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不管是在政治还是经济上，任何时候，总会有一批人脱颖而出，功绩卓著。善于为政者总能根据每个人贡献的大小，量才使用，论功行赏，在充分肯定已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激发起下属更大的积极性。对此，韩非子曾论述说：“明主之为官禄也，所以进贤才劝有功也。故曰：‘贤才者处厚禄，任大官；功大者尊爵，受重赏。’官大者，苗其能；赋禄者，称其功。是以贤能不诬其能以事主，有功者乐进其业，故事成功立。”此话的意思是：圣明的君主设置官职和俸禄，是为了促进有才能的人和激励有功者，所以他们坚持“能力最强的，赐给高官厚禄；功劳大的人，赏给上等爵位和众多财物”。官大的人，尽力做好工作；拿俸禄的人，各自建树自己应建树的功劳。因此，贤能不遗余力地辅佐朝廷，有功的人更加全力以赴地建功立业，所以天下大治。
不造势，一定是弱者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何为造势？
所谓造势（在此主要是以广义上的势即一切客观的存在和规律为阐述对象的），就是设计和制造一种有利于自身或不利于敌对势力的不同状态组合。造势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积聚能量的过程。造势一旦完成，也就意味着能量达到了某种饱和的状态，而这种能量释放出来的结果无疑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其势如破竹、如洪涝、如燎原之火，势不可挡。
在领导场中，造势则表现为对领导资源内含的力与能量的合理调动，从而形成合乎领导目的和目标的力和能的传播，并将其有效的释放出来。当然，造势存在一个基本的运作程序：
首先是运筹谋势阶段。即全面、准确地把握时局变动的情况（历史的、现状的、未来的变化），合理地配置资源。创造资源能量储备与释放的“梯度”。
其次是聚能布势阶段。即积聚能量，使之形成“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之势，或者像宇宙“黑洞”那样产生使任何事物无法逃离的势头。
最后是任势造态阶段。即当形成一定的势头后，利用其释放出来的能量，完成一种或一系列期望的领导行为，以期达到预计的目的和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造势基本上是在领导者自主运作的基础上进行。然而在实际的领导决断与领导行为中，还会涉及许多不可预知的因素，即我们常说的“外势”。这些“外势”有优有劣，我们应该区别对待：于己有利者，当好好利用；于己不利者，应尽力回避或转而用之。这就引出了下面两个问题：
1．如何利用利我之“外势”？
首先，监察知势。即密切监视了解，从而明了是何外势，如何为我所用；其次，分析任势。对于外势，要认真加以分析，找出任势的“由头”（新闻术语）、条件、理由、突破口等；其三，因势造态。即构建领导者所期望的状态；最后，储能蓄势。这是在外势利用完结之时，为推动领导行为的进一步发展，而主动开展的聚能造势的活动。
2．如何应付坏我之“外势”？
同样首先也要监察知势；其次要分势破势。外势既然于我有害，领导者可以从两个方面下手：一是“分势”，即减弱外势坏我的势头（即外势表现出来的资源能量释放和传播的强度和速度）；二是“破势”，即化解、抵消外势。因此，要认真分析和研究，找出分势与破势的“由头”和契机，迅速突入，以免由于“外势”其势汹汹而对自身造成损失：其三要借势造势。即为了分势、破势，必须在已经找出的分势与破势的“由头”和契机上面，集中我方资源的巨大能量，谋势造势；最后要用势来造态。即利用我方已造之势。在分势与破势的过程中，不断营造领导者所期望的时间发展状态。充分利用造势、造态产生的资源能量传播余威。这样不只是彻底扫荡坏我之外势的残存基础，而且还可方便地为新的领导行为做准备。
清楚了造势的原理和方法，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发现：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无不是造势、用势的高手。
一、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勇造舆论势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基本观念——“正统观念”。正统观念在中国影响之久远，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而且还会继续延伸下去。“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借助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因为其在全民之中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势：你尊奉天子，你就得尊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
古时许多成大事者都颇得“借一种旗号”号令天下的真传与实惠。众人皆知的春秋首霸齐桓公就是通过“尊王攘夷”的做法，而获得其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主动权的。战国时，周天子权力衰落，无力统治人民，但他仍是天下共主，谁也不能公开反对，而且一个新国君即位，必须得到周天子的承认，否则就无法取得统治一个侯国的合法权力。所以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便成为了诸侯争霸斗争的一面旗帜，只有盗用这面旗帜，才能有力地控制其他诸侯。齐桓公就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才谋取了首霸的地位。齐桓公的霸业曾经煊赫一时，深得诸侯拥护。所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就是描写齐桓公的功绩。
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说又是运用这一舆论威势的经典范例。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将献帝西迁长安，安置在未央宫中。自己则在城东修筑了一座高度与长安城墙相等的堡垒居住，史称“万岁坞”。并以吕尚自居，自为太师，号曰“尚父”。他擅自乘坐只有皇太子才能乘坐的青盖车，对亲戚则大加封赏。宗族内外，并列朝野，声势煊赫。
可惜他专横跋扈、滥施淫威，没有能很好地利用“汉献帝”这面旗帜，很快便落得个“暴尸于市”、“焚尸于路”的下场。
而此时的曹操也很想借“献帝”之名，达到威震四宇的目的，但董卓的前车之鉴无疑对他的能力和胆识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关于这个重大问题的决策，曹操与他的手下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在贺年节的会议中向各幕僚和将领提出了这个问题。
谋士程昱首先发表了意见：“依目前情势，皇上在杨奉、董承等挟持下离开关中，进驻于安邑，如果能趁机奉迎皇上，必能取得公众舆论上的竞争优势。”
荀彧也表示：“豫州离司隶区最近，如果要迎回献帝，应以洛阳及许都为宜，因此要使事情顺利进行，必先清除豫州境内的其他力量。”
夏侯惇有不同意见：“就军事形势观察，豫州连接司隶区和荆州，目前拥有部分倾向袁术和刘表的小军团部署，正好可作为缓冲。清除豫州反而会使自己陷北方袁绍、东方吕布、南方刘表、西北面西凉及司隶区军团的层层包围中，相当不利。”
几乎所有的将领及幕僚都赞同夏侯惇的看法。
曹仁则更进一步表示：“奉迎天子并不一定有利，董卓便成了众矢之的，以我们现有的实力，‘挟天子’不见得便能‘令诸侯’。万一掌握不好，未蒙其利反受其害。”
满宠也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探询袁绍的动向，奉迎天子，袁绍最有实力。如果这个时候因此事和袁绍闹翻，很可能会遭到倾覆危机，应审慎对待。”
曹操回答道：“由冀州府传来消息，此事在袁绍那里存有很大的分歧，审配就坚决反对，而袁将军本身似乎兴趣也不大，况且和公孙瓒间的战争仍在持续中，依目前情势，应该不至于有所行动。”
苟彧却不以为然：“奉迎天子绝非纯为功利，从前高祖（刘邦）东向伐楚，便以为义帝复仇之名出师，因此得到天下诸侯的响应。董卓之乱起，天子流亡关中，将军便首倡义军勤王，只因山东秩序混乱，才无力兼顾关中。虽然战事连连，我相信将军仍然心向王室，以平定天下为己任吧！今皇上脱离西军掌握，正乃天赐良机！拥护皇帝顺从民望，乃大顺；秉持天大下公道以收服豪杰，乃大略：坚守大义招致人才，乃大德。即使偶有阻力，也无关大局。倘若不及时定夺，等到别人也有所行动，就来不及了。”
荀彧的话无疑说到曹操心坎里了，曹操知道他在与诸侯对抗中，惟一的法宝就是人心，汉献帝虽早已名实不符，但在一片混乱的局势中，他仍是天下人心之所系呀！
于是曹操当机立断，决心奉迎汉献帝。于建安六年（公元196年）八月将当时处于困窘中的汉献帝迎至许都。
将窘困流徙中的献帝迁到许都，由自己来充当献帝的保护人，是曹操政治生涯中的最得意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举措。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曹操获得了高于所有文臣武将的地位，同时也为自己进行统一天下的战争创造极大的舆论优势，从此无论是征伐异己还是任命人事，都可利用献帝的名义，名正言顺的置对手于被动的局面。
曹操智勇造势，利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谋略，不可谓不高明，不可谓不典型。
当然，要想“挟天子以令诸侯”能够造就有利于自我时局的发展之势，则需要具备以下一些条件：首先，天子昏庸软弱，或处于襁褓之年。贤明之君以及强权派一般是不会被下属官员所利用的。其次，挟天子者，必身居高位，为天子身边之重臣。普通老百姓，或者中下层官员，想挟天子，也不可能。其三，挟天子者，必颇具实力，威倾朝野，皇帝怕他几分，群臣也不敢对他有何异议。其四，能长时间挟天子者，非得有曹操的智慧和能力不可。董卓之流，虽偶得良机，出兵勤王，而居“太师”高位，却排斥贤才，骄奢淫逸，不图勤政治民，而一味弄权杀戮，他的败局是肯定的。而曹操，时至今天，仍然保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且威望远高于蜀汉刘备和东吴孙权这两个同期人物。
二、四面楚歌以散志：张良巧造心理势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后，各路英雄揭竿而立，顿时战火连天，风云四起，大浪淘沙、尘埃落定，只剩下项羽（西楚霸王）和刘邦（汉王）两大势力，为夺天下，双方鏖战五年之久，最终楚王战败，刘邦得胜，遂建立了西汉王朝。
楚汉相争到了晚期，刘邦追击项羽至垓下（公元前202年），四面围攻，楚国兵将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眼看身陷绝境，个个心灰意冷，厌战思逃，士气极其低落。但由于项羽骁勇善战，且手下战将众多，兵力也有相当基础。汉军想速战速决，也实非易事。正值刘邦焦灼难耐之际，张良献计道：“楚军虽败，锐气尚存，若以死相逼，其将困兽犹斗，不如以攻心之计，夺其气，竭其力，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
于是，张良运筹再三，借虞姬兄长来汉营之际。偷学楚歌，暗中传教汉营士兵。到了深夜，楚国将士突然听到营寨外围，四面楚歌，凄凄切切，不禁思乡心动，许多人想起家中父母妻儿，热泪盈眶，甚至失声痛哭。当晚，楚国兵士，或单人或三五成群，大量离开营寨。随后每天都有很多将士离营逃走。
没过几天，汉军一举击溃楚军，逼迫项羽自刎乌江。汉军取得了彻底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