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如此。”
“所以我猜想在这些闲坐在城邦里一身长满了刺的人中必然有的欠了一身的债。有的蒙羞受辱。有的甚至是两者兼而有之。因而他们憎恨现在占有了原先属于他们的财富的人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他们急切地想改变现状。因而策划反对后者。”
“是这样的。”
“而那些一心想赚钱的人。他们埋头赚钱。好像根本就看不见这些人。并且用高利贷去夺取人们手中的剩余部分。夺走其派生的利息。使得城邦中的雄蜂和乞丐越来越多。”
“的确是越来越多。”他说道。
“无论如何。”我说道。“他们是不会愿意去熄灭这种邪恶的——因为它正在燃烧成火焰——他们也不会愿意阻止一个人用他的财产去为所欲为。或者用制定另一种法律的方式来解决这类事件。来熄灭这种邪恶。”
“什么法律？”
“一种次于前者的法律和强使公民关心美德的法律。如果能明文规定。完全自愿的合同签订后合同人必须自担风险。那么城邦里的公民在赚钱的时候就不会那么不顾廉耻了。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种邪恶也就会少了许多。”
“是会要少得多。”他说道。
“不过。事实上。”我说道。“为了所有这些原因。城邦的统治者就必须以这种方式来对待被统治者。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代从小娇生惯养没有品尝过劳动滋味的身体和心灵是否会过于软弱而经受不住欢乐和痛苦而过于懒散呢？”
“他们会除了赚钱以外。对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对于美德的关怀也同穷人一样。只会比他们更少。不会更多。”
“对。就是这样。”
“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是以这样一种心态肩并肩走在一起的时候——或者共同作战。或者到某个地方去参加宗教仪式。或者行军。而变成了同船水手或战友时。这时穷人就一点也不会被富人所鄙视了。而且时常还可能有这种情况：一个与富人并肩战斗的又黑又瘦的穷人傲然站立在树荫下。身子四周躺满了被他杀死的敌人的尸体。而那个富人却气喘吁吁。茫然失措地站立在他的旁边。这时你可以猜想得到他相信正是由于穷人过去的胆小。这些人才保住了自己的财富。而当穷人们私下相遇时他们彼此会说：‘那些人是我们自己人。他们没有什么用。’对吗？”
“很清楚。”他说道。“他们会这么做。”
“正如同一个有病之躯只需要从旁轻轻一推他就可能倒下。而且有时候甚至不需要什么外部影响其内部就可能分裂一样。同样一个处于与那个身躯相同条件下的城邦只要有一个小小的动作——这个党的成员从外部、从一个在寡头政治下的城邦带几个盟友进来。那个党的成员又从民主政治统治下的城邦带几个盟友进来——就会倒了下来。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外来的影响。那个城邦都会由于内部的斗争而分裂。对吗？”
“正是这种情况。”
“因而。我猜想当穷人杀死了一些人。驱逐了一些人并取得了胜利之后。同那些留下来的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共享这个制度和共同掌权。而且其中的大部分职务又是通过抽签分配的时候。那么民主政体就实现了。”
“是的。”他说道。“民主政体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不论它是通过武力。还是通过恐吓和别的手段。”
“那些人怎么生活呢？”我说道。“这种制度的特点又是什么呢？显然与这种制度相应的人应是民主主义者。”
“对。非常明显。”他说道。
“那么。首先。他们是不是自由的呢？这样的城邦里是不是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呢？而且在那里是不是人们都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呢？”
“据说是那样的。”他说道。
“在有特许的地方。显然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安排他的私人生活。”
“对。这一点是很显然的。”
“因而。我猜想正是在这种制度下各种各样的人物都会有。”
“怎么不会有呢？”
“也可能这是所有制度中最美好的一种。”我说道。“就像一件装点成了所有色彩的多彩斗篷。这种制度装点上了各种脾性和意向。因而也将显得最漂亮。而且。”我说道。“许多人也许将像小孩和女人们看见了彩色的东西一样把它评定为最美好的制度。”
“非常对。”他说道。
“更重要的是。我的好人。”我说道。“那是一个寻找制度最方便的地方。”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宽容。它包含了各种类型的制度。也许像我们刚才所做的那样。那些想组建城邦的人应该到一个民主制度统治下的城邦去看一看。他可以像走进了各种制度的百货店一样去挑选他所喜爱的制度。选定了以后。他就可以建立他自己想要的制度了。”
“至少。”他说道。“他就绝不会在那么多的类型面前感到茫然失措了。”
“而且在这种城邦里没有人强迫你去执政。”我说道。“即使你有能力执政。如果你不愿被统治。也不会强迫你去服从。别人在打仗时。如果你不愿打仗。你可以不去打仗。别人要保卫和平。如果你不想要和平。你也可以不去保卫和平。如果有某项法令妨碍你执政或当法官。只要你渴望执政或当法官。就没有任何强力可以阻止你执政和当法官。这难道不是眼下欢度时光的最甜蜜的一种方式吗？”
“也许。”他说道。“在眼下是最好的。”
“你是否觉得这对被谴责的花花公子有点温和了呢？你发现了没有在这种制度下被判死刑或流放的人仍然若无其事地照常生活。像个英雄一样在地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仿佛无人搭理或无人看见似的。”
“是的。我看见过许多。”他说道。
“同时这种制度充满同情。丝毫没有半点小气。鄙视我们在建立城邦时我们认为是十分庄严的东西：一个人除非有出类拔萃的天赋。如果他从小所做的游戏和其他所有活动不是高尚的。他就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人。而民主制度则以无与伦比的气概把所有这一切都踩在脚下。它根本不过问一个人是从什么活动走向政治活动的。只要他声言他有意为大多数人办事。民主制度就尊重他。”
“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制度。”他说道。
“因之。民主制度。”我说道。“将拥有这一切以及其他所有与其同源的东西。看来它将是一种没有统治者、赋予所有的人一种相同的平等的甜美的制度。”
“你说的话。”他说道。“是很容易理解的。”
“那么。想一想。”我说道。“与这种制度相应的个人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呢？是不是又要像对待这个制度一样的。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他是怎么产生的呢？”
“当然。”他说道。
“他的产生是不是这样的？那个吝啬的寡头政治主义者生了一个儿子。父亲按照自己的脾性来培养他。”
“当然。”
“而那个儿子哩。他强力压抑住那些要花钱而又不能赚钱。那些被称作是没有必要的享乐——”
“那是显然的。”他说道。
“所以我们也就不要讲黑话了。”我说道。“你是要我们确定一下什么是必要的欲望。什么是不必要的欲望。对吗？”
“对。”他说道。“我就是要你说这个。”
“凡是那些我们不能撇开不管。而且是对我们有益的欲望。我们就应该把它们称作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天生就对这两者有强烈的要求。对吗？”
“完全如此。”
“这样一来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把‘必要’这两个字捆在它们的身上了。”
“是这样。”
“而那些被人们从年轻的时候起就一直压抑下去了。而且它们的满足对人们也没有什么好处。有时甚至还是有坏处的欲望。我们就把它们叫作不必要的。你说这样说好吗？”
“好！”
“现在我们就对它们每一样都举一个例子。这样我们就能抓住它们的共同特征了。对吗？”
“对。我们必须这样做。”
“吃的欲望——只要它是为了健康和身体的成长。仅仅是对面包和调料的欲望——应该是必要的吧？”
“我猜想是如此。”
“对面包的欲望至少在两点上可以说是必要的。那就是它有益于健康。又可置人于死地。”
“对。”
“因而对调料的欲望也是如此。如果它在某一方面有益于健康的话。”
“非常正确。”
“但是对那些饮食以外的欲望。如果有些调料在年轻时加以控制和教育就可以避免的话。而且不加以节制它们又是对身体和心灵都有害的话。又应该怎样看待它们呢？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把它们称作是非必要的呢？”
“有理由。”
“那么我们也是否可以说后一类欲望是浪费性的。而前一类是利得性的。因为它们有助于工作？”
“肯定的。”
“那么对于色欲和其他东西的欲望。我们是不是也可这么说呢？”
“对。我们同样可以这么说。”
“因而我们是否也可以说我们适才称作雄蜂的那种人是充满了这类快乐和欲望的。而且是受非必要性的欲望所支配的。而吝啬的寡头政治派则是受必要性的欲望所支配的人物。是吗？”
“当然可以这么说。”
“好。我们再又回过头去。”我说道。“让我们再来谈一谈民主主义分子是怎样从寡头政治派演变出来的。而且我觉得在大多数场合他们仿佛就是这样产生的。”
“如何产生的？”
“当一个年轻人。如同我们刚才所讲的在没有教育的情况下长大。吝啬。同时又尝到了大雄蜂的滋味。于是与那些能够提供多种多样快乐的凶残的人交往。你可以猜想到在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就开始了从一个寡头制度的拥护者向一个民主制度拥护者的转变。”
“必然如此。”他说道。
“于是。当一个政党得到了外部同党的援助的时候。城邦的转变就发生了。同样当人的内部一种欲望得到了外来的同源的欲望的援助。一个年轻人的转变也就完成了。”
“那是肯定的。”
“因而。我猜想如果有一个外来的联盟来援助他内心的寡头政党。那么在他内心就会产生派别斗争和反派别斗争。于是他自己就开始与自己斗争。”
“肯定的。”
“同时我想有时民主党也可能会让位于寡头党。那就是随着某些欲望的被毁灭和有些欲望的被放逐。在年轻人的心灵中就会产生某种羞愧。于是内心的秩序又重新建立了起来。”
“有时是会有这种情况。”他说道。
“但是我猜想某些与被流放的欲望有亲属关系的欲望由于父亲缺乏对其进行教育。又会悄悄地重新被培育出来。而且它们还会变得更多。更强烈。”
“那是常有的事。”他说道。
“于是它们又被拖回到原来的同伙那里去。它们秘密地交媾并繁殖出许许多多来。”
“是的。”
“而且。最后。它们攻下了年轻人心灵中的堡垒。结果发现堡垒里空无所有。既没有良好的学识和事业心。又没有朴实的语言。而那些却正是人们思想中神所喜爱的最好的守护者和卫士。”
“是的。它们是最好最好的守护者。”他说道。
“于是。虚假和虚夸的言辞和看法乘虚而入。占领了这种年轻人心灵中的那块地盘。”
“的确。它们就是这样。”他说道。
“那么他是不是又会走回头路回到那些贪图安逸的人们那里去。并且公开地和他们混在一起呢？如果他的朋友对他心灵中吝啬的元素给以某种援助。那些虚夸的言辞便会关闭他内心的王国的大门。它们既不许援军本身进入。也不接受长者派去的言辞大使。而坚守自己的阵地进行顽强的抵抗。把羞愧叫作是单纯。并把它作为一个逃亡者不光彩地驱逐出去。把节制叫作胆怯。往它身上泼脏水。并把它放逐。把适度而有理智的消费说成是土气和小家子气。于是它们与许多无用的欲望一起把那些美德全部驱逐了出去。”
“它们确实是这样做的。”
“一旦他们把被他们逮住的人的心灵腾空。加以净化以后。在一个庞大的合唱队的伴奏下被放逐的傲慢、无政府状态。挥霍和无耻就会堂而皇之地走了回来。他们赞美、奉承它们。把傲慢称为良好的教养。无政府主义称为自由。把挥霍称为宽宏大度。把无耻称为勇敢。”我说道。
“一个在必要的欲望中培育出来的年轻人就是以某种这样的方式蜕化变质成为放纵和肆无忌惮的小人。沉迷于不必要和无益的欲望之中。”
“对。”他说道。“你对那个方式说得非常清楚。”
“那么。我猜想这种人往后花费在必要的欲望上的金钱、力气和时间绝不会比花费在不必要的欲望上更多。不过。如果他运气好。他的狂乱也不越过界限——而且如果由于年龄增长的结果。大的狂乱过去后。他也可能又允许部分被流放的东西回来。而不全部向入侵者投诚——那么他就会过着一种与他已建立起来了平等的快乐相和谐的生活。遇上了哪一种快乐（仿佛是由抽签决定的）。他就听任它的摆布。直到满足。而后再又去享受另一种快乐。他不诋毁任何一种。而只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抚养它们。”
“那是肯定的。”
“而且。”我说道。“他不愿听真话。如果有人对他说有些快乐属于美好和善良的欲望。有些属于不好的欲望。说有些欲望应该加以尊重和满足。有些则应该加以遏制和控制。他会对所有这些摇头。而说它们全都是一个样。都必须同样的尊重。”
“一个处于这种状况下的人。”他说道。“绝对是会这样做的。”
“于是。”我说道。“他也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活下去。满足着偶尔产生的各种欲望。一个时辰饮酒听笛音。一个时辰又喝冷水、减肥。一会儿体育锻炼。一会儿又什么也不做闲坐。有时他又仿佛是在研究哲学。他还常常研究政治。有时一跳起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或做什么。如果他对某个战士感到钦佩。他就向往打仗。如果他对某个会赚钱的人感到钦佩。他就向往赚钱。在他的生活中既无秩序。又无必须。但是他却把这种生活称作甜美、自由和幸福。要把它奉行到底。”
“你把一个奉行平等法则的人的生活。”他说道。“描写得真是淋漓尽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