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自说：
我是从乡村出来的。我也坚持写乡村中国，这看起来离中国当今的现实比较远。如何把我在乡村小说中所描写的生命的感受延续到新的题材中来，这是我思考的问题。
一个作家要想紧密地跟踪现实生活，我觉得是件很艰难的事情。因为所谓社会现实真是千头万绪，无论什么样子的天才，在当今社会里也只能是一知半解的人物。这就需要我们用想象力来弥补生活经验的不足。
我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找到了一个诀窍，这就是要把我要写的内容全部移植到一半虚构一半真实的高密东北乡来，这一下子让我找到了儿时那种对生命与大自然的感受，这些感受在现实题材的小说中得到了延续。
作家应该扬长避短。我的长处就是对大自然和动植物的敏感，对生命的丰富的感受，比如我能嗅到别人嗅不到的气味，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发现比别人更加丰富的色彩，这些因素一旦移植到了我的文学中，那我的作品就会跟别人不一样。如果小说不把作家对生命的感觉移植进去的话，即便你写了现实生活中确实发生的一件事，那也不会真实。
论《天堂蒜薹之歌》
■〔英〕杜迈可著季进王娟娟译
《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的第二部长篇巨制。小说以1978年到1989年改革的全盛期为背景，探讨了华北一个乡村农村改革的成效。与《红高粱》对乡村价值的怀念不同，乡村价值在这里默然无声。莫言把我们所讨论的所有技巧性的和主题性的因素融为一体，创作了一部风格独特、感人至深、思想深刻的成熟的艺术作品。这是莫言最具有思想性的文本。它支持改革，但是没有任何特殊的政治因素。小说最后一章大部分由虚构的1987年7月30日的《大众日报》（显而易见是暗指《人民日报》）上的一些文章所构成。它们呼吁要持续、深入进行1979年开始的政治经济改革——推进民主化和更多的市场经济，要制止地方干部违背中央政策去压迫农民的生计。尽管作品带有明显的思想取向，但它绝不是简单的报道式作品，它是20世纪中国小说中形象地再现农民生活复杂性的最具想象力和艺术造诣的作品之一。1980年代中国农民的身体的、物质的、精神的和心理的生活以及包含其中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实践，都在这部想象性的叙事作品中得到了传达，也许比一大堆社会科学相关课题的研究还要丰富得多。读者从这部作品中获得一种明确的意识，可以理解中国农民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他们的爱、恨、善良、残忍、文雅和粗俗，可以活生生地感受到这一切。在这部作品中，莫言或许比任何一位写作农村题材的20世纪中国作家更加系统深入地进入到中国农民的内心，引导我们感受农民的感情，理解他们的生活。
小说一开始就是两个男性主人公高羊和高马因为参加暴动而被捕。暴动的原因是，农民受到乡政府的鼓励种了大量的蒜薹，希望卖个好价钱，但是乡政府任意对农民征税，禁止农民把他们过剩的蒜薹卖给外乡收购者，又压低收购价格，宣布冷库已满，拒绝收购更多的蒜薹。农民本指望卖掉蒜薹后可以改善他们普遍贫困的生活状况。1979年以后农民的生活状况本来已有所改善，但又受到官员压榨和通货膨胀的威胁。乡党委书记拒绝和农民对话，农民们更加愤怒了，砸毁、焚烧乡政府办公室。高马自愿参加了暴动，他急需卖掉蒜薹把新娘从她狠心的父亲那里买回来；而高羊和方四婶只是随大流被卷入了暴动，并不很清楚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小说的十九章详细描写了暴动前后几周内天堂县以种蒜薹为生的农民的生活，同时又描写了他们过去不同的经历，从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在乡政府官员控制之下，他们过去和现在的痛苦。小说主要人物包括：高羊，地主的儿子；高马，年轻的复员军人，因为爱上了方家唯一的女儿金菊，而与方家和乡政府不断抗争；方家一家，方四叔、方四婶、女儿金菊和她的两个哥哥：大哥方一君，身体上的跛子和精神上的懦弱者，二哥方一相，脾气暴躁、残忍；乡政府杨助理和三个当地家庭共谋非法婚姻，把三个年轻的女性（包括方金菊）换给三个老男人做老婆；小说还写到了一些男女警察、监狱看守、普通罪犯、法官和律师及一个在法庭上试图为农民辩护的年轻军官。这个军官无疑是隐含作者的代言人。所有的人物，除去方家的男人，都出现在审判的场景中，这种审判场景常常表现司法的随心所欲。上面提到的最后一章，我们从第三人称叙述者口中可以了解最后的结果，暴动群众被给予未加明确的惩罚，以防止这种混乱的蔓延，犯了错误的党员干部，以常见的党纪方式处理，被调到农村其他县继续任职。
从以上情节概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部小说所呈现的许多主题与五四小说一脉相承。最显著的是，莫言认同许多五四作家的视角，把农民描写成一种罪恶的、不平等的社会体系的牺牲品，而这个体系是农民无法掌控的。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这个体系是由农民或出身农民的腐败的乡村干部所控制。这些人尽管身为党员干部，应该努力改善农民生活，可是非但不这样，反而承续了传统的乡村腐败和残忍。他们不仅拒绝执行中央的改革政策，而且还钻政策空子从压榨农民劳动中获得利益。在历史转折时期，隐含作者十分关注经济上虽有改善但仍很贫困的农民的困境，不同于茅盾、吴组缃和其他五四作家，莫言对内陆农村政治、经济和道德罪恶的批判，比起城市来更为激烈。在此背景下，这些城市仅仅是农村干部损坏农民利益、扭曲中央政策的体现者。
从主题方面来说，比较莫言小说和五四时期的小说，继承大于创新。而在叙事技巧和艺术方面，我们发现莫言的写作和大部分五四作家有着巨大的差异。与大多数五四作家的作品相比，莫言更注重艺术体式、结构及语言的运用。在不到十年间，莫言已创作出几部艺术技巧相当精湛的作品，其中《天堂蒜薹之歌》是他最为用心的作品。如果没有仔细的研究，要想追溯莫言作品所受到的影响是很困难的。1967年，他只有十一岁，那时五四小说和“十七年文学”（1950—1967）被江青所控制的“文革文学”认定为反动文学。因此，尽管莫言肯定读过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以及70年代后期能够获得的禁书，但我们仍不清楚1979年五四小说和“十七年文学”重获肯定之前，莫言读过哪些中文原创作品。
1984年，他开始正式学习文学，到1987年他已经满怀崇敬之情读了一大堆19世纪、20世纪西方小说家（包括一位日本作家）各种形式的作品，包括福楼拜、詹姆斯·乔伊斯、威廉·福克纳（这是他最喜欢的作家）、海明威、川端康成、肖洛霍夫、茨威格，也许还有罗伯-格里耶。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对其中任何一位做“亦步亦趋的模仿”。像很多同时代的“后毛一代”的作家一样，莫言试图把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的文学技巧结合起来，将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思想进行想象性的转化，由此创造一种表达他个人声音和视野的纯粹现代中国式的叙述风格。
莫言成功地创作了《天堂蒜薹之歌》这部小说，它比绝大多数五四小说的结构都更为复杂，情节也更为吸引人。这种结构的复杂性也带来了对中国乡村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现实生活更为深刻和多面的描绘。个人性格、公共道德、国家与地方的政治经济关系、自我与社会的冲突，以及传统和现代性的对立与和谐等各个方面，都在这种世俗而动人的叙事中得到深刻地探讨。《天堂蒜薹之歌》比《红高粱》更为成功的是，莫言超越了通常的现实主义叙事程式（迄今为止，现实主义在中国一直被接受和实践），从中国传统小说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世界中借取技巧，从而创作出一部情感与思想并重的引人入胜的叙事作品。莫言没有虚假地为“工农兵”而写作，他的这种叙事要求对“互动阅读”给予相当的关注以达到作品的自然天成和易于理解。因此，尽管作品的思想意旨和主题意义显而易见，读者却从未厌烦莫言对五四小说中屡见不鲜的关于农村压迫的“老故事”的重新叙说。
《天堂蒜薹之歌》中，莫言采用两套艺术技巧来同时（在文学上我们应说重复地或连续地）破坏文本和读者的理解与期望的稳定性（或是不一致），或者使两者统一为一体（或起引导作用）。用西方术语来说，这部作品绝对是“现代的”而非“后现代的”，因为，它讲述了一个具体的故事，他所采用的全部技巧都是为讲述故事服务的，他的讲述带有最大程度的艺术的、情感的和思想的力量。
莫言破坏文本和读者的理解与期望的稳定性的最基本的技巧，就是前十九章，也就是整个“天堂县事件”故事中贯穿始终的不一致（或陌生化）的结构网络。莫言以一种明确的非线性的叙事，多次得心应手地安排从各个主人公视角来叙事的顺序。如果每个人物都代表不同的彩线，我们可以把这种叙事技巧描述为一种精致的编织样式。当我们阅读时，我们的经验类似于观察一个编织者编织一个复杂的图案，他常常变换颜色和方向，在织完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我们都很难预见它的最终图案。可是，每一部分的图案都是如此精心为之，我们即使不能完全理解，对观看眼前的编织却从不感到厌烦。最后，所有的线都同时用上了。在小说中，最后的审判场景中所有的人物都出场了，从中我们知道人物的命运已成定局，但我们却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将会怎样。
在以不同的时间顺序讲述每个人物故事的过程中，莫言使用了一些普鲁斯特式的技巧来处理热奈特《叙事话语》中所说的时间问题。莫言小说的篇幅不到普鲁斯特多卷本巨著的十分之一，却包含了足够的预叙性和倒叙性，这也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技巧性因素。这些叙事策略实现了什么呢？首先，它们增加了阅读动机的“不稳定性”。就是说，对部分读者而言，它们创造了一种强烈的欲望，继续在文本中寻找前面还有哪种开头和结尾，去发现这些人物的命运如何彼此发生关联，最后又会出现一个怎样的大结局。其次，它们呼吁并帮助读者与文本实现互动，了解每个人物的故事都是不完整的，最后审判场景中所有人物全部走到一起之后，再把整个故事归顺为一个整体。通过这种叙事方式，莫言的结构建筑学让读者带着思想和情感的参与，从头至尾，不断地阅读、思考和感受。在这种非线性的故事或情节发展过程中，其他一些现代技巧的运用创造了时间的不一致性，并成为整个意义结构（主题的一致）的一部分。回忆倒叙的第三人称叙事和第一人称的意识流叙事，自然出现于正常编年顺序之外。作为一个整体，它们达到了一系列重要题旨的时间并置。它们连接了过去——土地改革、“文革”时代、极端贫穷的年代——和现在，并对整个革命的社会宏图的未来提出了质疑。高羊关于母亲的葬礼、在学校领导和乡村干部那里所受虐待的神志不清的回忆，正说明干部和过去一样坏，说明“阶级斗争”是残酷的、非人道的和不公正的（高羊就是如此），像高羊这样的农民和过去一样就像绵羊那样温顺。方四婶有关捉虱子的回忆，如果和她家当前的斗争结合起来阅读，一下子就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1987年农村的贫困几乎和十年前一样糟糕。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方家仍然过着极端艰辛的生活。
两种卓有成效的以编年为顺序的策略——跟死人或未出生的人讲话——也表现了内在的失望、悲伤和失败。当金菊未出世的孩子想要撕破她的身体来到人世，金菊与他的争吵表现了她对中国农村生活的彻底失望。高马与金菊尸体的对话同样说明他们幸福生活的希望不堪一击，他对不能实现这些希望充满了失望和负疚之感。高羊梦见母亲的鬼魂显灵，尽管最终以腐烂的噩梦结束，可仍然给了他机会向母亲诉说他监狱回来后的重生、孩子的出生和现在丰足的粮食，这是近来经济改革的直接结果。事实上，这种发生在肮脏牢房里的骇人的噩梦和对话，成为作品整体的小说主题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