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率18名弟子在万里西行的过程中，向各族群众广泛传道，招收信徒。在行至今天的蒙古国西部科布多时，丘处机将弟子宋道安、李志常等留下，建立了全真道观，成立全真教的组织。丘处机不仅在精神层面宣扬全真之法，同时还身体力行地让人们了解教义。他沿途广行善事，在中亚的撒马尔罕等地，利用成吉思汗赐予自己的粮食熬粥施舍给饥民。丘处机所到之处，得到了各州县和行省文武官员的迎送，受到了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
1221年末至1222年初，成吉思汗的行宫来了一位鹤发童颜、碧眼方瞳的道人，这便是全真教的丘处机。成吉思汗见到丘处机果真是仙风道骨，分外高兴，特赐美食，设庐帐，优厚犒劳。
丘处机多次在成吉思汗的大帐内与他单独长谈，耶律楚材做记录。耶律楚材的记录，后被整理为《玄风庆会录》一书。在谈话的过程中，丘处机明知道成吉思汗急于了解长生之道，他却没有正面回答，而想到自己沿途所见蒙古军西征造成的残破景象，深感这与全真道的道旨极不相称，丘处机答复说：“修仙须修阴德，必须去暴止杀。您起兵灭西夏和金是符合天意民心的，但务须禁止残暴杀戮，才能使事业最后成功。”
成吉思汗又问治国之方，丘处机回答说：“要以敬天爱民为本。”丘处机还巧妙地借用雷震等自然现象，劝告成吉思汗应在蒙古汗国提倡孝道。丘处机特别向成吉思汗论述说：“只有统一中原地区并将之治理好，才能称为大国。要想治理好中原，就必须爱民，让人民休养生息。”
丘处机在赴大雪山途中，见蒙古军西征所过之地尸横遍野，因此作诗两首，赠予成吉思汗。其一诗云：“夹道横尸人掩鼻，溺溪长耳我伤情。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军望太平。”他的诗意和情绪为成吉思汗所察知，这对成吉思汗早日停止西征，决定班师，是否起了催促作用，亦未可知。
但丘处机坦率诚恳，循循善诱，对成吉思汗的思想多有触动是可以肯定的。丘处机的高深魅力，深深吸引着成吉思汗，使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高兴地宣布：“神仙是言，正合朕心。”他召集太子和其他蒙古贵族，要他们按丘处机的话去做，又派人将仁爱孝道的主张遍谕各地。特别是在后期，成吉思汗统治中原的政策有所和缓，对中原各地的一些武装反抗，成吉思汗改镇压为招安。这些变化与成吉思汗接受丘处机的劝告应当有一定关系。
不久，成吉思汗允准丘处机辞行回国，指示文武百官，备齐美酒佳肴、珍奇鲜果，在城外数十里，夹道为之送行。谁知，两人却从此永别。但长春真人丘处机的逆耳忠言，却时时回荡在成吉思汗的耳边。丘处机回到燕京，驻太极宫尊为“大宗师”，被人们称之为“帝者之尊师，亦天下之教父”，受命掌管天下道门。
同年，丘处机曾持旨释放沦为奴隶的汉人和女真人3万余，并解救了大批汉族学者。针对宗教间的相互排斥争斗，丘处机主张三教平等相通互融，自此，全真教盛极一时。成吉思汗又有旨改赐宫名为长春宫，且遣使慰问，诏书中道：“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
成吉思汗陵墓之谜
成吉思汗陵的确切位置，不但是国内考古界关心的问题，也是中国百姓十分关心的问题。现在唐朝、宋朝、明朝、清朝的皇陵都已经找到，少数陵墓已经发掘，唯独没有发现元朝的皇陵。由于成吉思汗的陵墓没有发现，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成吉思汗文物”就少之又少。
现在的成吉思汗陵，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联镇东南15公里处，为1954年所建。但这座陵园只是后人祭祀的地方，并非成吉思汗的真正安息地。据有关专家说，700多年前，赫赫一世的成吉思汗率兵西征时路过鄂尔多斯草原，被这里迷人的景色陶醉，情不自禁地丢下马鞭，坐在马背上沉思良久，赞叹这里是：“衰亡之朝复兴之地，太平盛邦久居之地，梅花幼鹿成长之所，白发老翁安息之乡。”并随口说：“这个地方很美，死后就把我葬在这里吧。”正是由于上述背景，后人才把成吉思汗陵建在了这里，蒙古人把这个地方叫“伊金霍洛”，意思是“主人的陵园”。这里虽不是真正的帝陵，但却有成吉思汗的“苏鲁锭”（长矛）及他两个胞弟的灵柩。在蒙古人心目中，“苏鲁锭”象征战神，所以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七，人们都要从四面八方赶来，献上哈达、炼烛、焚香，把本民族最圣洁的祭品摆上供桌，祭祀这位英雄。
南宋文人的笔记中也记载，成吉思汗当年在宁夏病逝后，其遗体被运往漠北肯特山下某处，在地表挖深坑密葬。其遗体存放在一个独木棺里。所谓独木棺，是截取大树的一段，将中间掏空做成的棺材。独木棺下葬后，土回填，然后“万马踏平”。为了不让外人看出曾经动土的痕迹，“万马踏平”后，还要用帐篷将周围地区全部围起来，待到墓葬地面上的青草长出，而且与周围的青草无异，才将帐篷撤走，这样墓葬的地点就不会泄露了。
据记载，全套工作完成后，蒙古人在墓葬地表杀死一头小骆驼，这时，陪伴这头小骆驼前来的母骆驼就会十分悲痛地号叫，并且记住这个地点。第二年来祭祀的时候，把这头母骆驼牵来，离得很远，母骆驼就会悲痛地飞奔过去，在小骆驼被杀的地方号叫，这样，前来祭祀的人就能找到墓葬的确切地点。
由于元代帝王的墓葬都是这种密葬形式，所以至今仍未发现一座元代皇家陵墓。《成吉思汗——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大展》上展出了一只独木棺，是中国考古界第一次揭开元代蒙古人的棺木秘密。
成吉思汗陵考古已经成为国际考古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但寻找成吉思汗陵绝不是简单的事情，所需要耗费的资金和人力难以估计。
据邵清隆透露，早在几年前，日本人就开始实施寻找成吉思汗陵的庞大考古计划，结果花费12亿日元，在肯特山附近发掘了两三百座古墓，却一无所获。2002年-2003年，美国人也对成吉思汗陵进行了大规模勘察，找到一个外面有一圈石墙的陵墓，考古队认为是成吉思汗陵，其实那是一座匈奴墓。
各国的考古界在寻找成吉思汗陵上都有自己的优势。蒙古国的优势在于地理位置优越，肯特山在其境内。中国的优势在于史料，无论是蒙文还是汉文的资料都很详实、充分。而日本和美国等的优势在于资金充裕。
作为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元帝国的开国鼻祖，成吉思汗陵中到底会埋藏些什么呢？
有关史料记载，成吉思汗一生征战、一生游荡，生前的生活算不上奢华。依照蒙古人的习俗，人死后随葬的物品都是生前常用之物，皇帝也不例外。有关史料记载，成吉思汗陵中随葬的有他生前征战用的马鞍、金酒具和美女，但是具体数量不得而知。成吉思汗生前用兵无数，元帝国百战功成，所以他的陵墓中，应该有大量兵器随葬，如用过的刀剑、强弩、铠甲等物。
据专家判断，成吉思汗墓葬距离地面至少有十几丈，其内部空间应该至少可以放进一个能容纳百多人的蒙古包，而且很有可能更大。至于成吉思汗使用的独木棺，据推测其材质应该不会像明代或者清代帝王那样使用金丝楠木，而是大兴安岭等地常见的松木等针叶木种。
时至今日仍没有任何确切的关于成吉思汗陵墓的证据，也许这位元帝国开国者神秘的陵墓会成为人们探索和心里猜测的永久之谜。
元世祖忽必烈
帝王档案
忽必烈：1260年-1294年在位，名孛儿只斤忽必烈，成吉思汗孙，拖雷第四子，宪宗蒙哥之弟，性格仁明英睿。在位35年，治理大国之众，安顺四方之邦；平定叛乱，灭亡北宋；订立年号，建国大元；改革政体，新建都城；明定皇储，加强集权；病死，终年80岁，死后葬于起辇谷。谥号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
忽必烈远征日本失利之谜
日本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传奇故事：“神风”在元朝时期曾两度施威摧毁蒙古入侵者的船舰，将日本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此后数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对神风顶礼膜拜，兴起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然而，科学最新发现却否定了这个传奇故事。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拙劣的造船工艺和船体设计是导致蒙古舰队葬入鱼腹的主要原因。
1274年，忽必烈的第一次远征日本遇上台风，日本人称是“神风”救了他们。
历史记载，1274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900艘战船，1.5万名士兵，远征日本。元军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很多辉煌战果。
井上靖这样记载：蒙古于“1274年10月初，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继而侵入肥前松浦郡……使日军处于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两百余只，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免于难。”
台风乍起之时，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
第二天早晨，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
1281年忽必烈第二次东征日本。忽必烈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附军10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然而，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处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蒙古军队没有看到胜利的希望。两个月之后，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库树海岸，蒙古军再次企图撤入海上，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
美国得克萨斯州农业机械大学的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对1981年从高岛附近海底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佐佐木表示：“很多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这些肋材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
当时，造船工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及沿海地区尚未被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区仍在南宋军队的控制之下。所以，忽必烈不得不将造船的任务交给技术较为落后的高丽人。一方面，高丽对于造船很反感，认为元朝出兵日本肯定会要求高丽参战，这必将给高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让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忽必烈强压的任务实属难事。高丽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了事，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蒙古战船不适于航海作战。至于船舰的设计，据史料记载，1281年蒙古军队的大多数战舰都是平底河船，采用了当时较为流行的水密隔舱设置，但是此种结构并不适于航海作战。
所谓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一个舱区，舱数一般为8个或13个。它大约发明于唐代，宋以后被普遍采用。虽然该结构便于船上分舱，有利于元军在航海途中进行军需品的管理和装卸，但是舱板结构取代了加设肋骨的工艺，简化了主体结构，削弱了船舶整体的横向强度。
佐佐木还发现：战舰残骸的碎片没有一块超过3米，大多数碎片都在10厘米到1米之间。他据此推测，蒙古战船可能采用了类似新安古船的一种“鱼鳞式”船壳结构形式。其船壳板之间不是平接，而是搭接的。这种结构在巨浪的拍击之下容易碎裂。佐佐木表示，对沉船遗址的现有研究只是冰山一角，他希望能够借助声纳和探地雷达，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当时蒙古的造船技艺，进而破解沉船真相。
还有研究认为，除了“豆腐渣”舰队拖后腿之外，蒙古人的后勤和装备也比不上日本人。
若论吃苦耐劳，当时的蒙古战士无人可敌，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蒙古人作战时机动性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的平民解决。可是在这两次战争中蒙古人偏偏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们一直未能突入内地居民区，自不可能有平民供他们掠夺。
此外，日本人的武器也优于蒙古人。当时日本的冶炼和刀具制作技术世界一流，日本战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古代最优良的钢按性能排列依次为：大马士革钢（铸造花纹钢），日本钢（暗光花纹钢），马来钢（焊接花纹钢）。中国最好的钢（镔铁）其实也是一种焊接花纹钢，不过性能没有马来钢那样出色。日本除了具有好钢之外，其战刀的优良性能还来自其独特的后期淬火工艺。日本刀制造成本低廉使得普通民兵都可拥有一把好刀，而蒙古军队使用的质量较差的镔铁刀，很多大刀在对砍时失去了利刃。
在两次战争中的八年间隙期间，日本人似乎还改进了他们的弓箭，第二次入侵时，蒙古人发现日本人弓箭的射程和穿透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已与蒙古强弓不相上下。从保留至今的图画看：日本人的长弓与当时最先进的英格兰长弓有几分相似，长约1.5米。由于日本人本来就很矮小，画面上的日本弓箭手好像比他们所持的弓还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