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与基本特征
任何一种理论或者研究取向的形成都与它所处的历史背景有关联。人本心理学研究方案致力于人文科学心理学方法论的完善，它抗议科学主义心理学对人等同于物、按照自然科学模式规范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与做法，高扬人不同于自然物的独特本性，追寻人特有的研究方式。因而一切不满于科学主义的因素都构成其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并为其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契机。
1.人本心理学研究方案的生成
1.1.哲学传统
西方启蒙运动以后，人的主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高扬，人们借助于自己的理性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也认识自己。随着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科学主义模式在帮助西方社会摆脱中世纪愚昧状态的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它也逐渐上升为新的世界观。理性作为人的代名词也基本上被等同于科学认知能力，它迅速填补着由于宗教影响的不断减弱而出现的某些精神真空。自然科学的观念不但支配着世界观、价值论，而且还支配着方法论。然而，人类以自己的理性满足了对物质的需要的同时，却在这种科学、理性统领一切的思想氛围中，日益沦为自己理性创造物的奴隶。个人在社会历史中逐渐丧失了自我，人的真实存在已然迷失了方向。
这种传统虽然占据了近现代思想史的主流，但是从来都不是唯一的传统。在西方，一直存在着反对科学主义霸权的另一个传统。它认为人类的进步不仅是科技信息和知识的堆积，而是对人类更深层次的理解。关注人的本真存在，关注人类自身的生命，这是很多身处科学主义思潮下思想家发出的呼声。他们就是顺着这样的时代呼声去认知人类自身所缔造的历史世界，去理解历史世界中的人类生命世界，以期为个人的生活之舟重新找到正确的航向和方法。从维柯到狄尔泰、新康德主义的哲学家、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以及波兰尼的人性化科学观，这一传统一直延续着。它们以人为出发点，考察科学的使命与研究方法，积极高扬人的独特本性，强调人与物之间的本质差异，主张对人的研究应采用不同于物的研究方式。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所侧重的方面和阐述的角度有所差异，但是关注人、人的独特本性始终是他们思想的出发点和核心。有人将这一传统称为西方的第二种传统。这为人本心理学以及研究方案的提出提供了深厚的思想积淀。它构成了人本心理学研究方案在认识论上赖以产生的思想基础，并从中获得方法论支持。
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杨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在考察人类历史起源和发展规律过程中明确提出人类史不同于自然史的观点，反对随便移用自然科学方法对人类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对人文科学进行了辩护。他强调“人类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并以人类科学的真理与行动的一致来贬抑自然科学的科学价值。虽然他的声音被淹没在他所处的时代洪流中，但他对人文科学特殊性的认识却复活在德国近现代哲学中，并由此影响后来整个西方人文主义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在德国哲学界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采取了更为极端的形式体现出这一传统。他们强调生命、意志和直觉的意义，否定理性思维，限定科学范围。这些思想虽然没有直接转换成为人本心理学的具体研究方案，但是其中所呈现出的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对人文科学存在合理性的思考以及对人文科学特殊研究方法的呼吁无疑成为人本心理学家审视心理学学科性质以及研究方法的思想遗产。
真正把探索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作为一个使命来加以研究的则是“解释学之父”狄尔泰。狄尔泰是德国生命哲学的创始人，也是把解释学上升到哲学层面的哲学家。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是在批判实证主义和传统的思辨哲学中产生的，但是狄尔泰思想中真正使他获得历史地位的，并非其生命哲学本身，而是从其中引导出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狄尔泰的名字已经永远与精神科学的恢宏大厦连接在一起。他不仅为人本心理学研究方案的产生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人本心理学具体研究方案的形成指明了方向。
在狄尔泰之前，德国史学家、哲学家德罗伊森（J·G·Droysen）把自然科学的目的归结为“说明”（explanation），而把历史的目的看成“理解”（understanding）。狄尔泰进一步阐发了这种思想，他将“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确定为自己的真正目标，致力于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建设。狄尔泰从人类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差异出发，针对当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领域是绝对连续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完全可以移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并解释一切人类现象的状况，提出科学应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科学”，一类是“精神科学”（人文科学）。他指出，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事件的进程，关注的是物体因果关系的知识，目的在于描述和了解人所意识到的某个对象或外部经验，而人文科学关注的是活生生的、整体的人，追求一定目的的人的自由活动，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目的在于体验生活世界、表达自我意识、理解人类历史。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对象是既存的，属于机械运动——这是无可争议的，而人文科学的对象是构造性的，它是自由创造的世界，整个历史、文化乃至一部作品，都是每一个人和整个人类的一种独特发展，都是人类自由的结果，并随着人类意识的变化而变化。它不是在感觉中所给予的现象，不是意识中对某个实在的单纯的反映，而是直觉的内在的实在本身，并且这种实在是作为一种被内心所体验的关系。由于研究对象性质不同，如果像实证主义那样采用自然科学似的外在的归纳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在他看来，必须把人看成人，而不是看做一件物，或者看做显微镜片下的一个昆虫，这种观点的合理性不仅在于它是研究人的一种方法，而且还在于它是一种道德命令。如果将自然科学研究方式移植到人文科学研究领域内，就丧失了对意义和人的自我体验的关心、丧失了适应于研究对象本性的方法，便会出现精神上的危机。所以，“在研究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类时，我们所涉及的并不是某种被观察、被操纵和被试验的东西。人有内在的生活，有对其自身的看法，他们能够表达这些东西，而我们必须去倾听这些东西”。随后，狄尔泰进一步阐述了人文科学方法——解释学方法，即把内在的意识过程通过各种方式（语言、音乐、图像等）表达出来，然后以文本解释理解其意义。他指出，理解不是进行因果的说明，而是与人的亲身体会、深入体验密切相关，是把自己移入到另一异在的、远离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之内，这种经验被对象化在文本中。“理解即是再现你中之我”，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直觉，是对他人体验的再体验。通过理解实现对另一个对象化生命的重构和把握。理解和解释构成了人文科学的真正方法，它们包括了人文研究的全部真理。至此，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被彻底地分裂为两个独立的领域，这等于宣告了精神科学作为一种独立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使之免遭实证主义的吞噬，从而为精神科学建立起独特的理解理论开辟了道路。
有人说，狄尔泰学术思想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以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对象为基点界定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从而使精神科学获得了作为科学的合法性。狄尔泰对于实证主义的批判以及人文科学合法地位的讨论以及方法论的建立，都成为人文科学心理学的最根本的理论根基和思想源头，构成了人文科学心理学思想的基本内核，也成为人本心理学的研究方案的立论基础。另一方面，狄尔泰所倡导的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如描述、直觉、移情理解等直接被人本心理学家在研究方案中加以运用。他所提出的方法论解释学也成为人本心理学解释学研究方案的具体指导原则。
与狄尔泰同时代的德国新康德主义把关注的焦点集中的“人”身上，进一步强调人的主体性作用与价值，其中的弗赖堡学派更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揭示了主体的能动性。威尔海姆·文德尔班（Wilhem Windelband）是弗赖堡学派的创始人，他一方面批判实证主义用自然科学方法支配一切的企图，另一方面强调人的独特性存在，他指出，人是有历史的动物，谁要是想参加到这个联系中去通力协作，就必须对它的发展有所了解。他不仅看到作为类的人的历史存在，而且也看到作为个体的人的具体存在，他所谓的人已经不是德国古典哲学中抽象的人，而是生动的、具体的、有个性的、富有创造性的人。他指出：人类全部活生生的价值判断，关键就在于对象的单一性；这个道理首先在我们对待人物的态度中得到证明。说一个受爱戴、受尊重的人物可以一切如旧地再度存在，它不是想入非非？说在现实世界中还可以有另一个人，其全部个人特点都与我们自己一般无二，这岂不是骇人听闻，匪夷所思？。鉴于人所具有的这些特征，必须对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研究加以区分。前者追求的是规律，后者追求的是形态。在自然研究中，思维是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自然科学思想中主要倾向于抽象，相反的，在历史思想中主要是倾向于直观”。在他看来，后者更有价值。他把个别的描述、直观作为获得关于人的知识的重要方法。亨利希·李凯尔特（Henrich Rickert）是弗赖堡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他师承了狄尔泰、文德尔班的基本观点，从人所具有的价值出发，用“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的划分区分自然研究与人文研究。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价值无涉的自然事物，它使用的是普遍化的方法，而文化科学使用的概念形成方法则是个别化的方法，它的研究对象是价值关涉的。
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从价值论的立场出发，论证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研究对象上的不同以及所需研究方法的差异，从另一个方面展露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这些论述使人本心理学家清晰地看到，任何一种科学研究背后都存在着逻辑背景，无疑也成为人本心理学在创建人文科学方法论及研究方法时的思想财富。解释学研究方案中所主张的价值关涉以及对人类现象的历史性认识等都打上了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的印记。
在新康德主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胡塞尔（E.Husserl）的现象学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引起了欧陆哲学内在视野的根本变化，并对人文科学和解释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胡塞尔在其《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把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上升到哲学高度，他分析导致欧洲文明陷入危机的原因是自然科学的成功和人文科学的失败。他认为自然科学关注的是事实，而人文科学涉及意义与价值。胡塞尔指出，科学的迅猛发展遮挡了人们对意义追求的目光，“事实化的科学造就事实化的人……”，忽视了人的意义与价值的存在。科学主义研究“受实证科学支配”，“抹去了那些对于人来说真正至关重要的问题”，丢掉了关于人的存在问题的思考，使构成科学基础的意义问题产生危机，最终使作为整个欧洲文明基础的人性产生了危机。为了拯救上述危机，必须改变对人的研究方式，胡塞尔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着眼于意向性分析，为科学提供逻辑、认识论基础，主张采用现象直观的方法来直接面对生活现象。
胡塞尔对意识研究的重视、意识的意向性特征的阐述、科学研究回归生活世界的主张以及现象学研究方法的倡导都成为人本心理学研究方案的核心思想。人本心理学研究方案大多是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指导思想和方法来源，现象学研究方案、现象描述研究方案、启发式研究方案、对话研究方案都自称是现象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尤其是现象学研究方案，无论其思想基础还是方法过程，都是胡塞尔现象学哲学在心理学中的具体化。胡塞尔的相关思想及方法对人本心理学研究方案的影响，我们将在现象学研究方案中进一步予以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