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末年，鄂尔泰首倡在西南实施“改土归流”的策略，但由于举措不当，引发贵州苗民反抗，这使雍正颇为不满，曾下旨责罪鄂尔泰，并派张廷玉麾下的张照任苗疆大臣，入黔指挥征剿事务。张照挟门户之见，存心报复鄂尔泰，到贵州后到处搜集鄂尔泰的各种罪状。向雍正告发，企图一举推翻鄂尔泰的势力，然恰遇雍正驾崩。
乾隆继位后。继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对于张照十分不满。不久，张照平苗失利，朝廷又起用鄂党的张广泗负责西南事务。鄂党于是乘此良机也上书弹劾张照，欲治张照于死地。
乾隆虽然支持鄂尔泰的“改土归流”建议，但他并不希望一派完全压倒另一派，而是尽量两大集团的势力保持平衡，使他们共同效忠于自己。因此，当鄂尔泰要求处死张照时，乾隆并没有采纳，而是说：“鄂尔泰欲置伊（即张照）于死地。朕若听此言，张照岂获生全？”
乾隆不仅没有杀张照，相反还命其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后又任为吏部大臣。当乾隆后来回忆此事时说：“鄂尔泰、张廷玉素不相得，两家亦各有私人……盖（张）照即张（廷玉）欣喜而鄂（尔泰）所恶者，张广泗即鄂所喜而张所恶者。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而鄂与张两皆成就为贤臣，不亦善乎？”
在乾隆看来，让两大政治集团势均力敌，不但可以利用两派中的优秀人才，而且如果能使鄂尔泰、张廷玉醒悟感化，放弃党争而成为“贤臣”，那将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可惜，鄂、张二党及其本人的举动令乾隆大失所望，恼怒之余，他不得不放弃“感化”策略，而采取威严打击的措施。
乾隆六年（1741年），鄂党派人士仲永檀诬告张党集团接受京城宫商俞氏贿银，将矛头直指张廷玉及其党羽。对于这次弹劾，乾隆并不相信，经过调查纯系乌有之事，但被牵进此案的提督鄂善却被查确实收受贿银一千两，结果被处死，而揭发有功的仲永檀也被擢金都御史，乾隆还颁谕嘉奖他：“自今以后，居言官之职者，皆当以仲永檀为法，不必畏首畏尾。”
仲永檀弹劾张党未遂，又将矛头对准张照，说张党利用职权泄秘。“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间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宣泄者。是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这里所说的“权要”，就是指张党首领张廷玉。对于这一指责，乾隆也不相信，他当即指出：“鄂尔泰慎密之处，不如张廷玉。”言外之意是：张党虽有泄密，但鄂党更甚。仲永檀弹劾不中，张照立即反击。他探知仲永檀曾将日中密奏的疏稿内容泄露给鄂尔泰之子鄂容安，于是上疏揭发。乾隆闻奏，即命张廷玉协同其他大臣及三位亲王审理此案，结果查实仲永檀、鄂容安二人“往来亲密”，确实有过严重泄密之事。
对此张照建议扩大调查范围，企图将鄂尔泰也牵扯进来，将鄂党一网打尽。但乾隆深知此时如果铲除鄂党，势必会使得张党更加无所忌惮。因此他决定从宽发落，只是将仲永檀下狱，鄂容安也仅令其退出南书房，并严斥鄂尔泰：“以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屋奏其端正直率，则其党庙之处，已属显然……其不能择门生之贤否而奏荐不实，不能训伊子以谨饬而葛藤未断之处，朕亦不能为之屡宽也。鄂尔泰自思之，朕从前能用汝，今日能宽汝，将来独不能重治之罪乎？”
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病死，但其势力仍固结不化。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发生胡中藻文字狱，胡被斩。此案又牵连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乾隆令鄂昌自尽，加上鄂尔泰两个儿子又相继在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中阵亡，至此鄂党势力从此销声匿迹。
存打击鄂党的同时，乾隆也加紧了对张党的控制和打击。左都御史刘统勋就曾上奏：“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小心谨慎。皇上眷注优隆，久而弗替，可谓遭逢极盛。然大名之下，责备亘多，勋业之成，晚节当慎。外间舆论动云，相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此盈满之候，而倾覆之机所易伏也。”
为了不使张氏家族势力过大，刘统勋建议不妨效仿先皇康熙的做法，“敕下大学士张廷玉，会同吏部衙门，将张姚二姓部册有名者，详悉查明。其同姓不同宗，与远房亲谊不在此例。若系亲房近友，累世密戚，现任之员开列奏闻，自命下之日为始，三年之内，停其升转”。对这一建议，乾隆表示赞同。但为了不引起张党的恐慌，乾隆又对张廷玉进行抚慰，开导张廷玉这样做对他有益而无害，“今一经查议，人人皆知谨饬检点，转于大学士张廷玉有益”。
张廷玉在官场几十年，当然知道皇上的真正意图，于是他立即上疏请求辞去兼管史部事务的职务。此后张廷玉又多次以年老乞退。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才同意张廷玉以原官并带伯爵致仕。
鄂尔泰、张廷玉两党之争，前后持续几十年。乾隆之初，还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处理朝政，所以对他们采取的是宽容和并用的策略。而当乾隆逐渐掌握朝廷权力，巩固皇位之后，对这两大势力集团的争权夺利就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于是他采取了一并控制、打击的策略，同时又注意保持一定的限度，不致激起剧烈地反抗。
在这一策略之下，乾隆终于铲除了两大集团，牢牢地使大清政权掌握在自己一人手中，真正成为“万民之主”。
“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要破除朋党，君主必须牢牢地紧握权势，像决策机、财政权、刑赏权、用人权等要独操于手，决不能假借臣下。另一方面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削弱权臣。韩非指出：“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欲为其地，必适其赐；不适其赐，乱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将用之以伐我。”意思为，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像铲除杂草一样清除朋党；不这样做，朋党就会越来越多。对于大臣，赏赐一定要适合；如果赏赐不适当，大臣就会提出更多的要求。他们一提出要求，君主就满足，这是增强大臣的实力，将会造成自我削弱，就像借斧子给仇人一样。因此，君主要控制赏赐，尤其不能封赏土地来扩大臣子的实力，对有实力的大臣，要采取削夺的措施。另外，还有的君主用朋党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制造矛盾来挑起冲突，促使朋党相斗，使之互相削弱，从而坐收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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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牵制中的平衡之术
在领导用权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领导者不能全权独揽、事必躬亲，他必须下放权力，领先他人的协助来实现有效的领导；另一方面，作为领导者又不能授权过度，造成大权旁落。于是，如何进行权力的分配以及形成权力的制衡关系，也就成了每一个领导者值得深思的难题。
自古以来，无法控制的权力是最危险的，轻则使人身败名裂，重则使国家倾危。曹操说：“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制由权也，权凶事制也。”为人上者，不但要控制自己的权力，抑制权力欲的膨胀，更要制衡手下的权力。不给权则无法办事，给权太多则尾大不掉。中国古代的治乱循环，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而起的。精明的领导者，既要有宽容的心胸，又要有制衡的手段，两者缺一不可。
武则天作为权谋大家，深谙平衡之术。武周时最大的两股力量，一是武派，一是李派。武派是武氏家族成员以及与之联盟的武则天的私臣，李派则是李唐王室和拥戴李唐的大臣。武则天时而扶这派，时而压那派，在平衡中以求得对权力的稳固控制。
武则天主要通过预备二线、三线队伍，对一线人员构成潜在的竞争和威胁，不断地更换官吏，以不使任何一派的势力坐大。
对官员如此，对酷吏也是一样，索元礼、周兴这批旧酷吏，就是被来俊臣这批新酷吏解决的。由此还引出了一个“请君入瓮”的典故。
天授二年，御史中丞李嗣真因酷吏滥杀，向武则天进言，现在的酷吏不按律法，随意断案定罪，这是“权由臣下”。同时，他以老子的话“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进一步阐述，认为现在把权力交给酷吏，不可不慎。酷吏破坏司法是武则天授意这么干的，因此，她不以为然，但“权由臣下”却一下击中她她的软肋。于是，她将铡刀指向了那些由她一手提拔的老酷吏。其实，对酷吏她也不是一派专信，而是多树旗帜，分其权势。现在她正好可以用一派去处理另一派，让来俊臣审讯周兴。来俊臣不露底牌，请周兴一同吃饭。席间佯装向其请教：有囚犯不认罪，如何是好？周兴也诲人不倦，说取个大瓮，用宠火在周围烤，让囚犯进瓮里，不怕他不认罪。来俊臣依样布置好后，说请君入瓮吧。周兴一下就认罪了。
对李派的牵制也是如法炮制的。
李昭德曾是武则天身边红极一时的人物，他是拥戴武则天的功臣之后，强干有魄力。武承嗣指使到武则天面前请求废李立武的王庆之，就是被李昭德率领朝臣群殴而死的。武则天对李昭德很信任，甚至武承嗣去说他坏话时，反而被武则天讥笑说：自打我用了李昭德后，就一直高枕无忧，是他在代替我受劳苦。但是武则天又岂肯将大权旁落于一人之手呢？因此当另一个受武则天重用的李派大臣丘情提醒武则天“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归于下”时，一下就打动了武则天的心。然后他弹劾李昭德，说：“李昭德在外朝专权，臣观其胆，乃大于身；鼻息所冲，上拂云汉！”武则天很快就罢免了李昭德的相位，让丘情代替他。
当然搞平衡并不只是罢免一两个人就算大功告成了，还必须得在敌对的两派之间搞牵制，不让任何一方完全得势。武则天在晚年推行的李武并贵的策略，就是两派并存、相互牵制的高超之法。
酷吏集团和武承嗣联盟后，武派的力量得到极大地加强，为了独掌权势。屡次对李派痛下杀手。但武则天对他们始终不放手交权。当来俊臣把狄仁杰、魏元忠等李派朝臣的基干力量都罗织进“七大臣谋反案”时，武则天没有把审讯狄仁杰等人的权力下放给来俊臣，在最后关头保住了这批人的性命。为了能一举消灭李派势力，武来联盟把太子李旦也诬为谋反，但在最后关头，由于小乐工安金藏剖腹为李旦鸣冤，才使武则天决心留下李旦，这使得武来联盟的如意算盘全盘落空。
长寿元年后，李派开始对武派进行反扑，武则天却又反过来保护武派。侍御史周矩提醒武则天说，现在满朝都是陛下的仇人，陛下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周矩给武氏摆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你究竟依靠谁？是依靠酷吏，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还是把权力从酷吏手中收回，依靠文武臣僚治理天下？武则天心动了，决定逐步停止恐怖政策。但她还不想一下除去酷吏这支队伍。要杀来俊臣，罪名俯拾即是，但她舍不得杀，留下也许还有用处。果然，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来俊臣东山再起，他帮武氏再次对李唐派残余势力进行了打击。
来俊臣起来后不久，李昭德就被授予监察御史的职务，他和来俊臣之间的斗争，在中断了一个时期后，于公元697年又开始了。最后两人一同下狱。多少年来，武氏一直将李昭德与来使臣作为两个相互平衡的砝码。当来俊臣下贬时，李昭德也下贬；来俊臣起来时，李昭德也起来。两个势如水火的仇敌，有着极为相似的荣辱起伏遭遇。这当然不是命运的决定，而是巧妙的人事安排。所以，现在来俊臣行将处决，则李昭德也是非死不可了，六月丁卯日，两人同日“弃市”。
武则天直到晚年仍还坚持“李武并贵”的政策，她把李显召回立为太子，却又让李氏兄弟和武三思等人明誓共相容，还把拥李的宰相魏元忠、丘情外贬。甚至当她病情恶化的时候，还坚持既不让李显、李旦，也不让武三思、武攸暨之流，甚至也不让她惟一的女儿太平公主入宫侍疾。这当然与她习惯于二张的侍奉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她不想表现出对武、李中任何一方的偏向。
李派最终还是靠政变结束了武则天的执政生涯。当然那是李派潜藏深伏、蓄积多年的结果，也许是因为武氏太老了，已无力再掌控局面。但多方牵制搞平衡的权术确实让她超脱于各派之上，扮演着最后终结者的角色。
中国历史上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一个善搞平衡、协调各方利益的高手。
宰相赵普独揽专权，赵匡胤为分其权，便以减轻其压力为由，让兵部侍郎薛居正和吕余庆以本官身份参知政事。但赵匡胤不想因此而让这些二线队伍一度膨胀，同时也不想让赵普有什么怨言。于是，他让两个新人分担赵普的相权，却又不让他们独自宣示诏书，单独值班，也不让其掌管相印，还不得到政事堂议事，只让他们到宣徽使厅议事，在殿庭上则另设座位在宰相的位置之后，在公文签字时，他们的官衔与姓名，都要比宰相低几个字，月俸杂给，也只有宰相赵普的一半，总之，让双方都过得去，不过分偏向任何一方。
赵匡胤为了不让禁军在京城养尊处优，设计了“更戍法”，让禁军轮流去边境换防，他深知：兵士长期在边境地区，条件艰苦，不让他们回来休息，会产生不满情绪，到了一定程度，难免不生叛乱之心。所以要定期轮换，让兵士知道吃苦只是一时，不至于绝望。同时也可借用轮换戍边的方法，使全体禁军士兵劳逸平均，谁也不能偷懒，谁也不会长期受苦，大家心理平衡，这也是控制人心的一种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