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一天，正在南方推行“双法”的华罗庚收到了中国科技大学拍来的加急电报，要他迅速回京，参加“文革”运动。接到命令之后，华罗庚匆匆登上归程。这时的他还万万品味不出“文革”二字的分量与代价。
1．反动学术权威
华罗庚一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感觉到气氛不对，大字报、小字报已纷纷上墙。数学所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文革筹”）已响应党中央的口号，在全所深挖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华罗庚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一天，数学所“文革筹”的九位委员租了一辆卡车，来到华罗庚家，先在门口贴了两张大字报，然后，把华罗庚叫出来，当面宣布：“你必须到数学所来参加‘文革’运动，接受革命群众对你的批判，门口的大字报不许撕掉！”
1966年8月20日，华罗庚被“揪”到数学所，参加对他的批判大会。除了数学所之外，计算机所和物理所也有许多人前来看热闹，密密麻麻的两三千人，把院子挤得水泄不通。“文革筹”的负责人把华罗庚的学生越民义、万哲先、陆启铿、王元与吴方召集 在一起，要他们作一个联合发言，揭发华罗庚的罪状。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万哲先起草了发言稿，由王元上台讲。其内容无非是把大字报中的东西重复了一遍，如“崇拜资产阶级科学”、“缺乏无产阶级感情”等。批判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会后，“文革筹”负责人让华罗庚去打扫卫生。那天，天气很热，华罗庚脱了上衣，穿着一件背心，拿着一把长扫帚，开始打扫走廊。过了一会儿，他又被召到数学所会议室，参加了一个约十多人参加的小会，接受大家的“批评与教育”。
数学所对华罗庚的批斗，也影响到科大。一天，华罗庚正在科大礼堂门口散步，几个学生便把他拉到礼堂去接受批判。华罗庚来科大时间不长，除了教学、科研、实践之外，他不管别的事，这些学生们除了“反动学术权威”之外，也找不出别的理由。这时，科大保卫部门得知消息后，立即把华罗庚弄走了，以后，他在科大再未遭受过批判。
接着，举国上下都开始成立“红卫兵”组织，并大兴“抄家”与“破四旧”之风。数学所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抄华罗庚的家。可是，他们晚来了一步，华罗庚的孩子华苏所在的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已捷足先登了。尽管如此，数学所的红卫兵们还是从华罗庚家里找到了罪证：两枚精致的棕红色石头小图章。这是从华罗庚的抽屉里翻到的。这两枚图章上都刻有优美的文字，一枚上面是毛主席的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另一枚上面是华罗庚自己的话：“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一位红卫兵指着华罗庚，气愤地说：“这还了得，竟敢把你跟毛主席相提并论，你的野心也太大了！”其实，这两枚图章及上面的字，都不是出自华罗庚之手，而是一位杭州的朋友远道寄来的，华罗庚顺手放在了抽屉里。
红卫兵们还拿走了华罗庚亲自写的一个剧本。剧中描写的是21世纪的一位老人给他的孙子讲述发生在20世纪的事。这个剧本是华罗庚专门为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而作的。红卫兵没有从剧本中找到什么反革命的证据，只是觉得，华罗庚的文采还十分过人。
后来，关于华罗庚的大字报的底稿以及数学所文革材料组编写的《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学阀华罗庚》、《愤怒声讨反动学阀华罗庚》等材料被铅印了几千份，在北京城四处张贴，并拿到王府井公开出售，每本定价0．12元。
华罗庚被揪斗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老家金坛，金坛县有五千红卫兵来到北京，要求为华罗庚鸣冤叫屈。华罗庚担心事态扩大，他甚至跪下求那些同乡红卫兵们回金坛去。
华罗庚挨批斗的消息也传到了国外，国外新闻媒体报道了这位数学大师的处境。数学所就怀疑所里有“里通外国”者，并进行了一番大追查。
对于华罗庚的批判，他的学生陈德泉和计雷实在想不通。
一天，陈德泉找到了一位“文革”负责人，问道：“华罗庚到底有什么问题呢？这些年来，我天天和他在一起，我觉得他是努力地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为什么不让我们和他一起下去推广统筹法呢？”“这个问题，我做不了主。”陈德泉不满足于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他又找到了另外一位负责人，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对方悄悄告诉他说：
“华罗庚什么问题也没有，他就是数学搞得太好了！”过了一会儿，那人又接着说，“他就是太厉害了，要求人太严格了！”
1967年11月30日，在数学所405室，又一次隆重的批判会开始了，会议的议题是：“揭露控诉走资派勾结华罗庚统治数学所罪行大会”。除数学所以外，北大、科大、北师大、计算机所等单位的人也参加了。会议开了整整一天，华罗庚的陪斗者是原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与郑之辅。华、杜、郑三人的“帽子”分别是“大学阀”、“老右派”与“走资派”。大会采取了问答的形式，即他们三人站在台上，由群众提问，他们回答，中间再插入一些批判发言。
会议开始后，有群众向华罗庚提问：“你是不是‘大右派’，你与‘章罗联盟’（即章伯钧与罗隆基）有什么关系？”
“我早交代过了，我与‘章罗联盟’有什么关系，你们可以调查嘛！”
华罗庚的态度，使红卫兵大怒，有人愤怒地念了一遍墙上贴的一条毛主席语录：“劣绅，今天认得我们！”华罗庚回答说：“我早就认得你们了！”华罗庚的不合作态度使批判者显然未达到目的，有人在华罗庚的汽车上贴上了大幅标语：“打倒华罗庚！”
散会之后，华罗庚的司机于成云，趁人不注意时，一把撕下标语，捏成了一个纸团掷掉，然后，启动油门，飞快地把车开走了。
2．周总理批示
在那被扭曲的年代里，人们的良知并未泯灭。有不少人在暗中保护华罗庚。叶剑英、王震、胡耀邦等人多次约见华罗庚。毛泽东不仅多次给华罗庚写信，而且于1966年10月2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华罗庚握了手，并说：“华罗庚同志，你来了，好呀！”据当日的《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检阅150万游行大军”，“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华罗庚”。
1969年，林彪发表了“一号通令”，科大被迫迁往安徽合肥，周总理很为华罗庚的安全担心。这时，他又得到一个消息：华罗庚在科大的办公室的门被撬开了，“小偷”一文未取，仅偷了华罗庚三四十万字的书稿。十分痛心的总理便作了“应给华罗庚以保护”的指示，这一批示是总理下达给当时国务院直属口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和周总理派往科学院的“联络员”刘西尧同志的，其内容如下：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再次，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 物，请西尧查清，有无被盗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
第四，华的生活已不适合随科大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统筹方法。
此事请你们三位办好后告诉我。
周恩来
1970年3月4日
直至今天，周总理的这一批文，被作为文献，记载于《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5页上。也正是这一批文使华罗庚免遭更大的灾难。当时，以“联络员”身份出现的刘西尧，实际上是科学院的负责人，由于他执行了周总理的各项指示，科学院在“文革”中的损失，相对于其他文 化、教育及科技单位来说要轻得多。在刘西尧的安排下，华罗庚的个人工作关系由科大转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这样一来，他在组织及人事关系上，既脱离了科大，也脱离了科学院。这实际上意味着，谁想再批斗华罗庚，就必须征得人大常委会的同意。对于周总理的保护，华罗庚感动万分，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永远不能忘记周总理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鼓励和支持，尤其值得怀念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最艰难的1970年。当时，周总理身处逆境，又万务缠身，但他却不顾个人的安危和病体，仍然细微地、尽力地保护我，安排我的生活，关心我们把数学方法用于经济建设的工作。”
4月18日，当国务院的两位同志奉命向华罗庚传达了周总理的批示之后，华罗庚满以为这一下风浪过去了，可以平平静静地推广“双法”，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可事实又一次证明了，他那敏锐、聪颖、成熟的数学家头脑在考虑政治问题时，常常会犯下幼稚病，摆在他面前的仍然是坷坎不平、荆棘丛生的人生之路。
3．初衷不改
1970年4月18日，华罗庚突然来到了计雷家，他激动地告诉计雷：今天国务院的两个人向他传达了周总理的批示，并告诉他说，总理有指示，统筹法还是要搞的。
华罗庚又拉着计雷，一起来到陈德泉的家中，他如释重负地对两个年轻人说：“国务院对我们的工作有了公正的评价，还让我后天给国务院一些部委的负责人介绍统筹法。这一下也许我们又可以干起来了。”
“会不会又被说成是‘以生产压政治’，‘故意与党中央唱反调’呢？”青年人还是有点担心。
“管不了那么多！一有机会我们还是干点实事吧！”
华罗庚决心已定。
4月19日，华罗庚、陈德泉与计雷在华罗庚的家里，准备了一整天报告，并把纸铺在地板上，用墨笔画出了一张张挂图来。
4月20日，国务院生产组召开了七个工业部的负责人开会，年逾60的华罗庚精神抖擞地走上讲台，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部长们讲述了统筹法与优选法，并列举了一些用“双法”提高了效益的例子，部长们听后都很感兴趣。
几天之后，华罗庚收到了上海复旦大学的邀请信，信中邀请他去上海搞试点。
读完信，华罗庚喜忧参半。喜的是，人们并非都像某些人那样武断至极，把“双法”视作“异端邪说”、“不务正业”；忧的是，不许他外出搞试点的禁令还未取消，怎么办呢？他决定请示科学院。华罗庚并非请示那些紧跟“四人帮”、以整人为目的的“领导”，而是把信交给刘西尧。刘西尧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并得到了总理的批准。
华罗庚决定让计雷与陈德泉先去上海，联系试点，他随后就到。可惜，当时的上海到处搞群众运动，一看他们是要“突出业务”的，便无人敢接待。无奈之中，陈德泉打电话给华罗庚，让他不要来上海，并且告诉华罗庚说，苏步青先生已被关入“牛棚”，连个帮助他们的人也找不到。
华罗庚不顾学生的劝阻，于6月9日赶到了上海。
这时，陈德泉与计雷仍未找到接收单位。他们告诉华罗庚，上海炼油厂正要从事“酚精炼扩建改建工程”，要换一个炼油塔，很想让他们去推行“双法”，并多次向上海的领导请示，甚至央求过，“上面”就是不批。事后，华罗庚才知道，在他到来之前，张春桥公开表示：“宣传优选法，就是引导青年崇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张春桥得知华罗庚要奉总理之命来上海时，就吩咐有关部 门，要把华罗庚从上海赶走，赶不走就批。可当时，华罗庚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觉得主要是个别人不理解“双法”的意义，才故意刁难，甚至还自我检讨说：我们在上海的宣传工作做得太不够了。
怎么办呢？学生们希望他拿个主意。
“谁也别求了！明天我们带上牙膏、牙刷，直奔工厂去！”华罗庚说道。
第二天，当师生三人突然来到上海炼油厂时，可把厂方的领导给吓坏了。
“华教授，你们不要下工厂了，也不要到处乱跑，免得发生意外。”
“我们是来搞试点，不下工厂怎么工作？”华罗庚显然是在装糊涂。
“华教授，只要你答应回旅馆，一切事情都好商量。”“不行，我要求和更多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接触，否则，今天晚上我就住在这里了！”华罗庚寸步不让。
“这是上边布置的，希望您能谅解。”“我理解不了，不让我接触工人，今晚我就睡在厂里了！”经过激烈的争论，工厂作了让步。他们临时给华罗庚及其学生找了一个办公室，允许他们白天来上班，但有一个条件，每次讲统筹法时，听众不得超过2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