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奇迹——一个案例可以说明美国是充分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国家经济增长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从美国建国时起，它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体系一直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理念作为全民的信条，并写进了美国宪法。高水平强有力的知识产权制度，使美国的经济持续进步和繁荣。而作为技术创新权利拥有者可以并做到了“把成果带进了银行”——安全并升值。在Kodak和Polaroid快速成像照相诉讼中，近10亿美元的判决不仅是美国授予权利力量的体现，也是执行机构力量的有力证据。正是这些专利、商标和版权的经济实力支持着全美的工业，同时也影响着全世界的工业。1996年，仅版权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约2784亿美元，占GDP的3.65%。专利和商标的贡献也许更为巨大，几乎每一样东西，从波音飞机到通用汽车，从生物技术到农业产品，从IBM到微软，以及各种药物，如现在最时髦的Viagra（伟哥），都是建立在美国专利保护的产品或方法之上。而名牌商标的魅力对人们消费的影响就更大了。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美国知识产权制度的良性循环。1997年财政年度，美国专利和商标局受理专利申请237045件，授权专利122977件；受理商标申请224355件，注册商标97294件。这些授权的数目是衡量它们在美国经济中的价值的重要指标。美国的创新能力是居于世界前列的，其知识产权授权数总是独占鳌头，因此，它具有全球最庞大的经济就不足为奇了。
二、构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实践
（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制度变迁
以专利法、商标法、着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一直促进着中国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与并行发展。从国际范围考察，越是科技水平领先的国家，往往越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例如，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产业逐步成为主导产业，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0%～80%，成为第一位的生产要素，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在我国，科学技术加速发展，技术和知识转化为经济增长的过程不断加快。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领域，中国用短短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些发达国家通常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知识产权立法。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进展，概括地讲，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呈现出伴随经济发展和改革进程演变的特点。
1.孕育期（1949年～1978年）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遭到巨大破坏的生产力尚待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确定了一大二公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否认商品经济的存在。与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我国政府曾经颁布过一些保护知识产权的法规、条例，但因对智力成果所有人贯彻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的原则，明确规定“发明属于国家所有”，“全国各单位（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都可利用它所必需的发明”，并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也较少，所颁布的法规、条例实施时间很短、影响很小。这一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致使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的损失，濒临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基本上处于零星的、分散的、断续的、初始的状态，事实上，没有真正建立起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只不过处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孕育期，其主要特征有：
（1）数量少。前后共计30个年头，制定并颁发的科技法规及主要规章不过十多项，直接与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法规不过五六项。
（2）层次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期间科技立法的结晶都是行政法规和规章，没有一项知识产权单行法律问世。例如1950年8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45次政务会议通过和批准颁布的《关于奖励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决定》、《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1963年11月颁布的《发明奖励条例》等。
（3）内容散。一是没有研究和管理知识产权的专门机构，零打碎敲，整体上缺乏系统考虑；二是直接立法，立法前缺少软科学研究和可行性论证。
（4）反复大。建国初期曾颁布十多项科技立法，1957年起，科技立法与执法停滞不前；60年代初科技法制重新受到重视，又颁布了一批科技法规，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重又陷入停顿。科技立法的“两起两落”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设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冲击，尤其是“文革”动乱，使知识产权法制建设整整荒废了十年。
2.成长期（1979～1990年）
70年代末，我国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是商品，可以有偿转让。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现实，迫切需要保护智力成果。因而为了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促进与世界经济接轨，我国当即着手进行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设。
1982年8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并于1983年3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国开始系统地建设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志。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并于1985年4月1日施行。该法的公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保护发明创造的专利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此，我国有了保护工业产权的重要立法，但这仅仅是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开端，着作权法尚在讨论阶段。一个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涉及许多领域，很多理论需要探索，更多的实际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并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至此知识产权作为一个整体首次在中国的民事基本法中被明确，并被确认为公民和法人的民事权利。该法也首次明确公民、法人等享有着作权（版权）。1987年6月23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并自1987年11月1日起施行。技术合同法是知识形态商品按照市场机制和经济规律有偿转让的基本准则，从而使我国技术市场纳入法制轨道。
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着作权法》，该法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其中，根据我国国情和国际惯例将计算机软件的保护纳入到着作权保护体系中。这样，一个较为完整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着作权制度就在我国建立起来了。在建立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同时，我国政府开始加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组织和公约。中国于1980年6月3日、1985年3月19日、1989年10月4日和1990年5月25日分别成为WIPO、《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的成员国和《关于集成电路知识产权保护条约》的首批签字国之一。这一时期，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方针，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使我国经济从1984年到1988年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展现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整个国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到80年代末，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与经济发展相一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框架已基本形成，已能用法律详尽地对由“智力成果”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给予调整，从而结束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成长期。
但我们还应看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我国工业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历史很短，实践经验还比较缺乏，因此，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这一时期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发达国家和国际上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准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对世界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知识产权客体保护问题研究尚不够深入。如：在专利方面，把药品、化学产品、食品、饮料等当今大多数国家都保护的发明排除在专利保护之外；在商标方面，仅对商品商标的专用权保护；在着作权方面，保留“内外有别”的做法，即：中国公民和单位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均可自动取得着作权，外国人的作品则必须在中国境内发表才能取得着作权；在执法方面，对专利、商标侵权行为可以适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唯独对着作权侵权行为无适用刑事责任的规定等等。这些差距与这一时期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密切相关。简单地讲，知识产权保护的这种程度是由我国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时又是我国当时发展经济所必需的。
3.成熟完善期（1991年至今）
90年代以后，我国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对外经济、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最为有利的内部环境和坚实的经济基础。适应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我国在完成知识产权的主要立法之后，参加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使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入了成熟期，开始面向世界、面向国际保护水平的高标准发展。1991年5月24日，国务院第八十三次常务会议通过《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并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但规定软件登记是取得着作权法律保护的前提，保护期25年远低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规定的至少50年。为有效地实施国际着作权条约，国务院1992年9月25日颁发了《实施国际着作权条约的规定》，却由于该规定只适用于外国作品，又产生了包括外国国民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的非正常状况等一系列新的问题。1993年9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并于同年12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基本完成。
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侵犯着作权犯罪的决定》，国务院先后发布了《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工作的决定》和《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七部委也曾联合发出《关于加强激光唱盘、激光视盘复制管理的紧急通知》，海关总署还发布了《关于保护知识产权、制止侵权货物进出境临时措施的公告》。1995年7月5日，国务院颁布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随后海关总署又颁布了《实施办法》。该条例以TRIPS第四节、第五节为蓝本，禁止受我国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货物进出口，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边境保护制度的建立。1996年8月14日，国家工商管理局发布并实施《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使我国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延伸到非类似商品上，从而结束了我国对驰名商标无法律明文规定的局面。1997年3月20日，国务院颁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并于同年10月1日起实施，实现与《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UPOV）和TRIPS接轨。这就排除了他人通过规避方法专利中的某些技术特征来获得所需动植物品种，从而增加了对动植物品种本身的保护。
为了适应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趋势，我国还积极参与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加入有关国际组织。中国于1992年10月15日和30日、1993年4月30日、1994年1月1日和8月9日、1995年7月1日和12月1日、1996年6月9日和9月17日分别成为《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专利合作条约》、《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存布达佩斯条约》、《关于商标注册马德里协定的议定书》、《国际专利分类斯特拉斯堡协定》和《建立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类洛加诺协定》的成员国。除此之外，中国还积极参与了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并为谈判达成协议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加入专利合作条约以后，中国专利局成为专利合作条约的受理局、指定局和选定局、国际检索单位及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中文成为该条约的正式工作语言。这是对我国专利受理、检索、文献和审查工作已达到或基本达到国际水平的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