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内容丰富而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它包括教育、科技、医药卫生、体育与游戏及文学艺术等诸领域,主要表现在非物质文化方面。
第一节 教育与科技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土家族悠久的文化教育不仅内容丰富、形式独特,而且还与源远流长、博大深邃的汉文化有着密切的交融。土家族文化教育的传承演绎,既保持着对古代先民勇锐刚劲遗风的继承和发扬,更不乏对凝持稳重的古代汉族封建礼仪文化的汲取和接纳,从而形成了土家族以汉字、汉文化和古代儒家学说为主的农耕文化教育。
一、历史沿革
土家族教育历史沿革比较长,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各朝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重视程度不同,土家族教育形成了不同模式。土家族民间口传教育主要通过家庭教育、家族教育、村寨社区教育、师徒传承教育来实现。口传教育的内容主要有生产技能教育、生活常识教育、人生礼仪和社会礼俗教育、民间文化教育等。民间口传教育是土家族学校教育的基础,是土家族走向文明的铺路石。土家人的学校教育发展过程,是汉文化逐渐被土家人所接受的过程。
西汉武帝曾诏令全国设立官学。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25~56年),宋均在五溪蛮居住地立学校,以期改变他们“少学者而信巫鬼”的传统。东汉和帝永兴年间(89~105年),武陵郡太守应奉“兴学校、举侧陋”,但此前的学校多是招收汉族官员子弟。
隋唐时期,中央王朝在土家地区立学校。唐初,“巴酋长子弟,量才授仕”,田世康为唐代的第一位驻黔州刺史;唐开元、天宝年间(713~755年),牂牁酋长后裔赵国珍官至工部尚书,唐代曾为溪州刺史的田英,喜习汉文化且达到较高造诣,进“上柱国”。这些获得高官厚禄的土家人,都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有较高的汉文化造诣。
宋元时期,封建王朝在土家地区设学校,并招收土童入学。宋时曾在沿河司修建銮塘书院。这一时期,土家族中出现了进士、状元等。北宋元佑三年(1088年),出身于施州都亭里的詹邈考中进士第一,为博学宏词科状元;元佑至元符年间(1086~1100年),施州地区的向九锡也考中进士。仅施州一地,宋代便有9人考中进士。元代,在建始、施州设立学校。
土司时期,封建中央王朝在加强对土家族土司政治控制的同时,也进行文化控制,采取各种措施,使土家族土司逐渐接受汉文化。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下令:“诸土司皆立县学”;三十二年(1399年),巴东、长阳等县设立县学。明永乐五年(1407年),宣抚使冉兴邦遣人入朝“谢立儒学恩”;永乐六年(1408年),立酉阳宣慰司学。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明孝宗下令:凡承袭土司职位者,“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
此外,有些土司及其子弟还到附近州县去求学,如明武宗正德年间永顺土司彭明辅就曾求学辰州。各土司还自设书院与学校,教授土司子弟学习汉文化。彭元锦在永顺老司城设“若云书院”,卯洞安抚使向国廷在其辖地及新江等地设立学校,让土官子弟拥有“延师课读”的机会。所有这些学校,都是给土家上层人士及富裕之家的子弟提供教育机会。法令规定一般土民不准念书。
改土归流后,废除不准一般土民读书识字的禁令,政府在土家地区设立府学、县学、书院、学宫,一般土民皆可入学。这使子弟进学堂习读成为风气,汉文化水平日渐提高。1915年,古丈县私立小学达50所。女子学校也开始出现。辛亥革命后,公立、私立学校更是普遍建立。这以后,开始有一批又一批土家青年到海外求学。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学校不断迁入湘鄂西土家地区:国立湖北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工学院、(湖北)省立农学院等25所学校迁往湖北恩施地区;国立商业专科学校、国立第八中学、江苏省立旅湘中学等从长沙、江苏、安徽迁到湘西所里(今吉首)、乾城;湖南省立第一民众教育馆从长沙迁往永顺。这些高质量学校的迁入,促进了土家族地区原有学校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1949年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情况,在教育投入和政策制定上都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不少地区设立了民族高等院校,一些大学里面还设立了少数民族预科班,为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现在土家族聚居地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发展也比较快,土家族整体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二、土家族早期学校教育
土家族的学校教育始于土司时期。元代在其地设土司制度后,学校教育随之兴起,明代有了较为完备的发展。
教育是随着人类的形成而出现的。最初的教育主要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进行生存本领和生活技能的传授。当人类发展到形成不同民族之时,教育又受制于不同地域上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对物质生活资料的不同的攫取方法,从而随着不同民族所传授的生存本领和生活技能的内容及形式的不同,逐步出现了不断完善和日臻丰富的各民族的教育。各个民族的教育又和本民族不同时期的生产技术一起,构成社会第二生产力而推动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发展。由此不难得知,每个民族教育的起源,应该是与本民族的源流有着紧密关系的。所以当我们探索土家族的古代教育之时,似乎还应涉及土家族的族源和民族的形成源流。
土家族早期的教育,可以“改土归流”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所谓“土司制度”,就是中央王朝为了方便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在两汉时期的“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元朝开始实行的对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夷治夷”的政治制度,也称“土官制度”。土家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多始于元朝,明代达到了高峰。明成祖即位后,土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明永乐二年(1404年),在酉阳设州学;六年,又设酉阳宣慰司学,督促土司、土官子弟勤奋学习汉文化和儒家学说。
到了清朝,雍正对土司制度进行了改革:废除土司制度,朝廷直接派“流官”到土司地区进行统治,这就是“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前期的土家族教育,有历朝创办的官学,也有土司各自设立的私学。设立这些学校,目的就是让土官子弟拥有“延师课读”的机会。所以只有土家上层人士及富裕之家的子弟才有入学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当时的法令也规定:一般土民子弟不准上学念书。巴东土家族的教育无不受到这种限制。
清雍正初年改土归流后,土家族社会有了进一步发展,教育也达到更高的水平。改土归流后,废除了不准一般土民子弟念书的禁令,政府在土家地区设立府学、县学、书院等,一般土民子弟只要条件许可,都可以入学学习。从而使让子女进学堂读书成为风气——民间有“养儿不读书,如同养个猪”的谚语。同时,土家民众不仅对知识人士十分敬重甚至对书籍、字纸也敬若神灵。人们教育孩子:不能踩字纸。纸上有不认识的字,踩了瞎眼睛。由于土家地区的教育不断发展,土家民众的学识水平日渐提高。
在土家族的教育发展中,社会教育是一个重要方面。其职能是既传播汉文化,又要继承土家传统文化。教育形式主要在家庭与宗族内进行,教育内容包括:缅怀先祖业绩、修炼自身人品、学习生产技能、传授日常生活中的禁忌、必须遵行的行为准则和习惯等。值得指出的是,改土归流后,中央王朝倡导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其目的是“染风化、格顽冥”。而少数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渐趋向式微。因此,社会教育是土家族传统文化承袭的唯一途径。
千余年的学校教育,使土家地区人才炳蔚,代有传人,造就了精通汉文典籍,工于诗词、赋、杂文、散文的作家群,他们有大量的作品传世。造就了医学、农学、书画等领域的专门人才。如精于医术的张官曙,长于农学的黄召棠,善于书画的覃光裕、姚春堂、罗金生、周正南、张一尊、黄永玉等。
三、当代土家族教育
当前,国家从科教兴国的高度大力改进和发展民族教育,不断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国家对民族贫困地区的中小学生实行“两免一补”和全面实施义务教育,为民族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的法律保障。
电化教育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教学形式。这种形式的教育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人口分散、地形复杂、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师资缺乏的民族地区效益十分明显。民族地区的电化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发展民族教育上已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民族地区的经验证明,利用电化教育可以比较省时、省钱地培训师资,可以克服师资不足问题。电化教育在民族教育教学领域的运用,可以打破封闭的办学环境,给学生提供大量生动形象的知识,以弥补来自牧区、山区的少数民族学生接触外界事物少、知识面狭窄的不足。
为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水平,实施主要包括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全面落实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收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等政策;办好民族自治地方普通高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提高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强化民族自治地方中小学教师培养培训,逐步提高中小学师资水平和教师待遇;适当扩大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的招生规模;建立有效教育资助体系,帮助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等措施。
现在,在土家族聚居的地方已经形成了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中职教育、高中教育、高职教育以及大学本专科教育等教育形式,小孩从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都可以在本地完成。有的土家族聚居地方还有高等职业教育和大学本科教育。
四、土家族的科技
(一)农业科技
土家族的科技主要表现在农业科技方面。土家族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的民族,长期以来,土家族人开垦土地,种植农作物,饲养家禽,是一种典型的小农经济。随着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现代科技因素不断被土家族人所吸收和采用。现代科技的介入使土家族农耕文化传统因素逐渐减少,而现代因子逐渐增多。同时,土家族通过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交往,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科技成果,进而转化为土家族使用的技术和工具。
土家族地区传统农用生产工具有数十种,犁、耙、锄、刀等是土家族最为常用的生产工具,竹筒、龙骨车、桔槔等是土家族最为常用的灌溉工具,风车、磨等是土家族传统的脱粒和农副产品加工工具。
随着机械的介入,科技产品逐渐取代土家族传统的生产设备。机械引入并用于土家族地区的生产和农副产品的加工是从民国时期开始的。如民国17年,中茶公司五峰山实验茶厂采用机械。30年代,湖北省银行先后在巴东和恩施建立碾米厂,采用机械碾米。40年代,土家族地区先后传入压面机、脚踏弹花机等。1949年后,在政府的广泛动员和资助下,土家族进行了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可喜实践。特别是60年代末由于政府对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理想追求,使土家族的机械化尤其是耕作机械化的热情在70年代达到高潮。
(二)天文历法
土家人在长期的农耕生活中积累了大量的天文、地理、气象、水利、农学、生物学、医药学知识,并用这些知识指导一代又一代土家人的生产与生活。
土家人的气象知识是以谚语、歌谣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如:“云朝东,亮通通;云朝西,披蓑衣;云朝南,打破船;云朝北,下不彻”“雷公光唱歌,有雨也不多”“东虹日头西虹雨,虹在南方涨大水”“月亮打伞,晒破岩板;月亮生毛,雨落明朝”“有雨山戴帽,无雨山抹腰”等都是通过对云雷、虹等天象或日月等天体的观察来预测天气的阴晴,准确性高。
土家人还根据山里草木枯荣、候鸟来去、日月星辰的变化、云风雨雷电的交替来安排农时,预测气候,估算年成的丰歉。他们把世代积累的农耕经验编成山歌、谚语,口耳相传,指导春种秋收。如:“三月逢春好盘花,满山阳雀叫喳喳,一来报知阳春节,二来催动种庄稼”,告诫人们桐树开花、阳雀欢叫的时节,也是播种时候了。又如“清明要明,谷雨要淋”,这是根据特定节气的气象情况来推测农业的收成好坏。
其农学知识也靠这类谚语、歌谣相传,如:“耕得深,耙得烂,一碗泥巴一碗饭”,讲的是农田要深耕细耙,这样收成才好。“深栽洋芋浅栽秧,红苕栽到皮皮上”“宁栽秋苕,不种秋荞”,又是在传授稻秧、红苕、洋芋、荞麦的种植技巧。
土家族民间历法以“巴东土家族民间历法”为代表。巴东县隶属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北省西部、渝鄂交界的巫峡和西陵峡之间,素有“渝鄂咽喉,鄂西门户”之称。当地土家族系古代巴人和当地土着人融合而成,约在北宋成族,对外称“毕兹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