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明代文人诗
一、明初诗歌
明代初期，社会动荡，汉族政权回归，社会思潮汹涌澎湃，文学崇尚阳刚之美，诗歌也与元代诗一样追唐弃宋，注重感情的抒发和表现作者的个性特征。应该说这段时期在诗歌发展史上还属于比较繁荣的时期。只可惜，这段时期过于短暂，明政权刚刚稳固后，就实行了一系列的文化高压政策，很快就把文化的繁荣扼杀于摇篮之中。所以明初的几位有代表性的诗人如昙花一现般初放即逝，没有取得骄人的成果。其中成就最突出者是诗人高启。
高启(1336-1374)，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的生活时期跨元明两代，元末曾隐居吴淞青丘，自号“青丘子”。明初洪武元年(1368)应召入朝，授翰林院编修，曾纂修《元史》，得到朱元璋赏识。但他为人不慕功名荣利，厌倦朝政，做官不过3年即坚辞户部侍郎之职被赐金放还。朱元璋认为他不肯合作，自此心生忌恨。返回青丘后，他以教书治田自给，不想因写《上梁文》与所谓“魏观谋反案”相牵连，被腰斩于南京，时年38岁。
高启诗数量不少，初编即有2000多首，后他自编《缶鸣集》，存诗937首。其中十之八九是个人述志感怀、游山玩景和酬答友人之作。他主张文学作品应该“兼师众长，随事模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高启《独庵集序》)。他的理论与实践创作都值得重视，可惜死于盛年，未成一家之言。
高启诗歌艺术上的特色是取法汉魏晋唐各代，体制不一，风格多样；崇尚写实，感情真挚；描写细致，观察入微。他的诗歌中写现实生活的都是亲见实感，具体生动，而且有不少诗歌写了劳动人民生息农作的场面，在文人诗歌中难能可贵，如《养蚕词》、《打麦词》、《采茶词》、《捕鱼词》、《伐木词》、《田家行》、《凿渠谣》等。此外，他也有不少诗反映了战乱生活，如《吴越纪游·过奉口战场》、《登海昌城楼望海》、《和周山人见寄寒夜客怀之作》等。
但最能表现诗人个性也最令后人称道的还是他的抒怀咏志诗，最着名的一首是《青丘子歌》。诗中主人公“青丘子”显然是作者自我形象的化身。这位降谪人间的“仙卿”不修边幅、不慕荣利、不问世事、不与人争，只自顾自无拘无束地吟诗作句、自唱自酬。这样的人物形象在今天人看来似乎疯疯癫癫，不近人情，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反映了一种人性的回归。诗人强烈地渴求个人精神的解放，高度重视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力，这是对严酷的封建道德、纲常伦理和官吏制度对人造成的紧箍咒般的约束所产生的激烈抗争和反叛，是诗人渴望个体意识能充分表达、自身命运能自己把握的高声呼唤。这是文学创作中进步的思想，能打开创作者的眼界，促进诗歌的繁荣。此诗浪漫奇幻，汪洋恣肆，如天马行空，是高启长篇歌行体诗的代表作。
他的怀古咏史诗也有不少佳作，气魄宏大，情景交融，结构跌宕，雄浑奔放。
他还写了很多访友、观景的小诗，清新别致、风格独特，如《寻胡隐君》：
“渡水复渡水，看花还看花。春风江上路，不觉到君家。”
清人赵翼曾说，将高启的七古诗“置之青莲(李白)集中，虽明眼者亦难别择”，“盖二人实皆有出尘之才，故相契在神识间耳”(《瓯北诗话》)。高启的确深受李白诗风影响，在风骨、情调、声色、辞藻等方面都追摹李白。明初诗评家曾将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四人合称“吴中四杰”，而高启的诗歌成就远在其他三人之上。明代诗人和诗评家如李东阳、杨升庵、王世贞等，无不对他推崇备至，誉其为明代开国诗人之“冠冕”。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高启也有“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的高度评价。当代诗人毛泽东亦称高启为“明代最伟大的诗人”(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
二、台阁体与茶陵派
高启以后，从永乐到成化年间(1403-1487)，明诗坛被“台阁体”诗充斥其间。所谓“台阁体”，就是指当时在内阁与翰林院任重职的一些馆阁重臣的诗作风格，其代表人物是杨士奇、杨荣和杨溥等。
“台阁体”诗文内容贫乏，多为应制、题赠、歌功颂德和粉饰太平之作，艺术上追求表面文字的雍容典雅，实际上平庸呆板、脱离实际、千篇一律、了无生气。这样的诗作与几乎同时兴起的八股文一样，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工具，窒息了诗歌的创作。“台阁体”诗的出现和盛行使明初短暂的诗歌繁荣花落枝枯，令诗歌发展步入低潮。
“台阁体”的流行是明统治者对人民精神文化实施高压控制的结果，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相适应的。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接受元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些与民生息、恢复生产的措施，如招抚流民、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免租减税、惩治贪官污吏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此，那些位极人臣的朝廷大员们秉承皇帝的意图大唱颂歌，而一些攀龙附凤、以求晋身的利禄之士和文人墨客出于种种目的竞相模仿，以致形成风气。同时，朱明王朝又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实施了一套严酷的监视和管理制度，限制思想的自由。在政治上，有里甲制度，还设立了锦衣卫、东厂、西厂之类特务组织；在思想文化领域则推行程朱理学，实行八股文取士制度，禁锢人们的思想。在严密的政治统治下，还大兴文字狱。特别是经过明太祖和明成祖两代皇帝的统治，凡有气节的士大夫不是被杀就是被充军。反对朱棣篡位的方孝孺被灭十族，株连而死者不下数百人。在这种灭绝人性的极端恐怖的威慑下，谁还敢直面现实，谁还敢在诗歌中暴露真实的情感呢！当时的诗坛一片肃杀，有口无言，诗苑荒芜，长达百年。
在这段时间里，也有极少数诗人不为“台阁体”所拘囿，仍然伸张正气、高风亮节，写出了具有现实内容和真实情感的优秀诗作，其代表人物是于谦。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明代杰出的政治家、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他为官清正，关心人民，曾经为百姓平反冤狱、赈济灾荒，深得人民的拥护。1449年，瓦剌军侵犯明朝，掳走皇帝英宗。他拥立景帝，调集并统帅重兵在北京城外打退瓦剌军，保住了明朝的江山。英宗被释放回来后却以谋反罪将于谦杀害。
于谦不以诗文着称，写诗在他不过是闲暇的余事，但他爱国忧民的情怀在诗中自然地流露出来，真切感人，百代流传，成为明前期诗歌中难得一见的珍品。
他诗中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些借物咏怀的诗歌，如早年所写的《石灰吟》：
“千锤万凿(另本为‘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另本为‘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他诗中关心人民疾苦的作品也不少，如《荒村》：
“村落甚荒凉，年年苦旱蝗。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壁破风生屋，梁颓月堕床。那知牧民者，不肯报灾荒(另本为‘伤’)。”
他诗中反对外来侵略、誓死保卫祖国的语句也铿锵有声，如《出塞》。其他优秀诗篇还有很多，如《北风吹》、《村舍耕夫》、《夜坐念边事》、《立春日感怀》、《题苏武忠节图》等等，都是语言质朴、格调清新的，与“台阁体”的虚浮雍容、平庸呆板成鲜明对比。当然，从文学技巧的仔细推敲上，于谦诗也有失之粗疏、词句不精的毛病。
从成化到弘治年间，李东阳以台阁重臣身份主持文坛。他看到“台阁体”的弊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对“台阁体”发动了一次冲击。他在《麓堂诗话》中提出的诗歌创作观点很有理论色彩，对文学风气的改变有直接影响。因他是湖南茶陵人，故诗歌史称围绕在他周围的一批诗人为“茶陵派”。只是李东阳虽然不满“台阁体”的现状，但他毕竟是馆阁中人，长期的官位生活和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环境都使他的创作仍保留着明显的“台阁体”痕迹，因此，“茶陵派”仍然属于“台阁体”的余脉。应该说明，李东阳的一些作品还是努力冲出了“台阁体”的束缚，表现出了作者真实的感情，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例如《幽怀》(其四)：
“懒携竹杖踏莓苔，寂寂残樽对雨开。开口只应心独语，闭门休问客谁来。幽居有道堪藏拙，巧宦逢时亦自才。试问白头冠盖地，几人相见绝嫌猜？”
此诗写出了仕途的孤寂与厌倦和官场的争斗与猜忌。
又如《除夕》：
“独吟孤坐总伤神，谁伴长安守岁人？卦数已周无那老，年华初转又逢春。思亲泪尽空双眼，哭女声高彻四邻。还向灯前添旧草，拟从新岁乞闲身。”
此诗倾诉了强烈的思亲之情和归家的愿望。
《寄彭民望》一首则是作者写给同派诗人彭民望的，对其官运不达、失意归乡深表同情。
据说彭民望读诗后潸然泪下，为之悲歌数十遍不休，可见其中蕴涵了真挚的感情。
《寄彭民望》：
“斫地哀歌兴未阑，归来长铗尚须弹。秋风布褐衣犹短，夜雨江湖梦亦寒。木叶下时惊岁晚，人情阅尽见交难。长安旅食淹留地，惭愧先生苜蓿盘。”
三、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
明代文坛集团林立、流派纷呈、标新立异、争讼不息，这在以往朝代中还未见。以往朝代中，文人们由兴趣而自然结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某一文学大家为核心，形成群体，或酬唱娱乐，或沟通切磋，尚未形成相互攻击的风气。而明代则不然，一些人分门立户、拉帮结派、自以为是、不容异己，集团间相互争斗，出言不逊、各不相让、莫辨是非。
这种现象从积极意义上讲，是文学发展进入了更加理性的阶段，不再仅仅是以作品竞高下，而是直接进行文学理论的争辩；从此以后，文学家的集团意识和流派观念愈加明确和自觉，在文学创作中，更注意研究语言技巧和文艺风格，以突现其流派的风韵和证明其理论的正确。从消极意义上讲，多数文人缺乏深厚的道德修养和宽广的胸怀，经常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横加指责、片面偏执、以一概全，使得本应通过各抒己见、平等交流、自由发展、取长补短而达到的文学切磋的目的被文人相轻、争斗不已、互相攻击、结怨添仇所破坏，在一定程度上窒息了文学的正常发展和创作自由，也败坏了几千年来文人寒士清廉居正、以德为高的传统品质。
明中期以后，诗文流派中较重要的有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以及复社作家等。
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一批诗人群体活跃在明弘治、正德年间，被称为“前七子”，除李、何二人外，“前七子”其他成员还有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他们首先对“台阁体”发起攻击。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明确打出复古的旗帜。虽然在弘治年间，“茶陵派”李东阳主文柄时已经提出了“诗学汉唐”的主张，但李梦阳认为还不够，应该更坚决、更彻底。李梦阳的“复古”实际上已经成为“拟古”，是对古代诗歌的全面模拟，在语言声色上亦步亦趋，就像习字临帖一样。这样的摹拟和崇古，使诗歌创作从“台阁体”的歌功颂德、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又走上了做古人文字奴隶的另一种形式主义，不仅扼杀了文人创作的积极精神，而且几乎使当代文学成为古代文学的影子。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但李梦阳主张文学应该重视真情实感，有“真诗乃在民间”的说法，这是难得而且进步的。前七子中的何景明也主张复古，但与李梦阳的复古有所不同。他主张学古应“领会精神”，“不仿形迹”。他批评李梦阳“刻意古苑，铸形塑馍，而独守尺寸”，提出从古人入又从古人出，“自创一堂室”，“成一家之言”(见《与李空同论诗书》)，他的认识比李梦阳有所进步。
前七子的观点对冲破“台阁体”思想的束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他们毕竟没有认识到学习传统与创作革新的辩证关系，没有认识到文学来源于生活实践的道理，因此，他们同样走上了一条舍本求末的形式主义道路，因而他们本身的诗歌作品内容面狭窄、感受肤浅，缺乏思想深度，成就依旧不高。当然不能否认，他们的创作中也有一些优秀的作品，显示了作者的文学功力和直言时弊、关心政治的忧患意识。如李梦阳的《自从行》：
“自从天倾西北头，天下之水皆东流。若言世事无颠倒，窃钩者诛窃国侯。君不见，奸雄恶少椎肥牛，董生着书翻见收。鸿鹄不如黄雀zhuó啅，撼树往往遭蚍蜉，我今何言君且休！”
又如何景明的《竹枝词》：
“十二峰头秋草荒，冷烟寒月过瞿塘。青枫江上孤舟客，不听猿啼亦断肠。”
与前七子狂热鼓吹复古理论的同时，也有一些作家不傍门户、卓然自立，写诗作画，有感而发，在明中期形式主义阴云笼罩的诗坛中显得格外清新别致。其代表人物是唐寅。
唐寅(1470-1523)，字伯虎，又字子畏，吴县(今江苏吴县)人。他16岁以第一名考入苏州府学，29岁又在应天府乡试中以第一名中举，一时名震遐迩，被视为奇才。他自己也踌躇满志，希望连中三元、金榜题名，顺利走上仕途。没想到，30岁时，在北京会试中被牵连进了科场舞弊案，吃了官司，断送了前程。从此，他弃绝功名、玩世不恭、丹青自娱、笑舞狂歌，以卖画为生，自食其力。这样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多了些自由，少了些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