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老爷子
孙艳云
乔老爷子今年八十七岁高龄，每天还上下楼好几趟，锻炼身体。打麻将还能坐一个晚上，耳聪目明，打到后面生牌是绝对不会放的，谁要杠炸，有困难。
乔老爷子是我的大伯，父亲就他们哥俩，大伯年长父亲十六岁，父亲是遗腹子，大伯其实就扮演了祖父母亲的角色。打我记事起，家里就经常来一个人，瘦高个，皮肤白晳，穿戴整齐、干净，说话斯文，碰到有活儿就干活儿，遇上吃饭就吃饭。母亲告诉我，这是大伯，是自己家人。20世纪70年代末，有一天，我正在屋里写作业，忽然听到大伯还没进门，就大声喊着父亲的名字，喊不应就又喊母亲的名字。听到喊声，父母从屋里跑出来。“我平反了，我平反了！”大伯扯着嗓子喊道。落座后，母亲给大伯倒了一杯茶，让大伯慢慢说。大伯说：“刚才县里来人了，公社的领导陪着，他们说我的案子是冤案，要彻底平反，给我按国民党起义人员对待。末了他们说是要给我补发工资。工资不工资的都无所谓，只是要给我个说法。我就觉得，政府不会冤枉我一辈子的。”大伯讲完，父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二十多年里大伯受了很多的冤屈，父亲也因大伯而抬不起头来，工作也受到影响，忽然间这一切都过去了。母亲赶忙张罗做菜，大伯说：“你嫂子已经做好了，去那边吃，我们全家好好庆贺一下。”一向不喝酒的大伯，那天竟然大醉了。
抱着我一个劲地说，“云云，我们家要扬眉吐气了……”
大伯在很小的时候，祖父就让他学算账，打算盘，练毛笔字。听大伯说，祖父乔至全是逃婚走西口来到哈密的晋商。祖父的算盘打得了得，打起来噼里啪啦，让人眼花缭乱，而且他擅长心算，看到树影子，就能立马算出树的高度。在祖父的影响下，大伯也会算账，算盘打得熟练，字也写得漂亮。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被选送到迪化财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和田，由于业务精湛，十八岁就当了科长，被当地人称娃娃科长。后来由于南疆动荡不安，加之祖父去世，祖母带着年幼的姑姑和父亲需要照顾，他就申请调回哈密工作，被分配在镇西府任财务科长。由于大伯的调回，家里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亲人们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其间，大伯也结了婚，找了一大户人家的女儿，并有了孩子。可是好景不长，在“反右”运动中，大伯被错划成“右派”，并被判了十年刑。服刑期间，由于大伯表现比较好，多次立功，就被提前释放了。回·来后，家已搬到乡下，城里的家产全部·被没收，从此，便落户生产队开始了下放劳动的日子。
大伯在生产队里什么脏活累活都是他的，掏厕所、翻粪、修水渠……一次在修水渠的时候，有一块大石头没人能抱动，那些个根正苗红的老社员起哄让“四类分子”搬，平日里他们经常嘲笑大伯这兄弟俩文·绉绉地不会干农活。大伯使出浑身的劲，硬是搬开了那块大石头，大伙都面面相觑，看上去斯斯文文的这个“右派”竟然有狠劲。大伯说，那个年月把人都逼急了。白天参加完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还要挨批斗。这还不算什么，最让大伯伤心难过的莫过于对他的歧视和羞辱，人格的不公平。那些日子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日子一天天地重复着，一件意想不到的小事，让大伯云开见日了。
队长家的缝纫机坏了好长时间了，队长的婆姨急天急地的，儿女们都要穿戴呀，全生产队找不到会修的人。队长让婆姨吵得心烦，忽地想到了大伯。大伯诚惶诚恐地拿起工具来到了队长家，小半天时间队长家响起了缝纫机转动的声音。队长一高兴，放了大伯半天假，下午大伯破天荒地没出工，在家好好休息了一下。其实，大伯当时心里也没底，因为他以前也没干过这活儿。从此，生产队里他家的收音机坏了，你家的理发推子坏了都找大伯。大伯乐意接收，不会的现学，都给人家服务好。有人家里遇上红白事，让大伯给记个账，写写东西。有些人心里有解不开的疙瘩了，找到大伯，心里就亮堂多了。私下里人们开始议论，说“到底是识文断字、知书达理的人，就是跟我们不一样，这个‘右派’还真好”。这样，大伯后来被批斗时，再也没挨过打，时不时地还有人叫上大伯吃饭。大伯还乘队长高兴时给父亲谋了一份既体面又清闲的差事———生产队的会计。大伯的称号也由以前的“四类分子”变成了老乔，后来上了岁数大家又都亲昵地叫他乔老爷子。也许是有了威信，也许是觉得自己有了价值，兄弟俩慢慢融入农业社，并喜欢上了那里的人们和那个地方。我时常在想，人的可塑性和适应性真是很强的。平反后，大伯也没闲着，先后被乡里聘为水利技术员、会计师……由于工作踏实、业务精良，再加上身体好等原因，他干到七十多岁才完全退休。亲人们平日里都忙于工作，每年过年时，我们晚辈约上给他拜年，他便兴高采烈地跟我们聊天，看到他精神矍铄、满面红光的样子，我们都为我家的乔老爷子祝福，祝他健康长寿。
（作者现供职于巴里坤县档案局）
踏雪
曾雪
每年隆冬父亲都要带着我们全家去踏雪。
雪，在巴里坤实在不是稀罕东西。冬天降雪，气温更低，零下三十多摄氏度是许多人避犹不及的，可父亲偏偏选择积雪最厚天气最冷的时节踏雪。俗话说：“三九天的兔子不离窝。”何况我们。在某个大雪后的星期天早晨，父母一早就高高兴兴地叫起我们：“快点起床啊，踏雪去！”我们姐弟四个便在不情愿中穿衣、洗漱，吃早饭，然后捂得严严实实出发。不过，父亲选择踏雪的地方大都不远。
出家门，从天山山顶到整个原野完全让大雪覆盖，夏天里棱角分明、挺拔峻峭的山峰轮廓线条此时变得圆润流畅，田野上分不清哪是庄稼地、哪是草原、哪是沟壑。过早学会背诵毛主席他老人家诗词的我，立刻脱口诵出“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句子。父母脸上掠过一丝喜悦，教我们把两脚呈外八字逐步踏行，雪地上走出一长串“人”字，像大雁飞翔的阵形。到了雪厚又洁净处，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向后摔倒平躺在雪地里，雪面上清晰地印出人体“大”字。可能是得到父亲授意，将我们四个分成两拨打雪仗———我和小弟弟一拨，大弟弟和大妹妹一拨，父亲是裁判兼调解，哪一拨弱些就帮帮忙。末了，大家都说不公道。母亲向大家挤挤眼，四个人便一拥而上，父亲顺水推舟倒在雪地里，四人把父亲按住，我抓一些雪往他脸上撒，小弟弟则大把地把雪塞进他的衣领，另两个凑趣地抓起雪胡乱往他身上扔。母亲看我们疯得差不多了，一声吆喝，我们脸蛋红扑扑身上热乎乎地回家。几次踏雪我似乎明白了些什么，最明显的感觉是不再怕冷。
腊月里，父亲把炕上的毡、呢子大衣之类不能水洗的东西平铺在雪地里，带我和大弟弟拿了拇指粗的藤条抽打。打一遍换个地方，原来的地方便一片黑灰，直到把家里可以雪洗的东西都弄干净。我又学到了一门小技巧，原来雪还有这样的功用。这时，母亲会把早已做好的黄焖鸡或手抓肉、封肉盖饼子端上餐桌。
直到我进了大学，都市里再也看不到那么美丽的雪，我分外地怀念起雪来，怀念起父亲带我们踏雪的经历，好像忽然明白了许多。想必是为了磨炼我们的意志：给孩子们的成长创造一个尽可能丰富、灵动、充实的环境；抑或是他们与雪有难以割舍的特殊情结。至于给我取名“雪”，是不是希望我如雪般的美丽，像雪一样晶莹，跟雪一样有用？
不必去询问父母，我已经体会到了他们的良苦用心。
后来，我们姐弟四个先后成家，我也做了母亲，父母亲一如既往地带着儿媳、女婿、孙子们一起踏雪，一年都没落过。不过小城里楼房取代了平房，几纵几横的柏油马路取代了房前的土路，城里的雪发黑了，踏雪的地点离家越来越远，挪到了西黑沟、松树塘或者兰州湾子。不过，走“人”字步、印人体“大”字、打雪仗、滚雪球、垒雪人、打雪夯的“传统节·目”始终保留，只是参与的人变了，往父亲的衣领里塞一枚小小雪球的是我的女儿。
是母亲老了还是我们不想再劳累她，踏雪之后姐弟们轮流做东请客。
世事如烟。如今，大弟弟一家定居国外，母亲和小妹妹一家迁到山南，我和小弟弟仍在山北，四家人离多聚少，全家一起踏雪的机会几乎难以寻找。但大弟弟每年都将在国外踏雪的照片寄回，也常常在电话上交流踏雪的感受、喜悦、幸福和思念。定居哈密市的母亲，每年都要带着小妹妹一家抽两天时间到山北来，小弟弟也开着私家车把踏雪当作纪念、减压和休闲活动。我老公因小生意忙碌，有空便把我和女儿送到兰州湾子。
女儿该考大学了，那可是冲刺阶段，每天都要挑灯夜战，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疲惫至极便闭上眼睛高声说：“能踏一次雪多好啊。”为了给她减压，我便带她到郊外树林里，权把赏绿当踏雪。
父亲辞世那年，还未到大雪降临他就突然离开了我们。记得当时，父亲辞世时是老公和小弟弟守到最后的，两个男子汉无法挽回老人的生命，明知无用无效却一直满怀愧疚和自责。
那年踏雪时同样是晴空碧日，天空清冷高远，白雪晶莹剔透，不同的是母亲也缺席了。因为父亲突发心梗离世，对母亲打击太大，加上一生辛劳，已确诊患有心脏病，严寒中这样的活动她无法参加。踏雪中我们泪眼婆娑，可我们还是一步步极认真地走着，像是要从雪地上的每一行印迹里找到父亲的影子和他的灵魂。当我们从雪地里高一脚低一脚一路哽咽回·到家中，老公和小弟弟感冒了。小弟弟躺了三天三夜汤水未进，老公从此变成了红鼻子。他脸上的雪和泪水和在一起，时间一长，冻坏了鼻子，他说这样心里反而好受些。我也因大哭遇冷上呼吸道感染，嗓子喑哑了两个多月，落下了严重的咽炎。
父亲走了，但他是我们踏雪活动的发起者。这个活动，给儿时的我们带去无穷无尽的欢乐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给青年时的我们带去的是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给中年时的我们带去的则是责任、健康和踏实。
踏雪让父母亲从年轻走到了年老，让我们从孩子走到为人父母步入不惑，领悟和经历了太多的沧桑。
如今，踏雪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父亲爱踏雪，冥冥之中老人家似乎在用某种方式告诉我，在另一个世界，他仍然坚持踏雪，那儿碧落澄澈，白雪皑皑，美极了……我告诉父亲，您就在那边踏吧，女儿也会与自己生命中至敬至亲至爱的人在这边不停地走，永远！
（作者系巴里坤县县委干部）
相濡以沫六十年
张双莲
20世纪40年代，日本鬼子投降后，参加过八年抗战的他才有时间和精力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这时她刚从大山深处被解救出来，在那里当了三年的童养媳。英姿勃发的他和年轻美丽的她相识了，相爱了，于是他们结婚了。
当时物资匮乏，生活艰难。每天吃饭时，她都把苞谷面饼子让给他吃，那可是纯粮食啊！她自己喝一碗苞谷面糊糊，吃两块红薯，就打发了。她要保证他的体力，他要出去工作。
如果能有一点白面，那可是过年了，她把面和好，擀成细细的面条，煮成香喷喷的汤面条，她知道他爱吃汤面条。她给他盛上一大碗，自己将锅里剩下的汤盛一点，再吃两块红薯，就又是一顿饭。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
20世纪50年代，他们带着三个孩子进新疆了。
她的身体不太好，晚上经常睡不着觉，他就给她念书，讲故事。每天晚上，躺在被子里，他就开始讲了念了。念一会儿抬头看一看她睡着了没有，没睡着，就接着念，一直到听到她均匀的呼吸声，看到她闭上了眼睛，再轻轻地呼唤她的名字，没有回答，知道她已经睡着了，他才放下书，熄灯，睡觉。夜夜如此，一直许多年。
20世纪60年代。她经常头痛。晚饭后，经常是他给她捏头的时候。她躺在床上，他坐在床边，一下一下地掐捏，一边掐，一边轻声聊天，然后，又用艾卷·熏。他先点燃了艾卷，然后仔细地分开她的头发，找准了穴位，用点燃了的艾卷·熏。过一会儿吹一吹艾卷燃过的灰，露出红红的火头，再继续熏。孩子们趴在被窝里，看着父亲给母亲治头痛，看着那红红的火头，慢慢地一个一个都进入了梦乡。
20世纪70年代。他进了“牛棚”。她撑起了家，照料四个孩子，每天担惊受怕。偶尔买到肉或鱼，她做熟了，装进饭盒，冒着被“造反派”殴打的危险给他送去，怕他在里面吃苦。几年后，日子太平了，一家人又团圆了。她的身体仍然不好。他经常给她熬中药。把药倒在药罐里，添上水，就坐在火炉边看着，看着药罐慢慢地沸腾了，把炉子盖上一个圈，看着药慢慢地煎熬。他从不让子女们熬，怕他们熬不好。药好了，倒出来，他端到她的面前，再倒一杯温开水，喝药后漱口用，再剥开一粒水果糖放在旁边，漱完口后立刻把糖塞到她的口中，以解中药的苦。良药确实苦口，但亲人的关怀却甜到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