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想到后来范也不敢担任，虽勉强就职，数日后也就寂然而去了。以后继任的副会长又选出了庄陔兰和王讷，庄是莒县人，光绪甲辰科翰林，王是安丘人，举人。他们两个都是日本留学生。我与庄在北京的时候就认识，我认为他能读书，有谋略，外表极朴素而抱负权奇，遇事举重若轻，不动声色，对黄老之学颇有研究。但他也有弱点，往往对事以儿戏处之。他也是我由北京调来的，因为我的性质与他颇有相反处，遇事举轻若重，对人又不圆融，硁硁介介，过于亢直，他能对我不顾情面，随时匡正我的短处，所以我首先把他由北京调到济南。后来我离开了济南，就把联合会事体完全托付给他了。至于王讷的为人，亦颇勇于任事，但有时见解被动，有时不择手段，有时个人主义颇重。不过在那个局面之中，到处奔走，联络宣传，不辞劳瘁，后来吴炳湘逮捕革命志士，他也曾多方营救，其长处也是不可掩没的。
联合会的副会长，由庄、王二人担任，后来我在北京时，他们有重要事项，还向我报告，一直未断联系。至于联合会正会长一职，始终就是我自己，并未选过第二人，一直到民国元年联合会告终，才解了职。
大会成立之后，每日分组办事，最重要的是秘书长。张汉章是旧谘议局的秘书长，谘议局已经取消，他的秘书长的资格当然不存在了。我自到济南以来，每日都有很多的社会人士相访。我所接触的诸人中，觉得丁世峄最为出色，无论是见解、辩才、志气、行动，皆有特出之点，所以我就毅然委任他为本会秘书长了。会中多数认为适当，惟有“六二党”的主干心怀不满，但在大会成立之初，决不能有任何表示。
第二天，孙宝琦因城内秩序不佳，恐难维持，就请我到抚署晤谈并征求意见。他说：“巡警道潘延祖（云南人）年老力衰，近来又复多病，对于管理全省警权，决难胜任。阁下是参加创办京津警政的熟手，现当全城危急之秋，无论如何，警政一席，务请屈就！”我当时很踌躇不能立即答应。当即对他说：“此事须提交大会来决定，我不能擅自主张。”在这时候，城内外的警察分署对于集会结社已时时有干涉监视的举动。
我当天就回到联合会，将此事说明，征求大会的意见，赞成者居十分之九，不赞成者居十分之一。一小部分人认为联合会是立法机构，会长是要监督巡抚的。兼了巡警道，就要一方面受巡抚的节制，遇事恐有掣肘之处。大多数人又以为巡警道一职，掌管全省的警权，地位至为重要，在进行革命上，关系很大，如果这个职务落在旁人的手里，必然是革命道路上的一种障碍。只要会里的事，抚台不能干涉，警权还要由我们自己掌握才好！因为这个缘故，一致赞成由我担任。我于是就在大家同意之下，以联合会长而兼巡警道之职。
巡警道一职固然是重要，但我对于警政尚不十分外行，在那个时候，还算是稍有经验的。以我的精力，颇能应付有余。不过联合会的事体比较重要，每日必须到会，且各界人士纷纷晋谒，络绎不绝，日必数百起，以致毫无片刻之暇。除于特别事故及重要文件外，于警署例行公牍势难兼顾，乃与孙宝琦说明，增设提调一员，委派汪涵充任。汪原来是山东中路巡防营统领，他是江苏宝应人，是我父门生。光绪甲午之战，他即在我父幕中，人极聪明，有谋略，诗词书画都有特长，在幕中十余年之久。他原来与赵秉钧（河南嵩县人，清季曾任民政部侍郎，详见后文）是盟兄弟，我父去世之后，他由赵秉钧推荐给山东巡抚袁树勋，于孙宝琦到山东后，他才因病辞职。我自到济南，一直就住在他家里，所以警署的例行公事，由他代阅，最为妥当，也最为放心。
不意我接了巡警道以后，北京的传谕又到，清廷派柯劭忞（胶县人，翰林）为办理山东省团练大臣，派我为副大臣。我后来听说这是由于在京的山东京官联名保举我去办理本省的团练。他们认为我思想尚新，在京津任职时又颇有成绩，且是旧家出身，在地方上夙负人望，如到山东去，是于本省有益的，早就保举上去，不过清廷因有种种考虑，未即发表。后来见山东形势已变，又想借我收拾残局，这才发表了柯为正我为副的谕旨。我既任联合会的会长，当然不能再兼此事，柯也没敢来上任，因此团练一职就没有实现。及至山东独立取消后，清内阁又改任柯为山东宣慰使，曾匆匆到济南来过一次，那时候我已离开山东了。
以上是我在山东省参加革命时所经历的一段情况和我与山东之间的关系。
三、山东省在革命时期的各派系人物
在我们谈到山东独立时，不能不牵涉到当时的人物，因为历史与人物两者是分不开的，故有把独立时各方面人物分别一谈的必要，借此更可以明了山东独立的全貌。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搜集近代史料，要求由亲身参加或与见闻有关的人撰写，内容必须真实具体，据此就不能不于精简中力求翔实。
自从联合会成立以后，一直到宣告山东独立，在这个过程中，我留心观察各方面的情况、各派别的人物，关于他们的思想、行动、才干等，逐渐了解了一些。大约可分为数项如下：当时的人物派别，可以分为同盟会与非同盟会。当清末山东省留日学生参加孙中山先生所组织的同盟会的亦颇不少，如徐镜心、丁惟汾、谢鸿焘等为首，其它尚有蒋洗凡（博兴人）、于洪起（栖霞人）、宋绍唐（菏泽人）、张树德（临清人）、陈干、姜致中（登州人）、周庆恩（历城人）等。此外不隶属于同盟会的，如：丁世峄、曲卓新、周树标、赵正印、萧永弼（长清人）、金志汉（济南人）、于明信（临朐人）、丛琯珠（文登人）、韩履祥（郓城人）、安举贤（日照人）等，都是当时各方面的活动人物。
还有些学生代表，如王者塾（诸城人，后名王乐平，法政学堂学生代表）、邓树贞（菏泽人，济南高等学堂学生代表）、孙斌（蓬莱人，师范学堂学生代表）、马素贞（女，栖霞人，妇女代表）、秦瓒（女，河南人）等，他们差不多每天都到联合会中来商洽事体，在社会上作种种的活动。如马素贞、秦瓒等人曾成立女生劝助军饷会，领导女学生劝助军饷（见有关辛亥山东独立现存文件章则类第四号《女生劝助军饷公启》、《女生劝助军饷会规则》等，以后有关此项文件，概从简称文件某类某号）。而一般留学生中，先后返回祖国参加革命的大都以振兴教育为号召，如谢鸿焘曾主办东牟公学，刘东候（潍县人）主办山左公学，丘丕振（掖县人）主办掖西中学，均致力于培养青年，散布革命种子，而为将来革命事业之萌芽。
清末到民国初元，山东东西两派（指东府西府与国民共和二党，张代表东府，王代表西府）的首领张公制（安丘人）和王鸿一（郓城人），他们在独立时都没有参加。张因与“六二党”冲突，愤而辞议员职，返回安丘原籍，王是时在曹州办教育。
客籍人士中，则以张志（四川富顺人）为首，此外有雷光宇（湖南浏阳人）、楼兆梓（浙江绍兴人）、萧方骏（四川三台人）、姚鹏图（江苏太仓人）、朱是（浙江人）、龚积柄（安徽合肥人）、孙松龄（河北蠡县人）、李崧（云南人）、李肇甫（四川人）等。其中颇有些人为孙宝琦网罗于他的幕府之中，此外则以在教育界的居其多数，尤其是张、雷二人更为教育界中的重要人物，张最为杰出，后来任山东高等审判厅长，因抗拒张宗昌遇害。
再谈一谈当时山东省的高级官吏。巡抚孙宝琦曾经出使法、日、葡、德等国，比较开明，也能延揽人才；但是他的父亲孙诒经在清季作过侍郎等要职，又与庆亲王奕劻及袁世凯均为儿女姻亲，所以他决不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此外布政使胡建枢（安徽凤阳人），是前清进士，历任州、县、府、道等缺，洊升按察使、布政使，直到巡抚。胡年事已高，可以说是廉谨一路的人物。按察使吴煜（安徽合肥人），系军功出身，由淮军起家，为人谨慎，当时也颇有能名。提学使陈荣昌（云南昆明人），清季翰林，曾任御史，鲠直敢言，颇有气节。他于山东省独立后去职，从此即未出仕。巡警道潘延祖（云南人），就是我的前任。劝业道先是萧应椿（云南昆明人），后是何承焘（江苏人），萧是经济特科出身，何原来在上海经商。
武官中在本省的有三镇、五路统领。三镇总兵是登州镇总兵叶长盛（安徽人），兼五镇第十协协统，兖州镇总兵田中玉（河北人），曹州镇总兵张善义（蓬莱人）。五路巡防营统领是中路聂宪藩（安徽人，清季名将提督聂士成之子），后路方致祥（安徽人），还有靳呈云（河南人），其它两路，由兖、曹两镇总兵各兼一路。
由上所述，山东省的环境，以当时的大势所趋，政治的腐败，积弊已深，加以开明人士从中酝酿，只有走上革命道路。何况武汉起义，势力蔓延，虽想保持原状也是不可能的。
四、响应武汉宣告独立的经过
出人意外的事，忽然在阴历九月十九日的晚上发生了。那晚我正在孙宝琦的办公室会谈，联合会来人报告说：“会中来了五位军官，要见会长。”我令人由电话中告诉他们说：“现在已晚，有事明天再说。”他们说：“有事相商，明天不成！”我说：“如明天不成，可以令人转达。”答复说：“转达也不成，必须亲见会长。”我没有法子，只好回到会里（当时会址系在谘议局旧址）。
及至我到会后，即看见有五位军人正在总务组办公室和张汉章谈话，见我进来，一齐起来，态度很恭顺安静的样子，不像有什么紧张的情况。当由张一一介绍，方才知道这五个人的姓名。他们是黄治坤（第五镇参谋）、张弼臣（第五镇教练官）、潘小泉（第五镇军佐）、上官建勋（第五镇十九标第三营营长），还有一个人姓胡，名字似乎是胡季芳，记不清了。
首先发言的是黄治坤。这时候我看见他们的神气很一致，仿佛已有成算在胸，又觉得张汉章微有得意之色。又见桌子上有杯盘未撤，好像他们在一块儿一同刚吃完饭的光景。我心中稍微有一点怀疑，遂即问他们要见我的用意。首先由黄发言说：“现在成立联合会，甚为一般人所期待，会长的声望我们很久仰……”以下都是恭维的话，毋用细述。我又问他们的来意究竟为何？当由黄、潘、张三人先后发言，所说不外乎“现在武汉事起，清廷已派荫昌督师南下，我们山东不能出兵，支援进攻武汉。”我说：“这倒不必顾虑，已与孙抚帅商定山东保境安民，决不出兵了！”他们又说：“要是仅仅的不出兵，恐怕不能算完事，山东既在清政府统制之下，仍得听他们调度。若想真不出兵，非与清廷断绝关系不可！只有赶紧先发制人，宣布独立的法子最为妥当！”
我说：“此种办法，并非毫无理由，但不能如此简单轻率。山东成立联合会，在规定八条之内，既不出兵，又不许抵押借款，已与宣布独立差不多了。第二步须当相机缓图，若操之过急，怕无利有害，我们万不可务虚名受实祸！至于说到革命救国，我们所抱的目的是相同的。不过我是山东人，尤其得格外慎重，以免对不起桑梓！因为全省的秩序与人民安危，需要十分慎重，请你们诸位要多加考虑！”
黄、张二人又陈说种种利害。我说：“现在军政大权，仍归孙抚台执掌，必须先与他商量，再作计划！他的意见如何，我不能代表，即便他能应允了，独立以后，又将如何？”当他们听到这话的时候，彼此相觑，又一齐看着张汉章。张遂代他们发言说：“独立以后，必须举知兵大员总揽一切，否则恐难维持！现有代理第五镇统制贾宾卿（河北大城人，原第十协协统）甚得军心，可以举他为首领。”我接着说道：“山东还有登州、兖州、曹州三镇总兵，还有五路巡防营，并不是仅仅一个第五镇统制所能总辖，贾协统即便能代表陆军第五镇，也未必能代表登、兖、曹三镇及五路巡防。”
我说到这里的时候，黄治坤等五人面色也有点改变，张汉章就露出蹴踖不安的样子。原来张汉章因我任用丁世峄为秘书长，他就有些不高兴，这在前面已经谈过。此次五军官之来，他颇以为奇货可居，就利用这个机会加以勾结，大约于我未回到会之前，已经应允他们五人包办一切了。再者，这五人不过是参谋、营长等职，地位并不甚高，那时的军政体制甚严，如何能气势汹汹的坚持立即亲见会长，而且片刻不能待？后来我了解到这都是张汉章从中玩弄的手法，传的假话。当黄治坤等尚未见我之前，已与张汉章有了联系，觉得此事很容易办，及至同我交谈之后，见我态度很果断坚定，不易动摇，又听见我的议论很不像他们所理想的那样容易对付，当即觉得失望。尤其是张汉章连日在会中见我对于诸事应付的明快，颇为各方所佩重，深知道我不能为这五个人所屈服，恐怕我与黄治坤等言语不合，弄成僵局，以致难于收拾，当即竭力周旋，以便缓和当时的情况。
此刻黄治坤等也便借此下台，向我告辞。不过在临走的时候，微露威胁之意，说：“此事我们军界已经一致，请会长务须详加考虑，与孙抚帅商定办法，我们一两天内要听回信！”至于他们五个人虽然全主张不出兵，但是其中也分为两种心理，如黄治坤、张弼臣两人是日本留学生，确有政治革命思想，认为这是一个革命的机会，潘是附和他们两人的，而上官建勋则不然了，他主张不出兵是怕死，怕当炮灰，此外那一个则是个机会主义者。他们几个人思想虽然不同，而不出兵的主张却是一致的。
他们走后，我当夜又去孙宝琦处，将与黄治坤等谈话的经过对他说了。孙听完，即对我说：“孙宝琦在山东有守土之责，土既不能守，唯有以身相殉！纵令不死，也不能领着大家宣告独立。”当时的语气非常坚决，神情也非常紧张，相对默然良久。我说：“此事只有定期开大会再行决定，现在我们惟有出以镇静，只要与大局有益，似不便过于坚持。”遂即退出。
在第二天晚八九点钟的时候，代理第五镇统制第十协协统贾宾卿忽来拜会，他骑着一匹白马，带着两个步兵，便衣小帽，悄然来到大明湖东南岸汇波寺阁子汪宅即我的寓所。虽系初次见面，态度异常谦谨，首先向我表示谢意，说我对他很好，非常感激，听说大家要举他担任都督，我很维持他，特来向我道谢。我当时很诧异，因为他说的话与事实全不相符，我想一定是黄治坤等捏造的。我看贾是中等身材，面貌黄白，微瘦，声音低弱，不似一个武将的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