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好”不只是自己觉得幸运，还会受到别人羡慕。心理学家列尔里（MarkLeary）曾在《今日心理学》杂志上撰文说，“受到别人羡慕和赞扬特别能让人觉得幸福”。20世纪70年代，在工资长期停滞后涨工资，幅度比现在小得多，每个月涨5块钱就不得了了。然而，这区区5块钱却足以让人争得打破了头，涨到工资的觉得非常骄傲、优越、光荣，在别人的羡慕和妒忌中享受到一种幸福感。
然而这种幸福感是极为脆弱的，并不能持久。那往往不过是一种“比下有余”的暂时心理满足，因为它随时都在被“比上不足”的不幸福感所抵消。就算是大家羡慕的公务员，工资涨在别人前面，但与某些“国企”人士一比（更不要说富豪大款们了），便觉得自己十分寒碜和委屈。他们仍然属于那些不能不为大蒜、大葱、凉面、豆花和猪肉涨价操心的人群。
涨工资的幸福是收入的幸福的一个部分，许多研究都发现，对于幸福来说，收入是一个相对的因素。当人的生活基本欲望满足有了相当程度的保证时，收入对于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就会大大减弱，人们常说的“钱买不来幸福”就是指这种情况说的（当然也有那种钱越多越贪婪的变态幸福）。那些因涨工资而觉得幸福的绝大多数人，他们的基本欲望满足还没有达到“钱买不来幸福”的程度。对他们来说，收入的多少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需要，柴米油盐、子女的教育、医疗、房贷，等等。因此无论他们自己觉得如何幸福，他们其实并不生活在哪怕还只是物质性的幸福之中。
美国的“加图研究中心”有一项研究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待经济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必须同时考虑到大的制度环境。“社会公正”要比只是“碰运气”的涨工资能带来更普遍，更具有真实意义的幸福感。它指出，前东欧国家人民的收入在当时不能算低，但人民的幸福感却比不上一些虽然贫穷但却相对政治自由，人民可以批评不公正分配制度的国家。
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格里萨尔（EdwardGlaeser）在题为《强行管理与自由平衡》的文章中也指出，幸福是包含价值目标的，因此，人们追求幸福的行为有时会显得是在降低自己的幸福。例如，有人觉得把钱花在别人身上比花在自己身上来得幸福（慈善捐款便是如此）。这种幸福是一种独立、自由选择的幸福。自由是幸福不可或缺的条件，不只是支配收入和金钱的自由，也还包括运用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自由。
注重价值观是“德行伦理”（virtueethics）思考幸福的特点。幸福不只是感到满足或快乐的情绪，而更是一种关于“好生活”的理念。好生活的“好”是用“幸福”这个概念来表述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的第一卷就把“幸福”作为伦理的核心问题提了出来，紧接着又在第二、第三卷里分别提出了“德行”（“善”）和“行为”的问题，因为“幸福”或者好生活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进行中的生活方式，一种以德行为目的的行为，“幸福是一种完全合乎德行的现实活动”。许多人“以生活享受为满足”，更有许多人过着一种“明显奴性的生活，然而，却显得很是幸福”。
20世纪后期出现了一些对幸福进行计量统计的“幸福经济学”（happinesseconomics），例如，有的用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指标，发现虽然富国比穷国的幸福度要高，但当人均值达到15000美元后，平均收入对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便几乎不再发生影响。中国人均收入远低于这个水平（至少对普通老百姓是如此），这成为涨工资特别能提升“幸福”感的一个原因。在收入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因素，如免于焦虑和恐惧的人身和未来保障、食品安全感、干净的环境、健保条件、政治权利保障、社会福利，等等。当人们感觉到这些因素不在自己掌控之中，成为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时，涨工资便成为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惠”，于是，它提升幸福感的作用也就带有讽刺性地表现得特别明显和重要了。
13别让“幸福”成为有名无实的时髦用语
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母女两人坐在溪水旁的一块大石头上，脱了鞋子，把光脚翘得老高地在晒太阳，上面的标题是“晒自己的幸福，让别人来看吧”。这大概是配合眼下“谈幸福”的热门话题，在报纸语言中追赶某种话语时髦。这样使用“幸福”一词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时尚。
一般人在说话中使用“幸福”一词，往往指主观感受到的快乐和满足，这种快乐和满足取决于偶然、短暂的情绪体验。在普通话语中这种用法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也不必计较或当真。但一旦上升为某个社会“幸福生活”或“好生活”的显示或证明，那就成了一个问题。在和煦的阳光下感觉舒适快意，是狗是猪都能感觉这种快乐，将此称为只有人类用心灵才能感受的“幸福”，不知道是在恭维还是在挖苦。
幸福一旦太廉价，追求幸福也就失去了属于人类的特别意义；满足于廉价的幸福，透露的恰恰是真正幸福的可望而不可即。作家张贤亮在一次访谈中说起自己当右派时的经历，他先是说，“我个人最不幸的时候也是我们民族最不幸的时候”，接着又说，“劳改是很幸福的。有很多人想劳改而不得，懂吧，进去劳改，判几年，你就在里面劳动就算了，有的人在外面天天要进行政治运动，天天要进行批判，天天要为那一点票证发愁，我进去什么也不发愁了。那个时候中国有一段激进的时期，叫‘低标准、瓜菜代’，恰恰是劳改队里面死人的比例比外面的人要少，因为至少稀汤每天还有得喝”。
张贤亮说的“幸福”是他的自我调侃和自我解嘲，丝毫不能证明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幸福，更不能证明劳改的幸福。索尔仁尼琴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也说了一个劳改营里的“幸福”故事。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的犯人伊凡·杰尼索维奇·舒霍夫从前一天晚上起就觉得不舒服，有些发烧，他早晨起来，觉得头昏眼花、全身无力，不知道这一天要怎么熬过去。可是一天下来，居然过得非常顺当：没有关禁闭，他们小队没有被赶去干最苦的活，午饭的时候赚了一碗粥，砌墙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时候偷带的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别的犯人那里弄到了吃的东西，还搞到了烟叶。没有生病，一天就这样挺过来了，没碰上不顺心的事，“这一天简直可以说是幸福”。
18、19世纪，英国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边沁（JeremyBentham）用“幸福”的观念来推动当时的社会和司法改革，在这之后的将近一个世纪里对很多思想家产生了持续的吸引力。幸福成为一种以改善民众生存状态为现实目标的政治伦理。“幸福”被用来代替传统政治哲学的“正义”，以区分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对”和“错”。这个新的价值概念后来被用作为公共政策的导向。
这种幸福也叫“功利”，边沁说：“功利，或者说最大幸福原则，它认为，行为的正确性与其增进的幸福成正比，错误性则与其增进的幸福反面成正比。幸福意味着快乐与没有痛苦；不幸福则意味着痛苦与缺乏快乐。”这是一个普通大众都能理解，并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得到体会的道德原则，它的简单正是它的力量所在。按照这个见解，一个人该做的就是使快乐最大化和痛苦最小化；同样，一个好的政策就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得到尽可能多的幸福。
边沁的“幸福”功利主义过于简单，它的最大伦理困境之一便是忽视了幸福的价值问题，因为幸福常常并不是它自己的价值，幸福并不能自动成为“好”。一个社会的“好”并不只是简单地生产幸福，还更在于公正地分配幸福。一个好社会里的幸福并不是所有个体幸福的简单相加。如果一个社会中有的人特别幸福，而有的人特别不幸福，那么，不幸的人并不会因为有人特别幸福也就变得幸福起来。他们之间的幸福分配是不公正的。特别幸福的人不能无视不幸福者的存在，用虚伪的“平均值”强行代表他们幸福起来。
而且，幸福也并不等于快乐或满足，幸福的观念需要包含区别不同快乐的价值标准。另一位功利主义哲学家密尔（JohnS·Mill）对边沁的幸福观做了修正，他指出：“野兽的快乐并不能满足人类对幸福的种种念想。人类具有比动物的欲望更高级的能力，而且，一旦意识到这些能力，人们就不会将任何并不能令这些能力得以满足的事物视为幸福。”因此，晒太阳或者在劳改营里喝稀汤并不是属于人类的那种高级幸福。
从20世纪后期开始，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讨论好生活时，开始用别的概念来代替“幸福”，因为别的概念比幸福更具体，也更便于评估，不像“幸福”那样几乎完全取决于主观感受的、难以界定的“快乐”。他们有的认为，需要用社会政策来公正分配的不是“幸福”，而是“钱”。钱直接反映为“收入”，在贫富悬殊的社会里，分配不公在收入上表现得最为清楚。当然，除了表面的收入之外，还有灰色收入和隐性收入，因此要求官员公开收入和财产便成为维护社会分配正义的必需政策。社会改革如果只是笼统地高谈提高人民的幸福，而不能涉及“钱”，尤其是权势阶层的钱的问题，那便只能是一种空洞、虚伪的口惠。
还有的经济学家，如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认为，“幸福”并不是社会政策的最佳关注点，甚至连“钱”（或“收入”）也不能客观测定一个社会的分配是否公正。这是因为钱并不等于购买力，钱的增加（如涨工资）可能是为应付严重社会问题（物价涨得太凶）而不得不采取的补救措施，根本不能提高购买力。人们涨了一点工资，但却无助于减少涨价造成的担心和精神压力，说明他们在意的是购买力，而不是钱本身。森对“好生活”所提出“能力”评估被其他社会学家扩展为包括消除贫困、提高社会福利、自由、教育、健康、食物安全、生态环境等具体的社会发展方面。关注普通大众，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这些具体发展需要，同时坚持有的幸福比其他的更有价值、更能持久、更值得追求，这样才能避免把“幸福”变成一个空洞、廉价的时髦用语。
14弄出点动静来的胡说八道
据报道，亿万富豪陈光标今年又要去旁听两会，届时会对国家大政提出几个建议，其中一个是号召在中国成立“节约粮食日”，“在这个节日里，全国人民不吃饭，饥饿一天，忆苦思甜，回想在饥饿年代的感觉”（下称“光标建议”）。这个建议立刻遭到网民的冷嘲热讽，被当作是又一则具有“光标特色”的胡说八道。
其实，任何一种胡说八道都有一个说理机制，更确切地说，有一个包含某种谬误的说理机制。光标建议有它自己的道理，但那是一个有逻辑谬误的道理。“每人每年饿一天”的逻辑机制是这样的：大前提，“节约粮食是对的”或“应该牢记粮食可贵”，小前提，“每年饿一天是节约粮食”或“饿一天可以牢记粮食可贵”，结论，“所以每人每年应该饿一天”。不难看出，这个说理机制中的小前提是谬误的，因为饿一天不等于节约粮食，也不一定会让人牢记粮食可贵。实际可能是，这么做不但收不到预期的良好效果，反而会助长装模作样的伪善，成为“文革”中“吃忆苦饭”的滑稽翻版。
不仅如此，这个“胡说八道”中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层的说理机制谬误，那就是，说理所暗含的“呼吁”（appeal）是不对的。呼吁包含在说理中，是为说理提供道德合理性的支持。光标建议的道德呼吁是“节约粮食，人人有责”，若无这个道德呼吁，谁都会把要求全国人民每年必须挨饿一天当作一句疯话。这个呼吁与其说是“谬误”的，不如说是“荒唐”的（又称“愚蠢”，stupid）。节约粮食当然是人人有责，但是，在一个贫富极为悬殊的社会里，有的人大吃大喝，有的人三餐难济，他们节约粮食的责任是不同的。在中国，可以肆意消费粮食的人只是少数。少数人的浪费病，却要求多数人跟着吃挨饿的药，这不合理。有的人一年吃不上几顿好饭或饱饭，而有些人却可以天天山珍海味，要求人人挨饿一天，那是美事不能人人均沾，而代价却要个个平摊，这样的建议毫无道德可言。更为严重的是，这可能导致对国家财富和国民责任公正分配原则的歪曲和破坏。
胡说八道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治正确或道德正确的胡说八道，在中国，这两种“正确”经常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也一定是以政治为主导的，所以最后成为“政治正确”。光标建议便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胡说八道，它那个看似非政治的“节约粮食”，其实是为了讨好政治的“反腐”和防止“亡党亡国”而提出来的。
“政治正确”会麻痹一个人的理智，钝化一个人对胡说八道的感觉，甚至把胡说八道的愚蠢误认为是高明、独特的睿智。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皮特金（WalterB·Pitkin）在《人类愚蠢历史导论》一书中总结了愚蠢的三个特征：第一，愚蠢的人比我们能够想象的要多；第二，政治、经济的大权都掌握在愚蠢程度不等的人们手上；第三，特别愚蠢的往往是特别有能耐的人。最后这一点有两个原因，一是匪夷所思、大胆荒唐的念头要有能耐才能想得出来；二是这样的念头如果没有高尚、华丽的政治和道德包装，一定会被人当作是疯子的妄想，而设计这样的政治和道德包装，没有大能耐是根本办不到的。在这一点上，陈光标还只不过刚刚学到了一点皮毛，所以一下子就显出了他的愚蠢。
对于光标建议的愚蠢，人们会当笑话来听。然而，千万不要一笑了之，因为这种愚蠢后面的问题不仅仅是陈光标一个人的，而且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有网友指出，陈光标的表演是一种“表演型人格障碍”（histrionicpersonalitydisorder）的征兆，这种病又叫“癔症人格障碍”或“寻求注意型人格”，是一种“以人格不成熟，爱出风头，过度表现欲和情绪化，行为夸张为特征的人格障碍”。还有网友说：“这是病，得治！”这确实是一种病，美国心理学界的研究发现，一般美国人中大约有2%—3%有这种毛病，在接受健康治疗者中，则高达10%—15%。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得这种病的人数尚无确切统计，但却随处可见，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不管什么动静，先弄出点动静来再说。
这些患有表演型人格障碍者的特征是，特别渴望受到别人的注意，尤其是受到别人的赞赏。他们为了引诱别人关注可以不择手段，例如，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跋扈嚣张、做出古怪的动作或事情、故作耸人听闻之语、故意出言不逊、行为粗鲁、展露性挑逗的衣着、举动、言行，等等。这种病的话语特征包括心血来潮地胡说八道、矫情言说浅薄的情感和假大空的观点、说事情以偏概全，只有大致印象，没有细节也没有逻辑、自我吹嘘、夸大其词、虚张声势地把自己戏剧化和名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