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幽暗人性与心智启蒙(10)

气功的一大号召就是“弘扬中华文化”和传承“中国的国宝”。气功大师张宏堡1987年创办“中华养生益智功”，简称“中功”。中功宗师张宏堡被描述为能出神入化地把马列主义与气功功理融为一体。他提出的“国家重组”大战略理论，以及中国修宪八大动议，指出了中国现行政治的五大致命问题和三大关键环节；自命“中国影子政府总统”“世界宗教法王厅‘宏堡大法王’”“民主中国的开国领袖”。1990年10月，北京警方接到内蒙古一受害妇女的举报，对张宏堡立案侦查，之后，四川、重庆、贵州等多地公安机关也相继接到被他强奸的妇女的举报。张宏堡1995年逃往泰国，1998年又辗转美国，2000年6月中国以涉嫌强奸妇女、伪造证件、非法印制出版物等罪名，通缉缉拿张宏堡。这时的张宏堡在美国花重金聘请律师，寻求政治避难，2001年4月，张宏堡被假释出狱，一直在美国过着奢侈的生活。

与伯奈斯的忽悠公关相比，中国的气功忽悠要神秘得多，它的忽悠机制是深藏不露、秘不示人的。相反，伯奈斯对他自己的忽悠策略却要坦率的多。他虽然因他的公关“技巧”而受人诟病，但他的生活细节却让人一目了然。在长达80年左右的职业生涯中，伯奈斯几乎保存了所有他经手的笔记和文件。他把其中的800多箱文件交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并约定只有在他死后这些笔记和文件才可以被公开。赖瑞·泰伊（LarryTye）利用这些材料完成了伯奈斯的传记研究，以具有反讽意味的《忽悠之父》（TheFatherofSpin）为题，因为伯奈斯一向被称为“公关之父”。伯奈斯把公共关系引向了科学研究，使公共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一门学科，使公共关系科学化、职业化，并将其纳入高等学校的专业教育。但是，今天人们对他的公关手段却是负面的居多。泰伊写道：“伯奈斯的文件……为20世纪历史许多有趣插曲的背景提供了既让我们开眼，但又时时令我们厌恶的背景，从美国烟草大亨使女性吸烟被社会接受，到另外一些工业巨子成功劝说我们用地砖代替自然景致，再到把啤酒变成‘现代饮料’。就算那些宣传材料记录还留存在世，有关的公司也不太可能把它们公之于世。但是，伯奈斯把他送出去的和收到的每一份文件都保存起来……正因为他这么做了，他让我们看到政策是怎么决定的，而且，许多政策都是建立在欺骗之上的。”

我们对“气功大师”们背后的商业和政治利益运作几乎一无所知，因为这样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没有记录的，即使有的话，也不太可能公之于世。当然，我们生活中的忽悠还远不只是来自气功大师们，那些文化、艺术、经济、政治等的忽悠，有关的内幕材料同样是难得一见。因此，我们虽然不断地被几乎同样的欺骗手法所忽悠，但却很少有机会从中吸取教训避免再度被忽悠。人们对气功大师的特异功能充满了好奇，这本身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然而，只有保持怀疑才能保证这种好奇不变成一件坏事。苏格兰哲学家休谟说，我们在把权力授予任何一位自称是“为民服务”的政治人物之前，一定要保持应有的怀疑，“要把人人设想为无赖”。我们在把信任交付给任何一位自称能“超越自然”的“异人奇士”之前，难道不是也应该保持这样的怀疑吗？

18政治化的感恩糟蹋“感激”

《中国青年报》2013年7月9日刊登文章追忆韩亚航空坠机事故遇难的浙江女孩，文章中有这么一段：“如果她们在世，知道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在关注她俩，王琳佳也许会惊喜地睁大了眼睛，笑眯眯的，而叶梦圆也许不敢相信地跳了起来。”死者“感激”领导的“关心”，这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人们还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前后，时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的王兆山，曾发表长诗《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诗中的“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当时便引发舆论哗然，被指责为缺乏人性，媚态毕现。

当然，死人的感激是说给活人听到，目的其实是要活人感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可以利用死人，还可以利用遭受了不幸的，或其他需要帮助的活人。例如，2010年10月，4家企业向河南文化教育事业捐助2亿元，在捐助仪式上，河南省豫剧二团团长、省文联副主席、剧协主席、一级演员李树建说：“卢书记到河南之后，我们河南文化界的春天就到了。我们每天激动万分，以泪洗面。”

每次有灾情发生，领导视察、关心后，都少不了“人民感激”的报道，甚至连帮助救灾，本应该被感激的人也会感激领导。辽阳市人民政府网站就有一封2008年5月20日登记的《感谢领导的亲切关怀》的来信，写信人的爱人是一名医生，她响应市领导的召唤，奔赴北川抗震第一线。领导给她打了几个鼓励的电话，为此她爱人对大大小小的领导都表示感激：“这几天来，卫生局正、副领导、二院的正副领导，多次给我爱人去电询问，亲切关怀，以至上门看望家属。我爱人多次提出感谢领导的关怀，会更好地为灾区人民服务。二高的马德露校长，也时常问候我爱人的事情，对我十分的关怀，问寒问暖体贴帮助。我感谢领导对我们的帮助和关怀，感谢市长你的关怀。”

虽然对领导的感谢，特别是当领导似乎并不特别值得感激的时候，会有谄媚之嫌，但“感激”本身并不是一种不良的情感。需要与感激（gratitude）加以区别的不仅仅是不感激，而且更是“欠情”（indebtedness）。心理学家菲利普·瓦特金斯（PhilipWatkins）等人在《感激的债务：区分感激与欠情》（“TheDebtofGratitude：DissociatingGratitudeandIndebtedness”）一文中指出，感激与欠情虽然都是人因接受了某种帮助而产生的“情感”（emotions），但性质并不相同。一个人接受帮助或赠与后，感觉到欠情是一种负债的感觉，帮助者或赠与者也希望他有这样一种感觉，会不断提醒他，一再要求他应该“感恩”或“知恩图报”，否则就是“不知感激”“没良心”或“忘本”。政治宣传中的“某某恩情说不完”要造就的就是“知恩图报”的群众心理，我让你有吃有住，对你有恩，所以你得知足，要听我的，不要再有抱怨，更不要闹事。

感激是一种与欠情或知恩图报不同的情感。感激是接受善意和无私的礼物的心情。感激者了解和相信赠与者的动机是无私的，不是为了求回报，更不是用礼物来做控制他人的手段。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西塞罗说：“感激不仅是一种最高的美德，而且还是一切其他美德之父。”当一个人接受善意的赠与时，他的感激之情是一种温馨的内心快乐，而不是一种受人恩惠后不得不偿还的欠债心理负担。感激应该超越个人的或政治的自私利益考量，它因此不是一种伴随感恩戴德和必须勉强回报的心情。正因为如此，感激往往是宗教信仰中特别典型的表现。以基督教为例，马丁·路德把感激称为“基督徒最基本的心态”，一直到今天，感激仍然被看成是“福音的核心”。基督教的感激是一种美德，它给人以好的情感和想法，也使人有好的行为和行动。基督徒相信自己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用爱给了人类所有最美好的东西，是这些无私礼物的赠与者。人类对上帝心存感激，是因为受到了感召，愿意用同样的精神去对待自己的人类同伴，以赠与他人而非直接效劳上帝来感激，这便是对神恩的回报，因此，神学家把感激看成是衡量一个基督徒是否真有信仰的一项重要标准，也把感激当成是人接近上帝的不二之途。

17世纪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感激的道德哲学思考至今仍有影响。尽管他认为个人利益是比仁慈之心更强的人心动力，但他却还是把感激看成是社会文明和稳定的一个基础。他把感激之情视为一种爱、一种令人幸福的情感。他写道：“爱的情感本身对于感受到它的人来说是合乎心意的，它抚慰心灵，似乎有利于维持生命的活动，并且促进人体的健康；它因意识到所爱的对象必然会产生的感激和满足心情而变得更加令人愉快。他们的相互关心使得彼此幸福，而对这种相互关心的同情，又使得他们同其他任何人保持一致。”虽然人不可能摆脱私利，但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人与人之间有超越斤斤计较、全然出于算计的关系，感激之情便可以成为这样一种非私利关系的黏合剂。

一个社会完全以私利的“实利互惠”而没有爱的关系存在，这不是不可能的，斯密因此说：“虽然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中缺乏相互之间的爱和感情，虽然这一社会并不带来较多的幸福和愉快，但是它必定不会消失。”他写道，社会关系“可以在人们相互之间缺乏爱或感情的情况下，像它存在于不同的商人中间那样，存在于不同的人中间；……社会仍然可以根据一种一致的估价，通过完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被维持下去”。这似乎正是今天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景象。但是，这样的社会是冷酷的，缺少温情的，它缺少人们称为“慈善”“友谊”“慷慨”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中国所看到的。

人们因为感激之情而会自愿去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情，这叫作感激的“责任”，斯密说：“各种慈善行为的责任是最接近于理想和完美的责任。友谊、慷慨和宽容促使我们去做得到（人们）普遍赞同的事情，变得更加不受（利益）约束，更加不是由于外力逼迫而是因为感激的责任所致。”

这样的感激之情既是必需的，也是自愿的，它体现了人的自由的责任意识。斯密说，一方面，做人要知恩图报，“如果一个人有能力报答他的恩人，或者他的恩人需要他帮助，而他不这样做，毫无疑问他是犯了最丢人的忘恩负义之罪”；另一方面，强迫别人报恩则是不当的行为，“如果他的恩人企图用暴力强迫他表示感激，那就会玷污自己的名声”。把握好这两点，感激之情就会使人际关系远胜于实利互惠关系，在私人关系（父母子女、朋友、爱人）中是如此，在社会的其他人际关系中也是如此。

亚当·斯密对感激之情的看法对今天许多心理学家们看待感激仍有深刻的影响。心理学是从21世纪初才开始关心“感激”这个问题的。这可能是因为心理学一向对人的负面、消极情感投以比正面、积极情感更大的关注。随着关于感激之情的研究越来越广泛、深入，心理学家们一方面认识到，正当的感激对提高个人的和社会整体的幸福感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认识到，感激也可能被利用为一种控制和操纵他人、加强统治权力的不当手段。因此，区分作为自由美德的“感激”与不自由的“欠情”也就成为一种能揭露政治化感恩实质的知识启蒙。

斯大林有一句糟蹋人类感激之情的名言：“感激是一种狗才会得的病。（Gratitudeisasicknesssufferedbydogs.）”他鄙视感激，他是一个绝不懂得感激的人。但是，他却要求人民对他做的每一件事感恩戴德，对他的每一句话绝对顺从。因此，正如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SimonSebag-Montefiore）在《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宫廷》（Stalin：TheCourtoftheRedTsar）一书中所描述的，斯大林周围老是包围着一群像狗一样摇尾乞怜，歌功颂德，曲意奉承，极度夸张地表白感恩、谄媚、讨好的廷臣、优伶和奴才。

政治化的感恩是感激领袖或领导，感激政府或某个政党执政的恩惠，并因此夸张地表白谢恩与忠诚。政治化的感恩之所以有害，是因为它是一种与礼物精神背道而驰的强行索取，而表示“感激”的目的则是谄媚、讨好、奉承和忠诚表白。这样的感恩会使道谢者觉得欠下了某种永远还不清的政治恩情债务，因而一辈子在人格上都挺不起腰杆。政治化感恩会糟蹋掉人类真诚的感激之情。所以，不妨对向你索取感激的人礼貌地说一声：谢谢，但我不欠你什么。

19鼓掌是一种“社会传染病”

前不久，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科学家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对一场表演鼓掌欢呼的程度并不取决于表演的水平，而更多是取决于观众间的相互影响。欢呼往往是传染性的，几个人开始鼓掌欢呼，便会在人群中扩散开来，而一两个人停止鼓掌，则又会导致大家都停下来。即便是对于质量相同的表演，鼓掌欢呼的时间也会长短不一，差别很大，这完全取决于人群的压力。当“鼓掌的压力来自于整个房间里的掌声，而不是坐在你身旁的个人的行为”时，鼓掌欢呼便成为一种具有标志意义的“社会传染病”。

鼓掌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身体语言，而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这在罗马时代就已经有了充分显现。鼓掌的拉丁语是applaudere，原意为“击”和“拍”，但重点却在表示欣赏、认同、鼓励、庆祝。罗马人把多种表意仪式，不一定是拍手鼓掌，都叫作applaudere，它可以是用手指打响指，也可以是挥动宽袍（toga）的衣襟，后来则是挥动手巾。手巾是罗马皇帝奥瑞利安（公元270—275年在位）发给罗马市民的，就像“文革”时的“红宝书”，在重要的场合用来一起挥舞欢呼。罗马剧院里一剧终了时，主角就会喊一声“再见，鼓掌！”（Valeteetplaudite！），于是在鼓掌员（choragus）的带领下，观众便会有节奏地鼓掌。

这往往是预先安排好的，鼓掌员也是花钱雇来的。好多年前，某昆剧团到美国伯克利献演昆剧《牡丹亭》，也是事先把一些自己人的“托”安排在剧场里的不同地方，让他们充当这样的观众鼓掌员，他们每次一开始鼓掌，美国观众就算是莫名其妙，也会照样跟着鼓掌。这与瑞典学者的研究结果完全一致。

如今，西方政治生活中常可以看到这种有人带头的仪式性鼓掌。有组织背景的政治人物登台演讲，还没开口，支持者就开始鼓掌，表示拥护和爱戴。这种鼓掌与这位政治人物在演说中要说什么完全没有关系。这种掌声当然也会在演说之后热烈地响起。哪怕演说很糟糕，了无新意，或者根本就是假大空，忠实的听众也照样会热烈鼓掌，因为这本来就是一种政治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