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在苏联大清洗运动中，布哈林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悲剧角色。一九三八年，布哈林对强加于他的头上叛徒间谍等等莫须有罪名当然不甘于承认，于是一场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逼供开始了。莫洛托夫等人强迫他接受这样一个荒唐的两难逻辑：只有承认自己的罪名，才能证明自己是忠于苏维埃的；否认自己的罪行，就是法西斯走狗。布哈林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接受了这些罪名和“专政的子弹”，对他以及像他一样忠诚的战士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玩笑！对于这些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来说，肉体的痛苦甚至自己的生命都无足轻重，无法接受的事实是，他们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共产主义信仰，为什么却被视为异己视为叛徒。这就是“革命”异化的更深层的悲剧含义。对于那些被自己的革命战友亲手处决的人，对于那些被自己的革命政权“专政”了的人，对于那些“自绝于人民”的人，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结。为什么我们在建设时期还要经历如此隐晦的岁月？为什么我们的事业要以千百万无辜的生命作为代价？16年前，邓小平在回答奥琳埃娜·法拉奇“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次发生‘文革’这样可怕事情”的提问时说：“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可谓击中问题的要穴。
十
热热闹闹的悲剧已经落下帷幕，“文革”早已盖棺定论。但是收场的锣鼓声还有余音。至今那还是一个欲说还休的话题。每个人的灵魂能否经得起历史反思的拷问呢？顾准的女儿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真正严峻地摆在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歧途？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能说出这话的人还不多，更多的是“左右”逢源的投机者，我们的体制给他们提供了太多的机会。因此，有谁能说没有再次爆发一场类似运动的思想和体制土壤呢？对于这个人类文明史中的毒瘤，我们的理性之刃还太钝。有人还在怀恋万众一心的激情和秩序吗？极左思潮蠢蠢欲动还在寻找反击的机会。大众的心理和情绪更是捉摸不透。据报道，陕北老区某地，农民自愿捐资建起了两座领袖纪念馆，塑像粗陋得不能入目，而案上倒是香烟袅袅。这里除了朴素的革命感情，庄严的历史成就感，还有点什么呢？很大程度上我们还是一个泛神的民族。这条消息很是被炒作了一番，民众的愚昧成了“老左”们的反击武器。我还没有机会去看看那里的小学堂建得如何，这两处纪念馆倒是规模不俗。这是几十年来在贫困线上挣扎的老区人民从小米袋子里抠出来的。他们或许还舍不得用皱巴巴的角票为孩子们买上一块橡皮、一朵头花……汉朝出了个孝文帝近披《史记》，古者历历在目，性格毕现，可歌可泣可叹者无数，然唯孝文皇帝尤为可亲可敬。权当抄公，列举再三，与君共赏（领袖们都善于表演，看看这个皇帝是怎么表演的）。追抚以往，或有所感，为避乱语惑众之嫌，笔者胡言均以括弧标识，特此声明。
孝文帝，名叫刘恒，汉高祖刘邦的四儿子。刘邦死后，吕后擅权，诛灭皇嗣滥杀异己，刘氏社稷几废（帝业既成，祸由此生，骨肉相残，烹狗藏弓，悲夫悲哉，古今难论）。所幸吕后一死，吕家一干才德低下，难成气候，尽遭连坐。经人推荐，刘恒一不留神（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当上了前汉第五任、事实上的第三任皇帝，号曰孝文皇帝。也许是这个宝座来得有些意外，孝文帝在位二十余年，惶惶惕惕如芒在背谨言慎行艰苦朴素，实在受罪。但是，因此也成就了一个仁政亲民广泛大德天下怀安的好皇帝。他没有轰轰烈烈，却能兢兢业业，仔细打理江山，汉由此而兴（国家因人治而兴衰不亦悲乎）。
甲：自谴责广纳谏发扬“民主”。众臣拥戴刘恒称帝，他竟再三推让，不得已而为之。当了皇帝不忘时时反省检查自己，一以贯之，苦心经营二十余年，国家百废俱兴。尽管如此，孝文帝还是觉得，以自己那点能耐，久临天下，有愧于民。某年，连续几次出现日食，孝文帝坐不住了：“我听说，天生万民，上天安排一个皇帝来治理养育他们。人主无德无能，布政不均，上苍就要降下灾祸，以惩诫皇帝的失职。我这样一个微薄之人（还有哪个皇帝不是神化自己大搞个人崇拜？）承担着领导万民的重任，能不能治理好这个国家，责任全在我一个人。我对下不能理育众生，对上辜负苍天，这是最大的缺德。命令群臣都来检讨省察我的过失和考虑不周之处；广开言路，举荐那些贤良正直敢于进谏的人，来纠正我的错误。现行法律有诽谤妖言之罪，使大家不敢尽情直谏，如此，我怎么能知道我的过失？又怎能招贤纳士呢？要学习古人，树立‘诽谤之木’（注：尧帝始树诽谤之木，政有缺失，书于木柱之上，广而告之。后成为装饰之物，即华表也），把我的过失公示于天下，群臣进言有不合适的，也假借采纳，以资鼓励。”
乙：减用度裁冗员廉洁奉“公”。孝文帝在位二十多年，生活俭朴，宫室苑囿、楼堂馆所、宫中杂役嫔妃不但没有增加，还要裁冗员，出美人（让宫中美女下岗回家种地），减少开支。一次有人建议修建一座露台，经工匠预算，需花费百金。孝文帝说：“这些钱大概是十个中等收入家庭的财产。我继承了先帝的宫室，尚觉得受之有愧，还建什么露台？”他不但自己艰苦朴素，常穿粗布衣裤，就连自己十分宠爱的慎夫人，也要求衣裙不得拖在地上（绝非今日时尚的超短裙），帏帐不得绣花（自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夫贵妻荣，况第一夫人欤）。
孝文帝倡导“不治坟，欲为小，毋烦民”，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得细腻妥帖。他在遗嘱中这样写道：“万物有生有死，这是自然规律，没什么可悲哀的（唯物主义者，朴素的），厚葬破业，重孝伤及民生。我也没什么德性，没给百姓办几件好事。死了以后，还要大家不论寒暑久戴重孝，让人们哀伤，影响食欲，于心何忍？这不是加重我的罪过吗？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寿则多辱，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常怕犯错误，给祖上抹黑。理政二十多年，托老天保佑，社稷赐福，才得国泰民安，这并非我的功劳。所以，丧事一切从简，服丧三天就可以了，也不要发动群众吊唁。理当去的，早晚各哭十五声就行了。百姓们，死个领袖不是啥事，婚丧嫁娶，吃喝玩乐，便宜行事。”
丙：废苛刑轻徭赋仁政亲民。孝文帝之前，大兴讼狱，秦时更是苛政如虎，特别是连坐和肉刑令人发指。孝文帝说：“现在刑罚这么严厉，但犯罪不止，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我德能浅薄教化不明的原因吗？民众犯了过错，未施教育就加杀戮，剥夺了他们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断其肢体，刻其肌肤，终身戴罪，这是多么痛苦而不人道！这难道是我们这些自称是民众父母的君王的本意吗？一人犯罪，诛连五族，使无罪之人冤死，是何道理？教育引导管理民众，这是官员的责任。既不能引导，又以不公正的律法惩罚，不但有害于民，而且会逼百姓造反，废除！平时百姓骂皇帝几句，说点不中听的，一定有什么隐情，不是什么大逆不道，却以诽谤妖言之罪（类似现代社会的言论罪或思想罪。前苏联甚而有表情罪：听老大哥训导，须作虔诚恭顺奔走相告喜极而泣欢欣鼓舞状，诸如此类。否则？苦役！杀头！）论斩，我极不赞成，废除！”
孝文帝经常告诫百官要体察民情，减轻农民负担：“农民辛勤耕作，还要负担租税，不便鼓励农业生产，就把田租税免除了罢。”每遇天灾，他总下令减轻徭赋，让利于民，开仓放赈，收恤孤独。
秦汉以来，匈奴屡屡暴边，边民不安其生，孝文帝深感忧虑，未尝一日忘于心：“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何以宁？告诉那个单于，希望他能从社稷安全、人民利益出发，与我摒弃过节，友好往来，在富国安民的康庄大道上携手共进吧！”（外交史上的开山之作）从故纸堆中捡出个古人，绝无厚薄之意，只是每每想起这个一脸慈祥的皇帝，总让我有些感动。于是信手“涂鸦”，以资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