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包括决策层、执行层、议事层和领导层。决策层是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是社区中的居民和社区中的单位代表联合组成的定期开会决定社区重大事项的组织，是社区内自治的权力机构。执行层是社区管理委员会，它与规模调整后的居委会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议事层是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其职能是在社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对社区事务的协商、议事，同时可以对社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监督。领导层是社区党组织，根据党章规定，重新设立社区党组织，主要有社区党委、总支和支部，形成社区工作的领导核心。
④自身资源开展：在社区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下，大力开展社区志愿者活动，通过开展社区志愿者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增进人们的满足感、成就感、主人翁意识，节省大量的社区管理资金，提高社区工作效率，改善社区的人文环境，为社区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⑤资源共享：各种社会团体、组织、机构共同支持社区建设，形成社区良好的互助氛围。文化体育部门向社区提供文体用品；卫生部门在社区内建立医务室，方便居民就医看病；公安部门在社区中建立警务室，确保生活环境的安定；工、青、妇等团体开展各种公益性活动。
(2)上海模式
上海社区建设模式在管理体制上进行创新，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将社区定位于街道范围，构筑了领导系统、执行系统和支持系统相结合的街道社区管理体制。
①社区领导系统：由街道办事处和城区管理委员会构成。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下，街道办事处成为一级管理机构的地位得到明确。
随着权力的下放，街道办事处具有以下权限：部分城区规划的参与权、分级管理权、综合协调权、属地管理权。街道办成了街道行政权力的中心，“以块为主，条块结合”。与此同时，为了有效地克服条块分割，建立了由街道办事处牵头，派出所、房管所、环卫所、工商所、街道医院、房管办、市容监察分队等单位参加的城区管委会。城区管委会定期召开例会，商量、协调、督查城区管理和社会建设的各种事项，制定社区发展规划。
②社区执行系统：由四个工作委员会构成。上海模式在街道内设定了四个委员会：市政管理委员会、社区发展委员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其具体分工是：市政管理委员会负责市容卫生、市政建设、环境保护、除害灭病、卫生防疫、城市绿化；社区发展委员会负责社会保障、社区福利、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文化、计划生育、劳动就业等与社区发展有关的工作；社区治安综合管理委员会负责社会治安与司法行政；财政经济管理委员会对街道财政负责预决算，对街道内经济进行工商、物价、税收方面的行政管理，扶持和引导街道经济。以街道为中心组建委员会的组织创新，使得街道对日常事务进行处理和协调，街道成为政策能否执行的关键部门。
③社区支持系统：由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民群众及其自治性组织构成。它们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如社区委员会、社区事务咨询会、协调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主要负责议事、协调、监督和咨询，从而对社区管理提供有效的支持。上海模式将居民委员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作为“四级网络”，充分发挥了居委会的作用，推动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维护社区治安稳定，保障居民安居乐业。
(3)江汉模式
江汉模式，就是坚持社区自治方向，以社区为平台，通过制度变迁，在每一个社区范围内，建立一种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结合、行政功能与自治功能互补、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整合、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社区治理模式。武汉市江汉区选择了立足自治、上下联动、配套改革、整体推进的体制创新之路。
①重新定位社区，选择社区治理模式的平台。江汉区选择的社区治理模式以沈阳模式为基础，根据有利于两种机制结合、两种功能互补、两种资源整合、两种力量互动，培养社区自治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原则，按照1000~3000户之间的规模，将体制的平台定位于“小于街道、大于居委会”之间的新社区。理顺社区居委会与街道、政府部门的关系，明确职责，保障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
②重构社区微观组织机构，创建社区自治的组织基础与运作机制。江汉区着眼于构建社区自治运行机制(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运行机制)，学习借鉴沈阳模式的经验并加以创新，经过民主协商和依法选举，分别构建了社区自治组织(即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并同步构建了社区党组织。同时通过制度建设，基本理顺四个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要通过权利的相互制约，来规范社区组织行为。
③权随责走，费随事转；责任到人，监督到人。区街政府部门需要社区居委会协助处理“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工作时，经有关部门批准，并征得社区组织同意后，区街政府部门必须同时为社区组织提供协助所需的权利和必要的经费；区街政府部门做不好也做不了的社会服务性职能向社区转移时，必须同时转移权利和工作经费，做到“谁办事、谁用钱；谁负责、谁有权”，从而保证社区在协助工作时或在承接社会性服务职能时，做到“有职、有权、有钱”。
同时，保证区街政府部门职能转换到位，建立“责任到人、承诺到人、监督到人”的实施机制。通过这些运行机制创新，江汉区建立了一种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结合、行政功能与自治功能互补的社区治理模式。
(4)青岛模式
青岛模式着重体现为抓好社区服务，发展社区文化，加强社区教育，美化社区环境。具体包括：
①社区服务。明确提出要突出搞好五个方面的服务：面向社会特殊群体的社会福利服务；面向社区居民的便民利民服务；面向社区企事业单位的以劳动就业为重点的社会性事务服务；面向暂住人口提供生活、工作便利的社会服务；以医疗、妇幼保健、健康教育、卫生防疫和计划生育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卫生服务。
②社区文化建设。以青少年教育、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法制教育为重点，搞好社区教育；从“五好家庭”、“文明市民”、“文明楼院”、“文明小区”
评比入手，搞好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街道和居民小区建立文化站和文化活动室，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活动。
③社区环境综合治理。主要指加强居委会治保会建设，建立健全街道、居委会两级民间调解委员会组织，重视搞好民间调解和法律咨询，在有条件的街道设立法律服务所，以及对住宅小区物业管理企业和居委会实行综合治理责任目标双重考核。在社区环境管理方面，深入持久地开展“人人动手，美化家园”活动，抓好居民区的环境综合整治、绿化美化、硬化亮化和清洁卫生工作。
(5)海口模式
海口市振东区是民政部确定的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之一。该区社区建设的内容主要有七个方面。
①社区党的建设。在居民区已设立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团支部、妇代会等配套组织，抓好居民党支部成员的培训工作。加强流动党员、企业和新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
②社区经济建设。贯彻“重商、强旅、优工、稳农”的产业发展方针，变区位优势为经济优势，扩大税源，加大护税、协税工作力度，发展服务行业等。
③社区服务建设。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加强软硬件建设，拓宽服务领域，建立健全区、街社区服务中心和居委会社区服务，并合理配置社区服务资源。
④社区环境建设。一是保证区管硬化道路清扫，保洁率达100%，街道、居委会的生活垃圾收集率达99%以上；二是深入开展创建环境卫生达标单位活动；三是大力开展户外环境、户外设置物的整治，绿化美化社区环境；四是建立巡查制度，奖优罚劣。
⑤社区治安建设。包括建立区、街、居三级相对稳定的信息员网络，创建安全文明小区、片区，建立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站，强化外来人口管理，抓好社区法制宣传、人民调解和基层法制服务工作等。
⑥社区文体建设。引导广场式、大众式文化活动的开展；建立健全街道文化站和居委会文化室；新建和完善社区文体基础设施；培养社区文化骨干队伍；扩大活动内容等。
⑦社区医疗卫生建设。逐步建立起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六位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
5.3住区建设评价原则
住区建设与实践是与人的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项物质建设，住区一旦建成之后，所引发的一些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关注，从社会学角度来反馈和审视住区建设，建立一种评价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
5.3.1城市化原则
随着房产项目的市场化推进，我国城市住区建设主要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现象，一方面，由于巨大需求空间引发的大量建设，使得城市环境建设及空间整合获得前所未有的实践机遇与操作平台，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同时在另一方面，当前住区及其环境建设也普遍存在强调建设的数量与效益，忽略空间环境质量的问题。因此，在以后的住区建设操作过程中，必须用符合城市发展的总体眼光来对城市住区的空间设置、规划、建造过程加以调控，避免其中消极不良因素对其建设过程产生负面影响。
5.3.2生态化原则
当代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日益提高，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正成为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城市住区建设正日益明显地出现生态化的倾向，尤其是目前在国家强调经济转型背景下。具体而言，过去在住区建设中单纯地强调树木、草坪、水体等因素配置，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型”住区设计，相反，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住区中这类人为加设的元素成为消耗浪费资源与能源的重要因素，从而使不少看似“环境良好”住区沦为实际意义中的“伪生态”或“反生态”住区的典型代表。
5.3.3人文化原则
人类进行任何类型的建设活动，其最终目标的落实与实现都是与人的自身需求紧密相连的，住区及其空间环境建设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城市住区的建设对于人性化的重视与回归，正是当代社会生活中文明水平日益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前我国住区建设中对于“人性化”设施以及“以人为本”设计的考虑较过去有着很大幅度的增强与提高，但是其中也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不少住区建设中，“设计师理想规划”仍占主导地位，住区建设漠视社会特殊群体使用需求等方面。因此有必要在今后的实施运作过程中对其加以重点关注与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