去。正当他驶入一条隧道的时候，莫雷蒂突然心脏病发作。
莫雷蒂挣扎着把车停在一边，让范尼莎自己设法回家。随后，33岁的莫雷蒂不幸身亡。
范尼莎挪到车外，走到川流不息的汽车中间求救。飞驰的汽车行驶速度太快，掠过的气流把范尼莎撞倒在地。但是她没有停下来——她爬着、流着血、哭着——绝望地向过往车辆求救。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范尼莎走了超过一英里的路，期间有数百辆车飞驶过她身边，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她。最后终于有一位驾驶员把车开过来帮助她了，很快警察也到了。
这个故事很快成了全国报纸的头条。意大利人都在扪心自问，为什么连这样的事都能发生？他们都把它视为一种信号，代表意大利不再是那个曾经那么温暖、充满同情心的地方了。例如，一位意大利社会学家说：“范尼莎事件代表了一个我认货币与视而不见的意大利——那个冷漠的、正处于冰河期的意大利，大部分时候每个人都只会想着自己以及和自己多多少少有密切关系的少数几个人。”
关于社会易化、社会性懈怠和责任分散的研究都倾向于认为决策者是优秀政治家的观点。人们经常从他人身上直接获取行动的线索，而且他们非常关注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这些研究也显示出，人们通过把自己与他人做比较来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能力。描述人们如何进行此种决策判断的最精细的理论就是“社会比较理论”。
社会比较理论是费斯汀格在1954年提出的——他也是认知不协调理论的创立者。费斯汀格认为，人们具有评价自身能力水平和自身观点恰当性的需要。那么在缺乏客观的、非社会性的标准时，人们就会把自己和其他人做比较。该理论包括9个假设、8个推论和8个衍生观点，或者说一共有25个主要观点。
假设1：人们具有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能力的自然倾向性。
假设2：在缺少客观的、非社会性信息的时候，人们会通过与他人的观点和能力做比较来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能力。
推论：在面临选择时，人们更愿意与那些观点和能力与自己接近的人做比较。
最后一个观点已经有丰富的研究成果，而且大部分研究都支持费斯汀格的看法。人们通常会与那些和自己相似的人做比较，而不是与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相比。例如，如果你是一名本科生，你很可能会把自己的学术成就与其他本科生的学术成就做比较，而不是与研究生或者教授做比较。
3.从众
阿施实验是最为经典的从众实验。研究中，实验者呈示配对的卡片，要求被试对线段的长度作出视觉判断，即左卡中的标准线段与右卡中A，B，C中的哪一条线段长度相等。很显然，标准线段与B相等。但实验中一个被试是与6个陪试组成一组的，让陪试逐一作出错误的判断，即认为标准线段与A或C相等，被试总是被要求最后做出反应。结果发现，所有的被试中有32%做出了与多数人一致但却是错误的判断反应。
在我国，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学生也曾重复了阿施的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在30个大学生被试中，有2个被试自始至终做出从众行为，另2个则始终未有从众表现，其余26个有不同程度的从众行为；从众的人次随实验进程而递增，即被试的从众行为在实验开始阶段出现较少，随实验的进行而增多。岑国桢、刘京海等人则对儿童道德判断的从众现象进行了实验研究。该研究被试有353人，是8、10、12岁的儿童。实验使用两套刺激材料，每套各由三种“后果/意向”式的道德故事组成，一套使用于实验前的初测阶段，以确定被试原有的判断定向。实验中设置微型群体、小群体、成人权威群体和友伴间领袖群体4种情境，并使用另一套故事作为刺激材料，安排群体中所有成员作出与被试初测相反的判断，考察被试是否做出从众行为而改变自己原来的判断反应。结果发现，4种群体都能使儿童的道德判断发生从众的变化，但其中成人权威的群体情境最为有力，小型的和友伴间领袖的群体情境次之，微型的群体情境又次之。
关于影响从众行为的因素，至今的大量研究表明主要有5类。一是群体的规模。规模越大，个体感受的心理压力越大，就越可能做出从众反应，反之则容易保持独立。二是群体的凝聚力。在凝聚力越强的群体中个体从众的倾向就越强烈。三是群体成员意见一致性的程度，这有两层意思。一指群体成员之间的意见越一致，个体就越倾向于从众。二指群体成员意见前后一致程度，越一致个体越会从众；反之，群体成员若前后改变态度，就不会对个体有较大的从众压力。四是群体的结构。这既指个体在群体中的相对地位，地位低者易受群体影响而从众；也指群体中是否出现反从众者，如果有就会大大降低其他个体的从众倾向。五是个体与群体的心理关系。这主要指个人的认知与群体行为之间矛盾冲突的程度。这种矛盾冲突若很小，个体感受不到群体压力就不容易从众；矛盾冲突程度若很大，反而促使个体怀疑群体反应的正确性则也会削弱从众倾向。一般地说，中等程度的矛盾冲突会对个体产生最大的从众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