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历代沧桑之故，拱北多受摧残。惟光绪卅四年所建封闭式砖瓦结构，幸存于世，堪称奇迹。
为感赞真主，弘扬圣教，答报高品先祖恩泽，散居在康乐胭脂三川的后裔三百多户，虔诚举念扩建拱北，于一九九八年古历五月廿九日动工，同年九月落成，新建的拱北为钢骨水泥结构，三层六扎角，高十九米七，建价十五万元。新建的拱北内保留了光绪年三十多件有史料价值的古砖同时保存，以待考证。更值得庆幸的是，雕砖上显有我祖官太太“牙舍嘿·沙嘿·穆罕默德·海里凡图哩·白贺达吉”的尊号。
效先祖之懿德，修足下之坦途。望我后代记之！
公元一九九九年古历五月
关于回族等其他民族信仰库布忍耶宗教，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对苏非主义学理的亲睐。库布忍耶作为中国苏非主义四大学派之一，坚持“舍勒阿提”（大道）、“妥勒盖提”（常道）、“哈格盖提”（中道）、“曼尔勒范提”（至道）修行品级，特别是以“造”为核心的神哲思想，提升了中国传统伊斯兰教的功修层级，赋予了更加抽象的哲学思辩，规定了更加严格而艰苦的修行规范，因而在回族信众中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二是对苏非主义学派特有的组织体系的倚重。苏非主义学派的层级制度，“老人家”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教权结构的集中性和稳固性特征，对分散的教民来讲彷佛找到了稳定的依靠。三是被“老人家”的个人魅力所感染。特别是一些具有“显迹”、“神迹”传说的老人家，更具有吸引力。
从上述两个民族的族源与库布忍耶宗教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多民族信仰的一种宗教，其宗教性特征是：
第一，宗教信仰成为核心价值。上述东乡、回、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等名族，尽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鲜明的人文性格，但起核心作用的是库布忍耶学理，遵从库布忍耶哲学，坚守库布忍耶操行，接受库布忍耶“老人家的点化”，成为贯于各个民族的通则，宗教体系成为涉及民族精神家园的核心价值体系。
第二，宗教文化具有融通功能。在信仰库布忍耶的民族中，宗教文化成为各民族融通的一条红线，不仅统摄着人们的心灵，规定着人们的行为，而且成为各民族交往的有力武器，拉近了不同历史传统，不同地理位置民族间的距离，推动了各种文化之间的共融。
二、库布忍耶宗教的民族性
高占福认为：“伊斯兰教对东乡族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对东乡族社会的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对东乡族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至今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东乡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同时，在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尤其是在中国伊斯兰教门宦发展史上，东乡族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里，作者既肯定了民族的宗教性，又提出了宗教的民族性。东乡族是一个多教派、学派的民族。在东乡县22万东乡族中，属教派的有格迪目、伊赫瓦尼、赛莱非耶，其中伊赫瓦尼的创始人马万福（果园哈赤）就是东乡族。属苏非主义四大学派的，分别是虎夫耶的北庄、胡门、穆夫提、华寺等，嘎德忍耶的大拱北、海门、灵明堂等，哲赫忍耶的板桥，库布忍耶的大湾头支系。在这些学派及分支中，属东乡族人创建的有北庄、胡门和库布忍耶。北庄的创始人马葆真，经名豪木钗。清嘉庆十七年，马葆真到新疆莎车地区牙日冈道堂向穆罕默德第28辈孙筛赫乌尼亚学习，嘉庆十九年去麦加朝觐回国后开始传教，现传7代。胡门创始人马伏海（—1812）经名艾布力则地，又称“胡子太爷”，其教因称胡门。马伏海在西安崇文巷学成后回乡传教，现已传7代。伊赫瓦尼的始传人马万福（—1934），经名奴海，人称“果园哈赤”。35岁时赴麦加朝觐，在“海力夕巴式道堂”学习，4年后回国传教。“以上所述各教派门宦的传播和发展，在东乡族伊斯兰教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如此，各教派和门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具有自身传播的主张和宗教特点。这些宗教特点的形成和传播，在一定时期内强化了东乡族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事实上，东乡族伊斯兰教正式通过这些不同教派和门宦的不同宗教特点展开它的全部内容的。”
在库布忍耶教众中，人数最多的是回族。回族毋庸置疑是多教派、多学派的民族，我们以库布忍耶信众最多的康乐县为例。《康乐县宗教活动场所普查表》（年10月）反映，康乐县有伊斯兰教信众13.3万人（其中东乡族7000人）。在这些穆斯林中，除了伊赫瓦尼外，其余分属3个苏非学派及其分门，主要是：库布忍耶，虎夫耶的穆夫提、北庄、胡门、花寺、临洮、撒拉，嘎德忍耶的杨门（后子河）等。其中穆夫提是这里最大的派别。据马通介绍：“它创于临洮北乡，移居康乐封台堡，留居雍道家。它的实力在河州康乐，教徒遍及甘、青、新三省，人数十多万。”另外，丁门的传教中心也在康乐。丁门的创始人丁香，乾隆三十一年赴麦加朝觐，回国后传播虎夫耶学理。“民国25年8月，第六代传教人丁占奎从临潭迁居（康乐）虎关乡周家村传教，后其子丁述堂接传，现有述堂子士俊负责教务。”这样，回族也承载着诸多的宗教派别和学派，使得不同派别和学派不同程度地打上民族的烙印。
从以上库布忍耶信众相对集中的东乡族和回族可以看出多宗教融于一个民族，其民族性特征是：
第一，民族认同上存在着差异性。尽管几个民族信奉同一个教派或学说，但对本民族历史渊源、人种结构、心理特征、生产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区别是有认知的，也就是说，宗教质的规定性和民族质的规定性既有交叉、渗透、融合，又有区别，首先表现在民族认同上。我们仍以东乡族和回族为例进行分析。
或如前述，东乡族形成于元末明初。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历代统治者不承认东乡民族，或依据其宗教、习俗，称之为回族，或依据其语言系属称之为蒙古，或言其祖先来之西方，或推其根源出之土着等等。新中国建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民族工作，1950年9月25日，应东乡各族群众的要求，根据宪法规定，成立了东乡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54年，经过民族识别工作，承认东乡民族，1955年5月7日，成立了东乡族自治县。目前，除了东乡族自治县外，还有临夏县井沟、临夏县安家坡、和政县梁家寺、广河县阿力麻、王门市小金湾五个东乡族自治乡。解放以后，经过几代专家学者的努力，已经清晰地认识了东乡族是以西亚地区的“撒尔塔”民族为核心，回族、蒙古族、汉族、藏族多民族融合后形成的，是各民族相互交融的结晶。东乡人民认识到本民族的构成，热爱东乡本民族的文化，尊重本民族的历史传统，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
前文已作分析，回族形成于元明，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但在清朝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清政府“以回制回”和“以汉制回”的政策，不仅严重影响了回族之间、回汉民族之间的关系，而且极大地伤害了回族群众的民族感情，不少仁人志士为争权民族认可与清政府进行不懈的斗争。到了民国时，回族被定位于“回教民族”或“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更是引起回族同胞极大的愤慨，促使回族和中国共产党一道成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积极力量。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研究并很好地解决了回族的认定问题，解放后，很快成立了1个自治区、个自治州、个自治县、个自治乡。在学术领域，台湾的张中复认为：“基本上，大陆学者除承认回族祖源多源，长期深受汉文化等外在文化的影响之外，一般亦普遍认定伊斯兰教是回族的一种民族形式，其不仅在回族的形成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是回族‘共同心理素质’形成的关键。换句话说，伊斯兰教之于回族是兼具宗教属性与民族属性这两种特色的。基于此点，伊斯兰教所产生的宗教与文化内涵，加上大陆民族国家意识与少数民族政策的塑型，两者共同建构出当代回族民族认同的基础。”
库布忍耶信众的民族认同上的差异，使宗教的普世性价值观无不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宗教内部在保持宗教内聚力的同时，也在保持着民族认知的同质性，表现在道统上，几乎没有跨民族更替的。“库布忍耶门宦教权的承继制度为家族传承，其主流是父传子授。其教权的承继条件有两个：第一，传教者必须是穆罕印地尼的后裔；第二，必须得到上一辈传教者的授教。”授权在苏非传承中是通则，而后裔，则是限制，即限定在一个家族、一个族群或一个民族范围内。
第二，民族文化上存在着多样性。同一宗教、教派或学派，由于民族的不同，在宗教信仰、宗教活动等方面表现出不同民族文化上的多样性。
一是语言。语言是人们交流和信息传递的工具，毫无例外地也是宗教传播、交流的工具。东乡族使用东乡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回族使用汉语。在宗教生活中，东乡族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东乡语，回族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汉语。库布忍耶教众成分复杂，所以在宗教活动中，在东乡族教众集中的地区，以使用东乡语为主；在回族教众较多的区域，则仍使用汉语为主。语言学认为，使用不同的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程度是不同的，同样，使用不同语言揭示的库布忍耶学理的差异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二是习俗。这里主要就宗教习俗而言，我们以念“尼卡哈”为例。念“尼卡哈”，是男女在结婚仪式上，由宗教人士主持的一项宗教活动，是通过对真主真诚的宣誓，表明自己认主独一，坚守信仰，忠诚不二，白头偕老，因而是一种宗教认可和宗教誓约。回族和东乡族念“尼卡哈”的仪式不同。马平记录了回族“尼卡哈”的过程。
将新娘接到新郎家后，一般是在一大屋内，上首坐着阿訇，左右两旁是证婚人及男方父母，新人站在对面，听证婚人阿訇念“尼卡哈”，即证婚词。念毕，阿訇分别问新郎新娘是否同意结婚，新郎回答“改必洛图”，这是阿拉伯证明音译；新娘回答：“达单”，这是波斯文音译；其意均为“同意”，“接受”。阿訇接着又用阿拉伯语说：“这妇女是有信德的理智的，没有人强迫威胁的。二人婚姻是有证明人的，我们大家都为你们作证，真主恩慈你们白头到老。”并宣布：“从今日起，你俩结为夫妇，要和睦相处，白头到老。”这一切结束后，阿訇将盘内的核桃、红枣、花生、糖果投向新郎，意为感谢真主赐给的良缘，祝新郎新娘幸福到老，早生贵子。也有把这些东西撒向众人，意为表示喜庆的施舍，众人在地上抢拾，这叫“撒喜”，也称为“撒金豆”。
马有禄在《东乡族的婚姻家运》一文中，记录了东乡人的“尼卡哈”。
东乡族非常重视“尼卡哈”，认为“尼卡哈”是人生之道，成家立本之身。女方家先在院子里安放一张方桌，桌上摆放大红枣、核桃、清水各一碗，分别象征着结发夫妻、子孙繁衍、感情坚固、清净无染。男女双方父亲双膝跪在桌前铺好的地毯上，新郎、伴郎随后同跪。新娘在房间里，倾听主婚人的禀告，请坐在主席上的来访阿訇讲解《古兰经》上关于合婚为夫妻的重大意义，让新人明白伊斯兰教结婚方面的规定，询问聘礼手续，以及男女新人自愿等，得到圆满答复，阿訇根据双方经济情况，面议“哈卡比尼”钱。此时，女方父亲争多，男方父亲还少，围观着高声哗笑四起，妙语连珠，好不热闹。最后由阿訇裁定，双方亲戚遵从。这时主婚人禀告出各自的名字，新郎、新娘的名字，说：“我的女儿聘给×××。”新郎即应：“承领。”于是阿訇高声颂念合婚“尼卡哈”，即证婚词。顿时院里鸦雀无声，参加婚礼的人们沉浸在庄严、肃静的氛围中。证婚词完毕，岳父给女婿和伴郎披红挂花，把大红枣、核桃，装进新娘的兜兜（束腰，随身携带东西之用，上小下大，像扇子形），带到婆家，让听窗打趣的姑嫂分享新婚的甜蜜欢乐，早生贵子。
听起来“盼卡比尼”钱数额大，但当时并不交付，婚后男方可向女方要求“让免”，如果女方同意“让免”，得到许可的“口唤”，这笔帐算勾销；如果不让免，女方拥有索要权，男方如数交付。“哈卡比尼”钱实际上就是约束（限制）丈夫随便“休妻”（离婚）的一种手段，假如一旦离异，也是离异后女方的一部分生活保障费。
从以上两段引文可以看出东乡族的念“尼卡盼”仪式要比回族的隆重庄严，寓意更为深刻。表现有三：一是既然真主是万物的缔造者，那么作为人类婚姻这一事实，真主的许可才是根本的保证。因此，东乡族念“尼卡哈”时，“双膝跪在桌前”，听阿訇讲明《古兰经》上关于合婚为夫妻的重大意义，让新人明白伊斯兰教结婚方面的规定。二是人生大事，慎重对待，东乡族认为念“尼卡哈”是“人生之道，成家立业之本”，念时，顿时院里鸦雀无声，参加婚礼的人们沉浸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三是将婚姻赋予经济约束，也就是商定“哈卡比尼”钱，也即婚姻保证金。这在相对不发达地区，妇女地位不高的情况下，是一种必要的维权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