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使得对住区品质的要求日益增强。西方住区理论的引入使得住区实践更加多元。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就开始针对现代主义的城市设想和规划理念提出反思。实际上，按照现代主义思想规划建设的大都市逐渐暴露出弊端：对分区的过分强调而忽视了居民生活的舒适便捷性；对形式的关注而忽略了生活的尺度感。1972年，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Saint Louis)的帕鲁衣特·X戈(Pruitt-Igoe)住宅区的几座14层板式高层公寓被当局炸毁。据此，詹克斯在书中象征性地将这一时刻宣布为现代建筑死亡的时间。詹克斯所提及的高层公寓于1955年建成，设计人为雅马萨奇(Minoru Yamasaki)，该组公寓建筑群有完善的公共福利设施、群众活动场所和绿化布置，完全体现了柯布西耶所主张的城市必备三大要素：阳光、空气和绿化，并曾获美国建筑师协会(AIA)的嘉奖。而在实际的生活中，因缺乏对社会的关注及居民人群的调查，住区内部经常发生暴力事件，加上居民之间相互陌生，生活在紧张和威胁之中，许多居民陆续外迁，住区逐渐荒颓，最后只得炸毁。
正是因为采用现代主义原则而导致的环境问题，人与人之间过于冷漠，人与空间毫无尺度而言。虽然不能把美国二战后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都归咎于现代主义，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代主义英雄式的建筑设想及社会抱负过于理想化。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与诸多学者对战后快速工业化城市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例如因种族问题引发的“居住分异”，因功能分区明确产生的“卧城”，因快速工业化而对旧城的全面拆除等。同时，对城市问题的思考相应地体现在住区规划设计理念中，如“公共空间”、“邻里单元”、“混合居住”等理念。
当下，我国城市化建设快速的发展，使得许多城市出现一些与西方国家城市发展类似的社会问题。许多西方的社会理念也逐渐融入社会的住区建设中，虽然现在还未形成系统的以社会学角度来指导住区建设的体系与模式，但可以从一些原则上对住区建设实践进行研究，使我国住区设计更加关注当下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和考虑目前的社会问题。
为缓和现代社会给传统住区社会关系带来的破坏，增进住区居民间的交往与互动，社会学、组织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被逐渐引入到住区规划领域，在社会学领域中，社区思想的发展更为住区规划注入了新的理论源泉。
早在20世纪初，为了培养居民的自治和互助精神，英、美、法等国开展了“睦邻运动”。二战后大规模住区建设所暴露出的大量问题及社会分异的不断加剧，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建立政府力量或市场调节基础上的住区规划很难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因此组织民间力量运用民间资源来应对社会变迁、促进住区的健康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举措。对此，森德尔(Sanders)、沃瑞(Warren)等学者认为住区的发展是一种社会过程。而联合国更是在1963年明确指出应通过人民自己的努力与政府当局合作，以改善社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把社区纳入国家生活中，从而对推动国家进步作出贡献。
1960年代以简·雅各布斯为代表的社会学批判掀起了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理论及实践的批判和反思，扬·盖尔则分析了城市物质空间与社会交往的关系，为环境空间的社会行为研究奠定了基础。牛津大学的戴维·哈维作为当代西方最具影响的社会学者之一，分别于1973年和1990年出版《社会正义与城市》、《后现代性的状况》两部着作，以空间的社会正义为剖面，解析了城市空间的公平和正义、城市的社会和空间的关联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拓展。
总体而言，社会学领域关于各类社区的静态系统和动态系统的理论研究，使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对住区社会发展层面的理论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促进住区非政府组织的发育，提高居民自治和社区参与能力成为住区规划的重要目标。
5.1.1简·雅各布斯与《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社会学领域对城市、住区的持续关注和介入是西方规划、建筑界的一个传统。这一点大约可始自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Life and Death of Great American Cites)一书中对功能主义城市规划提出的尖锐批评。她认为“正统的规划理论”中机械的功能分区割裂了城市各功能之间的联系，现代主义理性的方法摧毁了固有的城市形态，其结果则表现为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丧失。她指出“正统的规划理论”里早已司空见惯的“街道对人们来说是一种糟糕的环境：住宅应该背向街道朝里，朝向被隔离的绿化带”是一种谬论。她认为失去了街道生活的住宅区意味着失去了安全、社区感。简·雅各布斯从城市使用者的角度对城市的运作进行探讨，认为要想在城市的街道和地区生发丰富的多样性必须具备四个条件：①地区以及其尽可能的内部区域的主要功能必须要多于一个，最好是多于两个；②大多数的街道必须要短；③一个地区的建筑物应该各种各样，各种不同建筑的混合必须相当均匀；④人流的密度必须要达到足够高的程度。
雅各布斯首先是一个“大城市”的拥护者，她认为大城市的出现适应了现代人类对于“一种相互交错、互相关联的多样性的需求”，这种动态十足的多样性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在这本书中，一切都是从对城市生活的观察和直觉出发的，分析的起点是最普通的城市元素——人行道，逐步扩大到街区公园、城市街区、街段、老建筑、人口密度、贫民区、汽车、城市视觉、地区规划等问题。例如，她在第一部分“城市的特性”中，花了一大半篇幅分析大城市中人行道的用途。人行道在一般观念中不过是人群过往之地，但雅各布斯却赋予人行道“城市中的主要公共区域”、“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器官”的重要地位。在书中，雅各布斯通过非专业化的清晰语言，将人们的活动和活动的场所交织起来，展示了一幅多姿多彩的生活场景：孩子们在公共空间玩耍嬉戏，邻居们在街边店铺前散步聊天，街坊们在上班途中会意地点头问候等，她将这些活动称为“街道芭蕾”（Street Ballet)。同时，既然是“主要公共区域”，各种人群的“共存”问题自然而生。
例如，住区外的街道经常会过往许多陌生人。她提出街道必须做到“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界限清晰”，造成应付陌生人的充分准备。做到这一点，街区就有能力将陌生人变成资源，带来活跃的气氛。这需要在街道上始终有行人和活动，两边还有一些对此感兴趣的注意的目光，即“街道眼”(Street Eye)。为此，应当沿街道布置有各种商店、酒吧、饭店、活动场所等，形成一个由大众视线构成的安全防范体系，有效消解各种潜在的危险，同时又能充分容纳陌生人带来的活力。
雅各布斯推崇城市的多样性。她认为，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城市里，而他们的兴趣、能力、需求、财富都千差万别，因此，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社会角度来看，城市都需要尽可能错综复杂并且有各种互相支持的功能，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她犀利地指出，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将田园城市运动与勒·柯布西耶倡导的国际主义学说杂糅在一起，在推崇区划的同时，贬低了高密度、小尺度街坊和开放空间的混合使用，从而破坏了城市的多样性。那些所谓功能纯化的地区如中心商业区、市郊住宅区和文化中心等，实际上都是机能不良的地方。她还扼要地列出一个好的、生机勃勃的城市在形态上的四个要点。
第一，各个城市区块都要保持混合用途。城市生活有多种需求，各种功能混杂在同一区域，才能提高设施的使用效率，保证每天的不同时段都有人气。
第二，街段要短，路网要密。街段短，就是说沿一条纵向的路前行很快就可碰到横向的巷或交叉口。这样的街道充满变化，使步行充满趣味，还可以为商业和服务设施提供更多的临街面。同时，短街段、密路网的形式也鼓励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如果再配以公共交通，就更进一步成就了城市生活。
第三，不同年龄的建筑物要并存，特别是那些老建筑，由于租金较低，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场所，还可以孵化新兴企业。不同年龄的普通建筑聚集在一起，复杂多元的功能用途才有可能真正的混合。
第四，保持一定的人口和居住密度。因为城市人口密度一低，行人稀少，各种商业、服务业难以为继，无法产生和培育各种复杂的城市需求。
雅各布斯对1950年代至1960年代美国城市中的大规模更新计划深恶痛绝，《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对这些计划进行批判。
雅各布斯指出，大规模改造计划缺少弹性和选择性，排斥中小商业，必然会对城市的多样性产生破坏，是一种“天生浪费的方式”，耗费巨资却贡献不大，使资金更多地流失到投机市场中去，给城市经济带来不良影响。她主张改变城市建设中资金的使用方式，“从追求洪水般的剧烈变化到追求连续的、逐渐的、复杂的和精致的变化”。1960年代正是美国大规模城市更新计划甚嚣尘上的时期，雅各布斯的这部着作无疑是对当时规划界主流思想的强有力批判，可以说，《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整个欧美开创了一个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进行反思的时代。
5.1.2扬·盖尔的“交往与空间”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后至80年代，人们对城市的认识逐步从注重城市的形体环境和功能组织转向对城市中人的社会生活的关注，认为城市组织结构必须从生活本身中发展而来，城市和建筑空间是人们行为方式的体现。
“邻里单位”模式也在此点上受到许多批评和反思，许多学者认为它是依照人的认知范围而不是公共设施的服务范围来确定居住空间的规模。依照人的使用方式来决定居住空间和公共设施的布局，依照人的交往和社会网络来组织居住空间，这些成为居住空间规划和建设的新方式。
基于对“邻里”概念的反思，扬·盖尔的着作《交往与空间》从人的交往与物质空间之间的关系入手，批判了功能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城市空间扼杀了公共空间中各种类型的生活。针对以《雅典宪章》为代表的功能主义的城市功能分区的思想，他认为“住宅、公共建筑、工厂等不同的功能分区，或许减少了生理卫生方面的缺陷，但也减少了更加密切交往的潜在优势”。“住宅的分散和稀疏布置保证了日照与空气，但也造成了人及其活动过于稀疏。”
扬·盖尔在其着作《交往与空间》中，将居住社区内的交往活动分为三类：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
必要性活动是日常生活中必须进行的活动，如上学、上班、购物等。这些必要性活动是人们生活中都要参与的活动，并且往往同人的行走相联系，由于这些活动具有强制性特点，因而很少受物质环境影响，参与者没有多少选择的地。
自发性活动则是指那些只有人们有参与的意愿，并且在时间、地点可能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的活动，包括散步、呼吸新鲜空气、驻足观望以及日光浴等享受性活动。这种活动依赖于物质空间环境的质量。
社会性活动是指所有公共空间中有赖于他人参与而引发的活动，如儿童游戏、相互打招呼、交谈、各类公共活动以及最广泛的社会活动。社会性活动还可以称之为“连锁性”活动，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由前两类活动发展而来的。社会性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物质空间环境的影响。
扬·盖尔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统计分析，对基于现代主义理论的居住空间设计提出了批判，总结出大量的关于不同居民交往活动对空间环境的“特殊要求”，并提出了一些有利于促进居民交往活动、“充满活力并富有人情味”的社区户外公共空间的设计方法途径。他认为有利于居民交往的居住空间应符合如下三个要求：第一，居住空间社会结构与环境结构应相一致；第二，提供各级私密性的环境，如私密的、半私密的、半公共的及公共空间，并且各级之间应有平缓的过渡；第三，造成适当的各级领域感，从而形成居民的认同感，并提供防止犯罪的空间，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为社区居民提供交往的机会。
扬·盖尔的“交往与空间”研究的意义主要在，它使建筑师从一个侧面认识到居民日常生活、交往活动的性质与特点，并主张在物质空间环境设计中给予针对性的设计。另外，它使空间环境与居民的交往行为活动关系具体化了，指出了行为交往活动与环境之间是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并发现了一些极有价值的细微的行为空间规律，为居住空间环境的设计提供了很多具体依据。
5.1.3哈贝马斯与交往行动理论
英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严重分离。哈贝马斯将社会区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建立了“系统-生活世界”的分析框架来诊断西方社会的病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