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荣宗
“太奶奶，您说人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还会死啊？”一个年仅四岁的小女孩，倚在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身旁，向老人发问。这位老人叫秋菊，问话的小女孩是她的曾孙。
看着小曾孙好奇的样子，秋菊老人用缓慢而有些颤抖的声音，回答曾孙的问话：“太奶奶很小很小的时候也跟你一样，只有这么一点点大。后来饭吃多啦，路走多啦，就长大了。再后来啊，也就变老了。老了不就是没有用了吗？没有用了就不能白白地吃闲饭。这时啊，专管生死大权的阎王爷就会把她叫回去喽。”
小曾孙像听故事一样认真，但对回答的内容似懂非懂，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直直地盯着她的太奶奶。秋菊老人也看着自己的小曾孙，然后将她搂进自己的怀里，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不问了，不问了。太奶奶给你一个糖果吃。”秋菊老人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糖果，剥了一个给小曾孙吃，另一个又揣进口袋里。
“太奶奶，我要回家了。”小曾孙口中含着糖果，有些支吾地说。“乖，回去吧，要走在路的边上。”秋菊老人说着，就在小曾孙的额头上轻吻了一口。
小曾孙迈着小腿小步地走了，秋菊老人却呆呆地望着小曾孙的背影，想着小曾孙刚才的问话，静静地回想起自己的人生往事。
秋菊隐隐约约的记得，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日本兵、国民党兵、当地的土匪兵等，打过来又打过去的，到处是兵荒马乱。当时她只有十来岁，父母亲种了几亩地，还在街上开了一间杂货店，算是能自给自足地过日子。母亲生她的时候是难产，后来就不再生了，把她当作宝贝，还供她上了几年的学堂。
就在她刚满二十岁那年的夏季，有一天大队的徐书记来到她的家里，找她的父母亲谈话。坐下来后，徐书记说：“据生产队群众反映，你们一家拥护党和社会主义，这是好现象啊。”听徐书记这么一说，秋菊的父亲深深地点着头回答：“是的，是的。”秋菊和母亲拘谨地站在一旁不敢做声。
秋菊的父亲给徐书记点过一支烟后，徐书记这才转过头看了看秋菊，问：“是叫秋菊吧。今年多大了？”秋菊有些脸红。还没等秋菊平静下来，秋菊的父亲就做了回答：“今年刚满二十岁。”徐书记又回过头对秋菊的父亲说：“时间过得真快啊，都成了大姑娘了。这样吧，我给你们做个媒，我那个侄儿旺根，比秋菊大五岁，身强力壮的，还是雇农出身，没爹没妈的，就过来插个门儿，你们商量商量。”
秋菊的父亲看了看秋菊和她妈的脸后，就对徐书记说：“难得书记亲自做媒，我们高攀了，高攀了。”徐书记这时用和缓的口气对秋菊的父亲说：“一个女婿半个儿，招进来也好续个香火啊，对吧。”秋菊的父亲又深深地点着头回答：“是的，是的。”
看着秋菊父亲的态度，徐书记这才站起身，用手拍了拍秋菊父亲的肩膀：“那我就等着吃你们的喜糖喽。”说完，徐书记才迈开腿出了门，离秋菊的家而去。
徐书记走后，秋菊跑进房里。秋菊的父亲和母亲，这才商讨了起来。那个旺根他们是认识的，爹妈早逝，没有文化，人很憨直，身体也挺结实的。就是有时仗着他叔是大队的书记，趾高气昂的不饶人。但就是这样，在那个年代，像秋菊这样的富农家庭出身，要招进来一个女婿，那是多么的不易啊。秋菊的父亲也是看着这一点才同意的。
那年的冬天，秋菊和旺根结了婚。
在秋菊和旺根结婚的十来年时间里，正好是举国上下大干快上的年代。生产队里实行的是合作化大生产，吃大锅饭，干集体活，有的去炼钢，有的在种粮，还有的修水渠开荒山去了。这时，集体主义精神得到发扬，人际关系也大为转变。
秋菊的父亲新中国成立前开过杂货店，也算是有经验，被公社叫去供销社看铺位卖百货。秋菊的男人旺根，也因与大队书记的特殊关系，被派去大队当了通信员。这时，秋菊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大的儿子八岁了，取名建成，小的儿子四岁，叫建明。因要照顾两个小孩，秋菊和她的母亲被安排在生产队的后勤组里，秋菊的母亲参加煮大锅饭，秋菊主要负责磨豆腐和做米粉。
一家人虽然各自都很忙，日子依然过得很清苦，但生活倒也有趣和充实。特别是秋菊一连生了两个男孩，这更是令她自豪和骄傲的，也是一家人快乐和温馨的地方。
但是，好景总是不会太长的。那种集中吃大锅饭的日子维持不到两年，最终还是各家自起炉灶。令秋菊一家人感到高兴的日子，像一阵风一样刮了过去。紧接下来的是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十年浩劫”的日子。
这十来年里，对秋菊来说也是惨烈的。村里没有地主、资本家，就拿她这家富农开刀，逼得秋菊与她的父母亲划清界线。父母亲经常被揪出来当作忆苦思甜的批斗对象，当作复辟分子叫去戴高帽子游街。父母亲年老体弱，不堪受辱，先后辞世而去。就在母亲去世的那年，已是四十出头的秋菊偏偏又怀上了，在冬天里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叫冬梅。
旺根这时还是大队的通信员，整天不着家的，还染上了烟瘾、酒瘾，要是听了不顺的话或喝多了酒，就打骂秋菊。秋菊在这个艰难的日子里，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幼小的女儿，苦熬着。只有膝下这三个子女，才是她人生的希望，为着这三个子女，她也得坚强地活着。
旺根在大队里当通信员，白天骑着自行车到处跑，通知这通知那，还要送信送报纸。晚上也经常值夜班，有时一连几天没能回家一次。这样子时间长了，秋菊也跟着习惯了。
当时大队在农闲的时候，就会组织一支群众业余演出队，起先演的是地方古戏，后来也演一些现代样板戏的片段。与秋菊同村的刘玉华，不仅长得人高马大，连声音也粗犷洪亮，经常被叫去演武生、卫兵等角色。由于是同村的邻居，演出后经常是旺根用自行车送她回来的。两人接触多了，自然引起村里人的议论，这风声也很快地传到了秋菊的耳根里。
有一晚在大队部演出后，旺根照例用自行车送那个刘玉华回家。进到自己的家门后，秋菊已为旺根准备好了一碗热面条，乘着旺根吃的时候，秋菊平和地对旺根说：“你老送玉华回家，村里人都有些议论了。你也知道，玉华的男人浑身是病，胃痛起来像猪嚎一样，咳嗽起来又像狗吠一样。”旺根听完秋菊的话后，就火冒三丈，一只手掌连同筷子往桌上狠狠一拍：“议论个屁，我这不是顺便吗？都管到我头上来了。”
秋菊见状赶紧安慰说：“这么晚了别嚷嚷，我知道你不会做出什么傻事。”听到父亲发这么大的脾气，两个儿子都从里屋跑了出来。旺根看着他俩惊诧的样子，这才压了压心中的火气，重新拿起筷子吃了起来，一直把那碗面条吃个精光。
打这以后，尽管秋菊的耳朵里也传来了旺根把玉华留在大队部里睡，连肚子都搞大了等传言，但秋菊只字不再向旺根提，照样过着她的小日子。
到了“文革”的末期，农村相对地平稳了下来，生产队集体劳动仍然是主要的形式。这时的旺根，已升任大队的副大队长，兼任大队兴办的柑橘场场长，脸上更加风光了，也增添了不少傲气，跟秋菊说起话来就像是命令似的。
有一天酒足饭饱后回家，旺根大声嚷着秋菊：“快拿盆水来洗脚。”秋菊嘴里没有吭气，但还是依着拿来了一盆温水，帮着醉醺醺的旺根洗脚。旺根抽着烟，慢条斯理地对秋菊说：“建成都二十了，过两天就跟我到山场去做工，总比在生产队劳动好吧。你帮他收拾一下衣服和被子。”秋菊虽然有些舍不得，但在当时，柑橘场做工收入高一些，也好赚点钱今后娶媳妇用。
秋菊心里还想：“有个儿子在身边盯着，旺根总不能过于放肆吧。”因为，这几年旺根在外混，秋菊的心里总是毛毛的。
在旺根这个副大队长的极力推荐下，刘玉华终于当上生产队的妇女主任，在生产队一些重大工作和问题上有着决定权。刘玉华是瞧不起秋菊的，也是由于女人的那种忌妒心。秋菊早年念过几年书，会用算盘加减乘除，认得报纸上的字，收音机里的普通话也能听懂。而刘玉华只会数几张钞票和写写自己的名字。这个刘玉华生性好强，就是怕有人比她强，或有人某些方面比她强。她与旺根的关系，她料定秋菊是知道的，但她认为像秋菊这种女人是不敢怎么样的。为了抬高自己，她必须打压别人，特别是她自己认为的对手。
评工分那天，大部分妇女群众说秋菊做事情认真仔细，从不挑拣和偷懒，建议评个八分。可刘玉华就是不同意。她说：“秋菊干起活来慢吞吞的半死不活，再说干重活儿也不行，最多评个七分半。”坐在墙边的秋菊用无所谓的目光望着窗外，个人只表态同意评七分半。
生产队的工作是每个晚上安排，第二天才出工的。对妇女的工作有时是由妇女主任安排的。刘玉华总是把一些累活、脏活，安排给秋菊，比如冲洗公厕、挑粪施肥等。当然，秋菊都会认真去做。在秋菊的心里，活是公家的，也都得有人去干。
有一次晒谷子时为防雨淋，全队妇女集中来收场，刘玉华就叫秋菊在门边称重计量。由于人多场面上乱，结果一连统计了几次，总数都不一样。刘玉华气急败坏地当场破口大骂：“你只会陪男人睡觉还能干什么，这不是有意破坏社会主义吗？”一些妇女群众赶紧把生气的刘玉华拉走。秋菊装着没听到的样子，继续查着本子，累计着数量。对于刘玉华过分的谩骂她是不会搭理的，她认为与刘玉华那种人相处，不理尚安，理了更添乱。
其实，刘玉华是外强中虚。家里家外的压力，使她的内心产生变形，甚至是提前进入更年期。刘玉华的丈夫长期患病，三天两天的要打针吃药，两个女儿都在大队的柑橘场做工，一个小儿子还在上中学，这里里外外靠她一个人打点，也属不易了。再说，丈夫要嘛胃痛要嘛咳嗽，单住在一个旧屋里。她晚上难得有个男人搂着抱着，这心理不生忌妒不变形那才怪呢。所以，玉华与旺根的关系，或者有没有跟其他男人的关系，生产队里的人只要没有亲自撞见，也就不会去多管闲事了。
不久，刘玉华的丈夫因胃病住进公社的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胃癌晚期。生产队的人按惯例抽空去看他，亲戚朋友轮流着守夜看护。按说秋菊与刘玉华家不沾亲不带故，而且“文革”搞批斗那几年，就是刘玉华的丈夫，押着秋菊的父母亲到处去开批判会的。如今，生病住院的事与她秋菊有什么关系呢？但秋菊是一个重感情又放得下的人，现在刘玉华手忙脚乱的，秋菊也不忍心看下去。她经常有事没事的就往公社卫生院去，看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还经常帮着守夜看护，安慰刘玉华一家人。为了不影响刘玉华的儿子参加高考，秋菊还把刘玉华的儿子叫到家里来吃饭，还帮着刘玉华家里养猪和冲洗猪圈。
刘玉华的丈夫，终于不治而亡。送葬的那天遇着倾盆大雨，门内门外都是泥水，帮忙的人吃过寿饭后，各自回家了，而刘玉华一家还在悲痛之中。秋菊看在眼里，留了下来，帮着清洗餐具和冲洗地板，风里雨里又忙了两个多小时。结果，秋菊回到家中后，就感冒了三四天。
打这以后，刘玉华对秋菊有了好感，两人往来和交谈多了起来，刘玉华也不再打压秋菊了。而秋菊呢？她并不求感恩，她仍然这样宽宽松松地出工做事，仍然这样尽责尽力地为人妻为人母。
又过了几年，遇到政府对农村实行改革，大队改叫村委会，生产队也按地名叫村了。以前的生产队，把耕地和牛、农具等按人口分到各家各户。村委会的村长、书记重新选那些年轻的有文化的人担任，旺根自然就退了下来。柑橘场采用竞标承包责任制，旺根这个场长也下岗了，只有大儿子被当作青年骨干留了下来。
社会的变革有时是无情的，也是无奈的。旺根一下子从大队副大队长和柑橘场场长退到没有一官半职，重新回到家里扛锄头干农活，一下子很不适应，也使他对现实的社会很不满意，整天成为醉鬼不说，还经常拿儿子、儿媳特别是秋菊当出气筒，闹得家里鸡犬不宁伤了和气，经常是地里的活没人干，家里的活没心做。
最后只得按农村的习俗，以男儿为主各自分家。旺根就和大儿子一家人过，秋菊则与二儿子一家人过，算是每个儿子分养一个老人。父母则从主事的地位上退了下来，由儿子辈们顶上，一家人变成了两家人，各过各的，家庭矛盾得到了一定的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