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殊的孤旅
苏曼殊这个名字我很早就知道。第一次看到这三个字，觉得怪怪的，涩涩的，就想这人一定很懂风情，不是一般地懂，是特别地懂，不是常规意义上那种懂，是特殊的那种懂。他懂的自然也不是一般的风情。
苏曼殊十二岁初入佛门，后来几度出入。有诗自云：“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但斩断尘缘俗念何其艰难，他终究不能彻底弃情灭智。
十六七岁时，苏曼殊和号称“中华中兴第一人”的冯自由最为要好。对梁启超谈《昭明文选》的读后感时，曼殊慷慨陈辞：“假如需要且必要，我便是当今荆轲！”参加留日学生进步组织，加入军国民教育会，归国后又在上海从事革命宣传，一度打算刺杀南海康有为，辛亥后宣言讨袁，始终如一地专注革命。有诗自云：“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苏曼殊一生爱过的女子，当有那么几位吧。“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在清民之际的译坛上，严复、林纾之外，苏曼殊占有重要地位。严复功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译介，林纾致力于小说的翻译，苏曼殊侧重诗的译介，中西诗互译是他的主要成就。他率先把拜伦引入中国，用的是中国古体诗的体式，古朴雅奥。郁达夫说：“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
陈独秀是苏曼殊的好友。他说：“曼殊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真是所谓天才。他从小没有好好读过中国书，初到上海的时候，汉文程度实在不甚高明。他忽然要学做诗，但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诗要我改，改了几次，便渐渐的能做了。在日本的时候，又要章太炎教他做诗，但太炎也不曾好好儿教。只由着曼殊自己去找他爱读的诗，不管是古人的，是现代的，天天拿来读。读了这许多东西以后，诗境便天天的进步了。所以照曼殊的历史讲起来，能够成就到如此地步，真是不容易，他实在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
成佛不能，革命不成。他很热烈地追求过，他一直在热烈地追求。然而红尘滚滚，他始终没有沉落下来，他一直飘拂着，漂浮着，直到飘零。若说他是天才，也不过是心灵和情感都过于脆弱的天才。1918年5月2日下午四时，苏曼殊逝世于广慈医院，终年三十五岁。刘半农在《悼曼殊》中写道：“只此一个和尚/百千人看了，化作百千个样子/我说他可怜，只是我的眼光/却不知道他究竟可怜不可怜。”
苏曼殊。第一次看到这名字，我就觉得，我很久以前就见过了的。这个人，我一定是很久以前就认识了的。
鲁迅的骂人
鲁迅“骂人”与“被骂”，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单是房向东先生，就撰有《鲁迅与他“骂”过的人》、《鲁迅：最受诬蔑的人》、《“骂”人与被“骂”——鲁迅生前身后事》等。他2007年1月出版的书，题为《关于鲁迅的辩护词》，显然，他是站在鲁迅一边的。
房先生的学问做得很踏实，这是特别要说明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学问比思想的地位高，各种各样的学问层出不穷，房先生的这门学问，或可称作鲁迅“骂学”。我认真读了《“骂”人与被“骂”——鲁迅生前身后事》，感觉有文本依据，有历史分析，条分缕析，勾勒出了鲁迅“骂学”的框架，包括类型、性质、时代背景、历史意义，等等。建议对这门学问感兴趣的朋友，都来看看这本书。
我很欣赏房先生所做的工作，做学问就得这样做。在欣赏之余，却又总觉得有些不对头的地方。
“实骂”与“虚骂”，是房先生做的一个分类。所谓“实骂”，就是针对具体的人事，就事论事，不及其余。所谓“虚骂”，是指抓住当时的某人某事，借题发挥。鲁迅的“实骂”中，也含有“虚骂”的成分，也就是说，把“实骂”的对象当作一个标本，虚指了“实骂”对象们所代表的、所象征的人物。房先生要求读者跳出困囿于“实骂”的误区，跳出个别看到一般。他还从瞿秋白为《鲁迅杂感选集》所做序言中找到了“前见”，又引王得后等人的观点为同道。房先生认为，鲁迅的“骂人”，有骂对的，有稍感过火的，有误会的等等，这些都不重要。那什么重要呢？房先生说了，它的意义就在于“实骂”中包含着“虚骂”的成分，即使是纯粹的“实骂”部分，也将被历史虚化。鲁迅留给我们的，是超越个别的一般和超越具体的抽象，鲁迅的价值，在于他的“骂人”文章给我们提供了社会原型，即“大众的灵魂”和“时代的眉目”。这些分析和概括都头头是道，遗憾的是，正是在这样的分析中，那些被误骂、“过火”骂的人，都做了不明不白的材料。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为了成就“大众的灵魂”和“时代的眉目”，他们被“骂”得其所呢？
“不只是鲁迅在骂”，是房先生的一个考证。他寥寥几语，开列出一个名单，如梁实秋、沈从文、高长虹、冯乃超，都是东骂西骂。不只是鲁迅在骂，也不都是鲁迅首先开骂。只不过我们这些后来者容易看到鲁迅的书，客观上感觉只有鲁迅在那里抨击这个、抨击那个。房先生的这个考证是事实，不过不能用来证明鲁迅“骂”得应该，“骂”得正确。
房先生不同意把鲁迅杂文视作“骂人文选”，认为在其百万字的杂文作品中，“骂”了人或涉及“骂人”的，充其量只占百分之一二。他也考证出，鲁迅点名道姓“骂”过的人，有百人上下，这个数字应该说比较可观了。房先生不能不承认鲁迅的“多疑”，同时又一再表明，鲁迅是不设防的、单纯的；他把鲁迅的“多疑”归咎于社会的险恶，又说这种“多疑”也就是怀疑精神；他赞誉鲁迅宽容于应当宽容之时，“刻毒”于应当“刻毒”之处，结论是：鲁迅终归是一个理性健全的伟人。
我很赞同房先生的一些观点，如“一个人若干年后好的言行，不能证明若干年前他的坏的言行是正确的；一个人若干年后坏的言行，也不能证明他若干年前好的言行是错误的”。不过，房先生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他对鲁迅是过于理解、过于爱护了。而这种理解，不是建立在对鲁迅“骂人”意图的信赖上，就是立足于对其伟大意义的肯定上。一旦鲁迅的“骂人”被指认为“文明的批判”和“文化的批判”，那么，再多的考证，也不过是补充说明这个性质罢了。那些“回骂”鲁迅的人，自然是斤斤计较，或者不懂得鲁迅“骂人”的真实用意和伟大意义，或者心地恶毒了——梁实秋若聪明，就不该“回骂”；苏雪林若明智，就该赞誉鲁迅不是“实骂”是“虚骂”，自己不过有幸作了引题而已。
被鲁迅骂了也就骂了，千万别“回骂”。这就是读过房向东著作后的揪心感想。
长虹的情事
知道高长虹这个名字应该是在最近几年。他是山西人，我也是山西人，所以就多了几分注意。说实在的，老乡一词在我，主要是提示了生我养我的那种环境，地理的，人文的。尽管我十八岁以后很少再回到那种环境里去了，且无意返乡养老，但故乡毕竟是故乡。山西很大，长虹老家在中部，我老家在南部，长虹是民国时期的文人，我刚刚人到中年，这样说来，我对于长虹的评价，当和老乡没有什么关系。长虹在新文学史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是专家们的事情。我说说他的感情问题吧。
含蓄的国人都知道，所谓感情问题，就是爱情问题。之所以说是感情问题而非感情生活，就是说，长虹在感情方面发生了问题，或者说，感情对长虹来说成了问题，大大的问题，左右其后来命运的问题。
长虹是新青年，新青年追求爱情是天经地义的，什么反抗封建家庭啦，追求个性自由啦，这样的故事我们听说过太多太多。长虹很不幸，他追求了半天，只落得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骂名。
首先是石评梅。据长虹自己说，他从知道世间有石评梅的时候“便爱上了她”，第一次见面“他相信他是失败了”，第二次见面“一切都完了”。长虹还是为石评梅创作了大量作品。1925年3月5日，高君宇猝然去世，石评梅以未亡人的身份将自己的名字“刊”在墓碑上，依然不理长虹，用鲁迅的话说，不理长虹“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
长虹还为冰心创作了大量作品。据现有资料，长虹只是1927年春天在北京和冰心见过一面，提出以《红心》为名合办刊物，冰心没有同意。长虹只好独自创办了《长虹周刊》。
长虹和鲁迅的龃龉，主要是因为许广平。许广平写信购买长虹诗集《精神与爱之女神》，长虹很是得意，彼此间有过几次书信往来。后来，长虹在鲁迅处看到许广平。再后来，就是“月亮风波”。沸沸扬扬的“流言”里说，长虹写了一首诗，以太阳自比，说许广平是月亮，鲁迅是夜。鲁迅的气愤可想而知了。
后来的评论者说长虹喜欢想入非非。石评梅是谁，冰心是谁，许广平又是何等人也，长虹居然打起她们的主意，岂不荒唐可笑？这样的女子，长虹连看都没有资格看一眼，怎能生出爱意，还敢洋洋洒洒地作诗发表？！这岂不是对这些女子的侮辱，连带着自取其辱？！特别是，他竟敢与中国的第二个“圣人”鲁迅争夺爱人并借作品进行攻击，能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
长虹是否想入非非有待史家考证，从他的文章里，倒是可以看到尼采的影子。他写《狂飙之歌》，就是希望作出中国的“查拉图斯屈拉这样说”。他知道自己“够多么狂妄”。他的第一部诗集《精神与爱之女神》，序言中自比为“骆驼”：“我是一只骆驼，我的快乐只有负重。我的希望，只有更大的负重。”这个意象显然来自尼采的“查拉图斯屈拉”：“负重的精神负载了这些最重的重负：如同骆驼负着重走，向着沙漠奔走，精神也向着它自己的沙漠奔走。”
尼采对鲁迅的影响也是无可置疑的。汪晖说：“鲁迅终其一生都保留着对尼采的兴趣，那种深刻的孤独感、人生悲剧感和大破坏、大愤激、大轻蔑的情绪方式，久久地萦绕在鲁迅的灵魂深处，使人仿佛听到了尼采的遥远的回声。”鲁迅那具有遗嘱性质的《死后》里，也有“超人”的影子。
鲁迅和长虹一度的密切合作，或可缘于对尼采的喜爱，最终分道扬镳，也是因为尼采。《读书》2002年第7期有篇文章说，尼采有温和的和强横的之分。所谓温和，大体是崇尚个性独立自由，发扬文化，尊崇创造，因此不免带有反抗性的一派；而强横，则是崇尚强权、强人、强暴的一派。是否可以说鲁迅属于温和的尼采，长虹属于强横的尼采呢？或者，他们彼此欣赏的是对万恶社会的强横，当强横在他们之间出现时，决裂就不可避免了。
西滢的闲话
读过《华盖集》与《华盖集续编》的读者，都不会对陈西滢这个名字感到陌生。1924年在胡适的支持下，西滢和徐志摩、王世杰等共创《现代评论》杂志，并主编该刊《闲话》专栏，发表许多杂文，内容涉及政治、文化、教育、科学、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多为有感而发，针砭社会弊端，抨击黑暗政治。鲁迅对西滢的闲话不以为然，先后写了三篇《并非闲话》及二十篇杂文。我心目中的西滢，是那个胆敢和鲁迅作对的小人，只是对他的作品，几乎不曾读过，也没有觉得有读的必要。前些天看到《西滢闲话》，终于静下心来，细细读过。出于深化理解的考虑，又找来鲁迅和西滢论战的文章，一一读过。
单纯看西滢的文章，应当说，他是优雅的，深刻的，慢条斯理的。文字平实而随和，却又不乏真挚的情感。他对人对事，极其理性，一是一，二是二。他一面谴责英日兵警对中国人民的野蛮屠杀，一面又主张对帝国主义只能据理力争；一面批评北洋政府，一面又指责学生领袖的正义行动。他不认为真理一定在多数人手中，也不认为少数人就一定是先知先觉；他嘲弄国人只晓得大喊着“该打”围住外国人，决计不肯真动洋人分毫，却又不主战，为的是实力相差如此之大，他怕那战的结果真的是我们一个人也没的剩了。这样，就和激进分子拉开了距离。他指责那些没完没了的募捐，抨击那些宣扬国学无敌的旧派书生，甚至在一个世纪前就提出了生育的优化。按照阎晶明的说法，陈西滢的确过于“理智”，由此使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滑向了“反动”，也就是鲁迅所讽刺的“正人君子”和“绅士”。在我看来，西滢的这种理智两头不讨好，远不如今天的经济学家聪明，这个说“官员是改革的最大受损者”，那个说“鼓起勇气为富人说话”。西滢的立场，是没有立场的立场，也就是没有自觉的阶级立场，这样，他就只能是孤胆文人了。
西滢对中国人深恶痛绝，说中国人只有利害，没有是非。中国人的重视物质，是其他民族无可匹敌的，中国人却总是为精神文明而自负。又说中国人也真没有出息，替外国人办事，能力比外国人还高，替中国人办事呢，什么也不行了。他批评说：“中国人的大错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他们以为外国人胜过我们的就是在物质方面，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及别人。”他又说：“中国人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尊容。自己的军阀每年杀人遍野，大家一声不响，一旦外国人杀了几十个中国人，便全国一致的愤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