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无颜见家乡父老，或许是继续达川的投资资金不足，甚至还可能触动到集团利益的神经，几个月过去了，周远翔对永翔化工达川公司的处理情况不闻不问，似乎想完全放弃这个项目，让所有的投资付之东流。这期间，尽管达川工业园区管委会、达川市政府多次发函催促，但都石沉大海。周远翔的手机号码永远关机，集团里的人也找不到他。
最终，达川工业园区管委会和达川市政府还是找到了他，可找到又能怎样，他总是找各种理由推托，能拖就拖，对达川市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不作任何表态，无论是达川工业园区管委会还是达川市政府，所有与周远翔接触的人均感无奈。
这起事故主要责任在于企业，政府只是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赔偿理应由企业来承担，政府做一些政策性协调和人道主义补偿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但在老百姓眼里，不管多难多易、多大多小的事都应该由政府解决。所以，这起事件，老百姓会冲着政府越闹越大，而且持续了这么久，企业赔不了，就该政府埋单。
达川市是全省财政收入倒数第一的穷市，连续戴了几年的“老九”帽子，也一直改变不了这个局面。各种资料显示，这种情况估计还要延续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也将越来越大。用达川一位领导的话说是追赶的对象越来越远，甚至已见不到踪影，而后面追兵全无。
达川市领导这些年南下北上，四处取经，也请来许多高层次专家开过几轮讨论会，谋划着达川跨越发展的宏伟蓝图，可所有的发展定位几乎都暗示着达川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跨越性发展，如生态的、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这就意味着和林业、农业脱不了干系。正所谓“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些就是闽北山区的弱点。
闽北地区长期作为“林海粮仓”，计划经济时代，有丰富的粮食、木竹资源。因此，其地位在全省举足轻重，也着实为全省作出突出贡献，但进入市场经济时代，闽北的落后态势逐渐显现出来，第二、三产业不发达，相对单一的经济成分，仅靠农业、林业，还有几家国有企业支撑着薄弱的经济实体，使闽北越来越穷，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达川土地面积占全省五分之一，可GDP总量只占全省二十分之一，财政收入更是不值一提了。
由达川市财政垫付的五百多万元赔偿款拖了好几个月也无法补上，在发达地区，五百多万肯定不是什么沉重负担，达川是吃饭财政，这笔巨额的垫付款压得财政局长喘不过气来，而且制度上不允许垫付款长期滞留未归。因此，市财政不断催促市政府，市政府多次发函，甚至派专人与永翔集团联络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最终也只能走法律途径了。
达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永翔集团发了两次传票，逾月未有答复，看来周远翔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正当达川中级人民法院紧锣密鼓组织拍卖时，周远翔委托律师回了个函，声明同意拍卖，但希望拍卖所得除了用于支付死者赔偿款等一切该由其公司承担的以外，似乎能把余款归还公司。周远翔是商人，精明着哩，账算得清清楚楚，毕竟已经投资了一个多亿，怎么赔偿也不会超过一千万，即使原来的厂房、设备拍不到一个亿，也还能收回几千万呀。
他已经完全没有兴趣，更没有信心在达川把这个项目延续下去了，拍卖的底价确实很低，永翔集团的投资到位资金本来就只有八千多万，如果算上工程款和设备的未付款怎样算总价也只有一亿一千多万元，可拍卖的底价也只接受所投资到位资金的百分六十，大约也就在五千万出头一点，但拍卖公告挂出一个多月了仍无人问津。拍卖师分析认为，一是刚发生过重大的爆炸案，有人忌讳不吉利；二是原厂房、设备没有太多的利用价值；三是要求马上兑付现金，即使有企业想要，资金一时也难以周转。依此情况，拍卖公司提出要进一步调低底价，才有可能进行实际操作。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拍卖的底价不能低于原价的二分之一，此前公开的底价定在原价的百分之六十，也就是说下调的空间已经不大了，拍卖公司担心可能会出现流拍的尴尬局面。
国内每年有太多的案例因为找不到法律依据而无法判决，成为烂案。同样一个案例，各地对法律依据的理解不同，也造成判决结果不同。毕竟在现实社会中，人治力量的干扰，对法律的公正还是会产生不可抗逆的影响。尽管说中国这几年的司法进步很快，各行业、各领域基本上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出台，但仍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法律配套也就跟进到什么程度。以美国为例，各州都有立法，相应的律师也多。因此，流行这样一个说法：在美国碰见五个人其中就有可能一个是律师；在中国碰见五个人，其中就少不了一个是总经理。可中国总经理多，未必见得经济发达，所谓的“皮包公司”比比皆是，一个人注册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实际上董事会子虚乌有，倒卖一个公文，或者介绍一批买卖也可以日进斗金，不需任何成本代价，正所谓“空手套白狼”。
有人感叹，中国的产品没有经过三道四道批发是到不了消费者手上的。退一步说，落到消费者手上是正品也还算走运。中国的假货问题，全世界都头痛，冒牌假货无孔不入，从烟、酒、茶、肉、奶等生活日用品，到假信息、假电话、街头骗子圈套，林林总总，不小心就可能让人钻进圈套，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啊！
周远翔已经厌倦了达川的这场纠纷，很冷漠地回复达川中级人民法院，你们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拍卖公司接到达川中院指令后，以4300万元的底价挂牌，可一个星期后仍然无人问津，事情就这么挂着、拖着。
徐正林已经被正式批捕，在看守所里他哭过、闹过、绝食过、自杀过，可谁同情你呀，他深感无颜面对死者家属、达川百姓、自己的父母、娇妻、还有未出生的孩子，他更怕面对舅舅一家。因此，他只求一死，可在看管森严的看守所里，想死也没那么容易，等待着法律的审判吧。
话说当时，徐正林和欧阳总工在车间里验看设备时的对话，被正在现场的吴良坤听到了。后来，他偷偷潜入厂房撬下那块小铁牌，想在追查的时候，向易总邀功领赏。他以为易总能和徐正林做成这一笔大生意，自己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怎么也得分一杯羹喝喝。岂知还来不及向易总邀功就发生了这惨重的爆炸案，如今想来却幸运地逃过一劫。
易总在“8.19”爆炸案发生的第二天就神秘失踪了，他知道这起爆炸事故的罪魁祸首是自己。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可不想自己的下半生在牢狱中度过。警方是在立案半个月后才发出通缉令的，而易总早就从中国的土地上蒸发了。
作为“8.19”事故善后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温八雅，深为此事忧愁，原以为永翔集团达川公司的厂房拍卖，可以顺当处理完这件令人头疼发憷的事件，画上一个不算圆满的句号。如今，时间过了几个月，仍然无法了结，怎么向市委、市政府领导交代呀？
温八雅征询了许多律师的意见。有人提议对永翔集团达川公司的资产重新进行评估，特别应该把厂房土地和设备分割开来，因为有的人需要这片土地，或者厂房，却不一定需要设备，而需要这套设备的又不一定想在达川开辟生产线，这样细分后，有利于拍卖的运作。这样做既不影响永翔集团达川公司的总资产，也不会触动法律底线。温八雅觉得这个方案更符合市场规律，他马上找到达川中院和拍卖公司说明了这个方案。大家觉得目前情况也没有更好办法，不妨试试看。
其实，有一个人始终都在关注着永翔集团达川公司的拍卖情况，那就是周韵雅。但她犹豫不决，没有走到台前，是因为数额太大，她的资金一时周转不开，再就是设备对她来说只是一堆烂铜废铁，派不上用场。周韵雅的义父突发脑溢血辞世后，按照义父生前所立遗嘱和周韵雅与他已经形成收养关系，周韵雅当然是她义父个人资产合法的唯一继承人，可来自二叔家的阻力，让周韵雅继承遗嘱又费了一番周折。
周韵雅的义父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也是在1949年到的台湾，兄弟俩虽不在同一部队，但还是很容易就可以联络上。二叔更早退伍，以经营水果摊为生，穷困潦倒，直至哥哥退伍后兴办了电子厂，让他到厂里担任销售经理，并给予他一定的股份，他的生活才有了质的飞跃，娶了妻，买了房，添了子女，他从内心深处感激哥哥的帮助。兄弟俩后来的企业越办越大，越办越红火，从当初作坊式的工厂，成长为集团公司，经营范围涉及电子、塑料、酒店、房地产开发等。随着事业的不断壮大，兄弟俩的矛盾、隔阂也逐步显现，直至后来两人闹得面红耳赤，要分道扬镳。
中国古话说“女人是祸水”，兄弟俩的矛盾起因就是因为女人。周韵雅二叔晚结婚，娶的女人也年轻，二叔对她言听计从，从不违逆。兄弟俩的事业壮大到集团公司，二叔也还只是个部门经理，虽然有个董事头衔，但总觉得自己在集团没地位，怎么说自己也是个功臣，还当不了个副董事长，当个副总经理也要吧。可周韵雅义父却认为，他年事已高，而且文化水平有限，应该把年轻人，把有文化、懂管理的人推上重要岗位。他所聘用的管理干部至少是本科生以上，多数高层领导都是硕士、博士毕业，还有留学归来的洋博士。他自己也有意从董事长位置上退下来，但一时未物色到合适的人选。这些道理他多次给弟弟说过，二叔其实也能理解，但耐不住夫人的牢骚，二叔又是典型的妻管严。因此，在多次提出要担任一层要职被拒绝后，就提出要退出股份，这让周韵雅的义父颇为伤感。以二叔占有的股份，一时也拿不出这么多现金，闹归闹吧，拖一阵子再说。
义父回大陆几次，对周韵雅印象越来越好，有心把集团公司的担子交给她，又恐自己弟弟有想法，只好偷偷立好遗嘱，委托律师去公证后，锁进了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
周韵雅对义父虽说不上感情深厚，但内心深处对义父十分敬佩、敬重。虽然她对义父当年的发家史不是很了解，但对他的毅力品格确实敬爱有加。义父每做一件事会不懈地坚持，哪怕有再大的困难阻力，从不轻易放弃。妻儿车祸丧生后，有多少人奉劝他重新组建家庭，而且以他的资产和身份地位，怎样的年轻美女他会得不到？可他对已故的妻子一往情深，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就是他没有把妻儿的骨灰盒存放在殡仪馆或者安葬在公墓内，而是把他们放在家里客厅的供桌上。
他要陪伴在妻儿面前，每餐饭，他都要盛两碗饭摆在挂着妻儿遗像的供桌上。外人看义父的做法迂腐得不可思议，而周韵雅对义父的这一举止，不但理解，而且十分敬佩。她深知义父是个重情义的人，他不是不顾二叔的利益和感受，而是为了集团里的整体利益。因此，周韵雅不相信二婶对她哭诉说义父无情无义，只为利益不重亲情，只是她作为晚辈无力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后来，自己也被卷入旋涡，完全是她始料不及的事。
义父在大陆的江苏昆山和福建漳州也投资兴办了两家企业，常往来于台湾和大陆之间，他们也常见面，义父多次提出让周韵雅到台湾集团公司总部任职，可当时周韵雅刚考上研究生，不忍心放弃学业，义父尊重她个人的意愿，就没再勉强。哪知研究生要毕业的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周韵雅突然接到义父秘书的电话，告知义父突发脑溢血住院，生命垂危，希望她能立即赶往台湾。周韵雅顾不得论文答辩，就匆匆赶到台湾，火急火燎地来到义父的床前，看着义父憔悴的脸庞，靠着氧气艰难地呼吸，显然生命已在弥留之际，止不住泪水哗哗地淌下。
义父很吃力地抬起已经没有力气的手，拍拍周韵雅的手背，然后用眼神示意律师向周韵雅宣读他的遗嘱，大意是由周韵雅接管周氏集团董事长职位，并继承他的遗产，把他与妻儿合葬，有机会要多做善事，特别是要办一所学校等等。
义父在平静中走完一生。安葬好义父，周韵雅办理完一切迁居台湾手续后就到周氏集团接任董事长一职。
周韵雅的二婶虽然年轻，也还算漂亮，可就是文化不高，尤其是气量小，爱嚼舌头，见周韵雅掌管了家族集团，心里就很不平衡，尤其是让周韵雅继承了其义父的全部遗产，更是愤愤不平，自己的儿子也是他的亲侄儿，凭什么让周韵雅独自继承这巨额遗产？她四处说遗嘱里有猫腻，虽然公证处所出具的各种证明资料足以否定了她的猜疑，但这在她们的关系中还是埋下很深的阴影。
义父去世时，周韵雅的堂弟，也就是二叔的儿子尚在大学读书，他厌倦家族利益纷争，意欲在大学毕业后出国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学位。周韵雅力劝他在周氏集团内任职，一是她觉得堂弟观念新颖，性格果敢，能干点事；二是为了平衡二婶的心理。她力荐堂弟担任集团董事，兼任公司副总裁。堂弟确实能干，周韵雅也很信任他，许多大事、棘手的事都交由他去处理，结果都令她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