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民无宁日，许许多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流落大西南。在那“狐虎满街走，鹰鹳扑地飞”的灾难岁月里，饱尝糊口之难的华罗庚，仍不改变研究数学的初衷。他曾经这样吐露自己的心声：“人们都说音乐美，我觉得数学比音乐美得多。”
1．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夏天，是中国人民永世难忘的岁月。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法西斯全面进犯中国。东北沦陷，平津危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被迫迁到昆明，三所大学合并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
日本侵华的消息，在金坛不胫而走，弄得人心惶惶，一夕数惊。那时华罗庚远在海外，家中更是乱作一团。最后，华老祥做主，自己留下看家，由吴筱元带领孙女华顺和孙子华俊东投奔金坛乡下的华莲青家，谁知乡下比城里更混乱。无奈何，吴筱元决定与华莲青一家一起逃往外地。他们又约了另外几个人，共租一条船，经鄱阳湖，到达江西吉安。路上巧遇一位好心的中学教师，家住吉安。他把自己家中的空房子让出来，让吴筱元一行暂住。到吉安后，吴筱元等人才与华罗庚取得了联系。华罗庚告诉他们，他马上就要回 国，清华大学已迁到昆明，并让吴筱元带领全家去云南避难。于是，吴筱元等一行6人，便从吉安到湖南长沙，再往云南。可是，当他们抵达贵阳时，除吴筱元外，都得了疟疾病。在这兵荒马乱之时，何处去求医？又拿什么钱来治病呢？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清华工作的唐培经的妹妹恰好在贵阳，她帮助他们治好了病，最后他们总算到达了抗日的大后方———云南昆明。
战时的西南联大经费拮据，校舍拥挤。熊庆来已出任云南大学校长，杨武之接任了清华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的职务。在熊、杨两位教授的热心帮助下，吴筱元一家在距离联大不远的青云街住了下来。
1938年，华罗庚乘船取道大西洋、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及新加坡抵达香港，再乘飞机经越南西贡、河内达昆明，终于与家人团聚。
此时的华罗庚，就其学术地位与知名度而言，国内同行中已很少有人与之匹敌。可论职称，他还仅是一名教员。西南联大究竟以何种名义来聘任他，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担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的吴有训，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他也是西南联大教授聘任委员会的主要委员之一。在开会讨论华罗庚问题时，吴有训先生把华罗庚发表的论文全部携带到会，请各位委员评审裁定。杨武之教授也极力推荐，向与会者介绍华罗庚的成就。最后，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华罗庚越过讲师与副教授，直接提升为教授。对于华罗庚的破格录用，确实突破了清华大学的“记录”。对此，周培源曾经说过：在30年代，像清华这样的大学，教师中有助教、教员、讲师、副教授与教授五个级别。罗庚同志初到清华时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一般来讲，一个初中毕业的青年成为一位大学教员需要十年的时间———三年高中、四年大学、三年助教。但是罗庚同志在清华期间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仅仅花了四年时间竟完成十年的工作、学习与教学任务，这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中还没有第二人。
罗庚同志于1938年从英国剑桥回 到昆明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教授，从清华到西南联大，先后只花了七年的时间，对他这样飞速成长，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除了他的才华与积极努力外，也和当时清华大学的校、系行政领导与教师对他的爱护、重视与关怀是分不开的。我可以这样说，当时的清华大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我们今天在积极提倡的尊师、爱生、重教的精神。
被聘为教授的华罗庚本想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与科研工作，报答清华大学以及刚成立的西南联大对他的栽培之恩。可是，当时的客观环境，尤其是经济状况又很难使他一如既往地探究科学。他把在昆明的经历称作他生平遇到的“ 第二次劫难”。
2．艰难岁月
寄旅昆明日，金瓯半缺时，狐虎满街走，鹰鹳扑地飞。
这四句诗是华罗庚对昆明生活的写照。当时，前方形势紧迫，老百姓穷困潦倒，衣食无着。这些来自北方的知识分子日子也极为窘迫。当时，在他们中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据说，有一位大学教师正在街上行走，一个乞丐跟在他后面想讨钱。教师越走越快，乞丐也越跟越紧，教师不得不停下脚步，带着无奈的神态，转身对乞丐说：“我是教师！”乞丐一听这话便知趣地走开了。
当时，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不乏国内外知名学者，如冯友兰、闻一多、吴有训、吴大猷、江泽涵、杨武之等，可大家一样都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为了养家糊口，闻一多挂起了雕刻图章的招牌，吴大猷在家里养起了猪，华罗庚也改名换姓，悄悄到中学里兼课。
为了压缩开支，华罗庚把家从城里搬到距离昆明五里路的黄土坡村住了下来。每天他都拖着病腿进城去上课，以微薄的薪水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在离黄土坡不远的山谷里，人们挖了许多防空洞，一遇到日机轰炸，家家户户便躲进去。有一次，警报过后，一直听不到动静。华罗庚对家人说：“我想到那面的防空洞去，找一下闵嗣鹤，跟他谈一个问题，很快就会回来的。”
闵嗣鹤是华罗庚的助手，他们经常在一起交谈问题。可是，华罗庚刚走进闵嗣鹤所待的防空洞，突然黄土飞溅，震耳轰鸣，原来是一颗炸弹正落在洞口处，铺天盖地的黄土一下子淹没了洞口，也淹没了洞里的人。幸亏洞中有一个人听到响声后，伸手抱住了头，这样，只有他的手和脑袋露在外面。他赶紧把每个人的头先扒拉出来，避免了生命危险，可他们的下身都被紧紧地压在土中。爆炸过后，吴筱元及一些乡亲们全部 过来帮忙，花了两三个小时，才把他们一一救了出来。被救出时，华罗庚的耳膜也被震破了。
事后，华罗庚一家搬到了更远的郊区大塘子安了家。大塘子是个小村庄，但环境优美，这里河水清清，绿树成荫，倒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在这里，华罗庚与杨武之成了近邻，两家关系很好。据说，在一次空袭中，炸弹落在了杨家的天井院里，把洗脸盆压成了一张铁皮，华罗庚借给杨武之的一本德文字典也被弄得破烂不堪，很少躲警报的杨武之正好这次举家外出，从而避免了一场灾难。
从家里到城里上课，往返有几十里路。华罗庚没钱坐小轿车与吉普车，只能坐农民的牛车，牛车两边各置一块长木板，挤着好几个人，再加上道路崎岖，不一会儿便觉得腰酸腿痛，难以忍受。后来，华罗庚有课时，便住在西南联大的单身宿舍里，与陈省身、王信忠同居一室，达一年之久。
1939年，华罗庚的第二个女儿华陵出生了，家中的生活更为清苦了。熊庆来先生及夫人姜菊缘多次接济华家，当华罗庚夫妇不好意思收下钱物时，他们总是说：“这是借给你们的，等你们有了再还。”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吴筱元偶尔给华罗庚煮两个鸡蛋，心想：“让他增加点营养，以便支撑这个家。”可华罗庚怎么吃得下？他用筷子把鸡蛋送到了孩子们的嘴里。为了省钱，华罗庚还戒了烟，并宣布说：“等抗战胜利了，再抽烟吧！”
几年后，华罗庚的第四个孩子又诞生了。身为大学教授的他却连送妻子去医院分娩的钱都拿不出，只好让孩子在破旧的房屋里呱呱坠地了。
“给孩子取个名吧。”虚弱的吴筱元对华罗庚说。“这孩子生在这个苦时候，就叫华光吧！”华罗庚回答说。
“华光？这名字怎么讲？”
“噢，两重含义。一是我们家的钱又花光了，二是盼抗战胜利，中华重光。”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华罗庚也不会放弃他的数学研究。昏暗的灯光下，他常常熬到深夜。在防空洞里，手中也不离书本。有时，轰炸过后，书上落了一层土，他抖一抖，继续读下去，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华罗庚很爱自己的孩子们，可跟孩子们谈话的主题仍然离不开数学。
有一天，华罗庚带着孩子们去森林里躲警报，他们席地而坐，在宁静的氛围中开始了交谈：“你们觉得世界上什么东西最美？”华罗庚首先提出问题。
“当然是玩具最美。”小儿子冲口而出。“当大夫最美！大夫可以给人们解除痛苦，给千家万户带来幸福。我长大了就想当大夫。”大儿子俊东充满激情地讲道。
“我觉得音乐最美！世界上只有音乐才能使人彻底陶醉。”女儿华顺也谈出了自己对美的感受。“孩子们，你们说得都对！玩具呀，音乐呀，治病救人呀，确确实实都很美。可是，爸爸觉得———”“你觉得什么美？”孩子们好奇地追问道。“我觉得还是数学最美。有人说数学是上帝用来书写宇宙的语言，这话很有道理。数学会使人迷醉，使人忘却世间的一切苦恼与不幸。我希望你们长大了都能爱数学、学数学。好，现在我给你们出道题，看谁算得又对又快。假如我们家有9口人，每人每天吃半两油，一个月要吃多少油？”
“0．5两×30×9÷16两，对吗？”一个孩子抢先答道。“对是对了，可就是太复杂了。能不能想出更简便的方法呢？”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答不上。华罗庚看着一副副天真的面孔，禁不住笑了。他循循诱导说：
“每人每天半两油，一个月就是30个半两，也就是15两，1斤差1两（当时16两为一斤），那么，9个人不就是9斤差9两，也就是8斤7两，这样算不就更简便了吗？”这是华罗庚把自己的“直接法”简单化，来启发孩子们的思维。
当时，有不少人都放弃了做学问，有人改行经商，有人去了国外。可华罗庚没有向困难低头。在前后4年多的时间里，他又写出了20多篇论文，并完成了第一部 专著《堆垒素数论》。这本书主要讨论了华林问题与哥德巴赫问题，是华罗庚多年辛勤研究的结晶。可惜当他把书稿送到中央研究院后，不仅没有出版，反而连原稿也遗失了。
华罗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与妻子吴筱元的无私奉献是密不可分的。这位贤妻良母为了丈夫的事业，默默地承担着家庭的重担。她每天都要跑好远的路去买菜、买米、挑水；一家老小的衣服、鞋子都由她来做，而且是破了补，补了又穿；孩子生病了，她日夜不停地护理，生怕孩子的哭闹声惊动了沉思中的丈夫；夜深人静之时，等孩子全部入睡了，她又帮助丈夫抄写稿件。她常常说：“他这个人哪，看起书来会忘了吃饭、睡觉，要是我不帮他、催他，真是不行啊！”
就这样，华罗庚夫妇携手共进，度过了人生最苦难的岁月。后来，每当他们回 忆起这段生活时，都感慨万千。1963年，华罗庚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春风吹拂换人间》一文中曾经写道：“想到了40年代的前半叶，在昆明城外20里的一个小村庄里，全家住在两间小厢楼里（还没有现在我的办公室大），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 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息。那时，我的身份是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者清汤之清，而高则未也，高者，高而不危之高也。”
3．痛失闻一多
一天，淅淅沥沥的雨下个不停，正在做家务的吴筱元听到了重重的脚步声。她连忙迎上去，只见满身泥污的华罗庚破门而入。
“有好消息啦！”喜形于色的华罗庚高声说。“你怎么一身酒味，到底出了什么事？”吴筱元连忙追问。
“胜利啦！抗战终于胜利啦！以后的日子好过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说着，华罗庚从怀里掏出一条香烟，吴筱元也忽然想起了他说过的等抗战胜利了再抽烟的话。
可惜，华罗庚的兴奋未免早了点。日寇刚走，内战又起。为了维持黑暗的统治，国民党统治者竟然对强烈要求民主与自由的知识分子下了毒手。特别是挚友闻一多的遇害，在华罗庚的心中蒙上了深深的一层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