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敬宜立即回答：“不知道。”“老头子听到有人告你的状。”“什么事？”
“他们说你把广州的器材撤到广西，交给李宗仁了。”
“是这样？”
魏景蒙把身子靠近对方：“如果真有此事，刘兄赶快原机返港；若无此事，你就随我去见老头子。”
刘敬宜表白着：“我肯定未做此事，请代为转告。”
魏景蒙连连点头，马上去和蒋经国通了电话，报告告状不实，纯系子虚。然后，他便与刘敬宜同车进了台北。
第二天，刘敬宜去见蒋介石。
此刻已成惊弓之鸟和丧家之犬的蒋介石一改往日不可一世的威严，在与刘敬宜说了一些闲话以后，让陈诚给了“中航”一百万元的支票作迁台安置费，并且一再表示今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去找他解决。
刘敬宜刚刚回到香港没有几天，又接到蒋介石发来的加急电报，要他火速飞到重庆白市驿机场有要事。刘敬宜真不知道老头子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了。他看着手中的电报突然悟到，白市驿机场是一个军用机场，会不会要让“中航”也参加军运，帮助蒋介石在大西南作垂死的挣扎呢？
事关重大，刘敬宜决定找中央航空公司的总经理陈卓林商量一下。
陈卓林先生原来是一位美洲的华侨，曾经帮助孙中山先生创建过中国空军，其许多飞行员弟子都已经是国民党空军的高级军官。作为中国航空界的元老，他对蒋介石是很了解的。
刘敬宜在电话里说：“陈兄，老蒋又突然让我去重庆。我……”
陈卓林在电话的另一端听着，没有吭声。“我实在拿不定主意。你说该怎么办？”
“老弟，万万去不得！大西南局势动荡得很，你如果贸然前去，就有被扣押的危险。”
“我也想到了这一层。”
“老弟，老蒋生性多疑，切不可自投罗网啊！”“好吧，那我就不去了。”
刘敬宜放下电话以后，轻声地自己对着自己说：“看来，跟着蒋介石是没有任何希望了。”
香港的启德机场停机坪上，一架“空中行宫”610号，缓缓地走向起跑线，加速，起飞。刘敬宜的衬衣完全湿透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的凌晨五时。
香港的启德机场停机坪上，有十二架飞机——其中也包括“空中行宫”610号——等候着执行飞行任务。
如果从表面上看，一切仿佛都很正常。在航班时刻表上，写着这些飞机按照运营的班次，分别飞往台北、海口、桂林、昆明、重庆和柳州，而且，在飞往台北的“空中行宫”上还装带着两箱由刘敬宜总经理和陈卓林总经理送给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端木杰的高级水果。
实际上，这都是即将光荣起义的飞机。在十二架飞机中，除“空中行宫”飞往北京以外，其余的都飞往天津。一切都是经过周密而谨慎的计划和安排的。比如，在飞行的路上，国民党空军在三灶岛、柳州、桂林和舟山群岛都驻有飞机，起义的飞机机群刚好要经过他们防护的半径范围之内，因此，严格要求飞机升空以后必须在九千五百米的高度飞行，以免被敌军发现。再比如，在飞机起飞以后，按照事先约定的方171法，报务员要不断地向香港发报，告诉英国电台：“我们的飞机坏了，要回来！”“飞机已经修好，正在继续飞行。”和“我们到达了台湾。”“我们到达了重庆。…‘我们到达了柳州。”等等，以迷惑敌人。当然，这种没有无线电通话，没有地面导航，又没有天气预报资料的飞行是非常艰难的，也是有一定危险的，一直等到飞机到达长沙上空以后，通过定向仪收听到“我是汉口广播电台”的声音，有了事先安排好的导航信号，大家才算是放了心。
刘敬宜就要远离两位太太和五个年幼的子女了，而且告别时不能说出是干什么去，只能说是出差，一周就可以回来。一种浓浓的、依依不舍的亲情使得他几乎一夜都没有睡。然而，他为了不让家人有所感觉，有所担心，还要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甚至，在收拾行装的时候，竟然和小女儿开着玩笑。一直到他拿着手提包一步步走出了街门，坐在小轿车里，透过车窗，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自己将要日夜思念的家。
小轿车很快来到了启德机场。
这里一切好像都没有改变，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刘敬宜和陈卓林、吕明、查夷平一起通过了海关的检查。刘敬宜和陈卓林都戴着礼帽，并且把帽沿儿压得很低，尽量避免被人辨认出来。
陈卓林登上“空中行官”以后，首先从衣袋里掏出一把削水果用的小刀，撬开厕所的门，进去检查没有什么人以后才放心地坐下。
刘敬宜登上“空中行宫”以后，首先走进了驾驶舱。
刘敬宜问驾驶员：“准备好了吗？”
潘国定回答：“老总，没有问题。”
“那就好。”刘敬宜又走出驾驶舱问工作人员：“人都到齐了没有？”
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张振还没有来。”
刘敬宜来到机门前，毫不犹豫地说：“来不及了，马上关门！”
在浓浓的晨雾当中，飞机开始行走着。有人通过舱窗看见了张振，忙喊：“来了，来了。”刘敬宜挥了一下手，舱门重新打开，张振在大家帮助下爬上了飞机。
这时，飞机开始缓缓地走向起跑线，沿着跑道加速，急驶，升空。接着在一阵飘忽以后，剧烈的震动停止了。刘敬宜一边看着随后一架又一架腾空而起的飞机，一边高兴地说：“起来了，都起来了。”
刘敬宜松了一口气，用手一摸，不但头上挂满了汗珠，而且连自己穿的贴身衬衣也已经完全湿透了。
“十一时半到京，机场接者有李克农代表周恩来。接至北京饭店住下。有聂荣臻、刘亚楼等来访。周恩来在楼上请晚宴。”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中午十二时十五分，“空中行宫”平安到达北京西苑机场。
其余的十一架飞机也平安到达天津机场。
在刘敬宜写的《记中航起义前后》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载着——“十一时半到京，机场接者有李克农代表周恩来，另有上海空军蒋天然、赵际唐、任泊生等。接至北京饭店住下。有聂荣臻、刘亚楼、刘斐来访。晚上周恩来在楼上请晚宴。其他十一架机均安降天津。
连日来与周、李数次会议，周赞两公司之义举足抵二百万大兵，而无死伤，对西南之解放大有裨益。”
在周恩来举行的晚宴上，周亲切地握着刘敬宜的手说：“谢谢您，为祖国立了大功！”并且，强调说：“我们欢迎两公司的起义，因为这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起点。”
周恩来在举杯向全体起义人员一一祝酒的时候，突然发现只有机械员甘嘉霖穿着灰色的棉衣，而其他人均穿着飞行衣或西服，忙问是什么原因。有关工作人员解释说，起义的时候，由于比较仓促，多数人没有带棉衣。甘嘉霖只穿了一件衬衫，下机后冻得发抖，天津的同志立即脱下自己的棉衣给了他。
周恩来马上嘱咐工作人员：“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应当想到这一点，给他们每个人送一套棉衣嘛。”
刘敬宜听到这里激动地再也忍受不住了，举起手中的酒杯说：“总理，我代表‘中航’员工敬您一杯！”说着一口把杯中的酒喝了下去。接着，他又走到讲台前，用颤抖的声音大声说：“全体‘中航’员工将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努力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做出贡献。”
后来，这位于“庚子赔款”时赴美国留学，攻读航空工程，获得硕士学位和工程师称号的人；这位完成学业以后，放弃在美国优厚待遇和地位回国，就任过河南省实业厅长、教授，中东铁路工务处长、代局长，以及国民党航委会参事，南京第一飞机修理厂厂长，江西第二飞机修理厂厂长，和国际民航组织中国首席代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执行副主席的人；这位为了民族利益一生向着俄、日、美、英帝国主义者作坚决斗争的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异常兴奋又扬眉吐气地说：“我一来到北京心情就舒畅极了，今后我们航空事业的发展再也不会受到什么阻碍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为了收回“两航”留在香港的全部资产，周恩来决定派刘敬宜和陈卓林到广州去协助处理。而且，在行前还专门在外交部大楼接见了他们。
一九五零年初，乍暖还寒的日子里，刘敬宜和陈卓林又被秘密派回香港，继续做收回“两航”留在那里资产的事情。然而，就在此时刘敬宜的风湿性关节病发作了，疼痛难忍，连走路都有困难。为此，家人挽留他在香港治疗一段时间。
在刘敬宜养病期间，“两航”留在香港的飞机等资产终于被他人掠夺而去。对此，刘先生悲痛欲绝，觉得再也无脸见国人，更为没有完成周恩来交给的任务而内疚不已。同时，也由于工作上的一些不同意见而屡屡被人误解，从此刻起，他闭门不出，把自己关在了寓所里。
刘敬宜不幸逝世后，周恩来亲自签发的唁电中说：“刘先生爱国反帝精神永垂不朽o”这是人民对这位航空元老的赞誉在香港的日子里，刘敬宜强忍着病痛，在秘书的帮助之下，除了口述以外自己还动手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有关史料，其中包括“两航”资产被掠夺的情况，他认为这样一笔账是早晚要算清楚的。
周恩来一直想念着这位老朋友，关怀着这位老朋友。
刘敬宜因为原来的寓所要拆迁，急于购买新房而钱不够，周恩来知道以后，一面指示我派驻香港的机构帮助他解决住处问题，一面让有关部门查找他在解放前存在金城银行的存款，以解急需。对于这些，刘敬宜都非常感谢也非常感动。他说：“我是中国人，我是搞航空的。我看到祖国一天天繁荣富强，看到民航事业日益蓬勃展开，我能不热爱这个国家，不热爱这个国家的人民？”
一九五八年的一天，周恩来还特别派中国银行董事长龚饮冰同志到香港来看刘敬宜。
龚饮冰首先认真地听取了刘敬宜的意见，并诚恳地检讨了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同时，也代表周恩来向他表示歉意。
龚饮冰说：“这些年，您受委屈了。周总理一直惦记着您啊。听说您的身体欠佳，让我转告，希望您多保重。”
刘敬宜更是感触万端地表示：“这十年亲身感受到的寂寞之苦，只有我自己知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从一九四九年香港起义回国这件事，总可以看出我是不甘陨落的，而是想替人民做一些事。”他停了一下又说：“还是我对不起周总理啊！”
龚饮冰赶忙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民航事业缺少的不正是您这样的爱国、正直，有高度事业心的知识分子吗？”
刘敬宜在最后握着龚饮冰的手说：“您回北京，一定要转告周总理，我要用余生为中国民航事业尽心尽力。”
不久，刘敬宜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一九七一年初，刘敬宜举家离港迁往澳洲悉尼定居。到了澳大利亚以后，他向友人表示很想回国观光。周恩来知道这一心情以后，立即请国务院侨办廖承志同志发出邀请函，并指示外交部与在国内的亲朋好友联系，共同欢迎刘敬宜的到来。同时，对于此事还作出两点具体指示：一、国内所有的航空公司、机场：航空机械厂，都对刘敬宜开放；二、刘敬宜在国内期间的活动，一律用红旗轿车接送。
刘敬宜手捧着这份珍贵的邀请函，难以控制地老泪纵横，激动不已。刘先生最想带回祖国的厚礼是那份多年来利用国际航空界的旧关系，周游了美国、加拿大等国，收集到的世界各大航空港和各种客机的先进技术资料，他把这看成是自己对中国航空事业的最后贡献。此时，他恨不能立即回到北京，见到周总理，见到久违的亲朋好友。他争分夺秒地准备着回国的事情，也许是过于兴奋，也许是过于劳累，也许是过于着急，就在他来到悉尼机场大厅购买机票的时候，突发脑溢血病，躺倒在地上。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三日，刘敬宜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给我们留下最后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语是这样的——刘敬宜用熟练的英语问：“请问，办理出境手续需要多少时间？”
售机票的小姐回答：“那要看您去哪个国家。”
“我要去中国，北京。”“那需要时间长一点。”“最快要多少天？”“对不起，我不能预测。”
刘敬宜听了以后很不高兴，回过头来对太太说：“我回自己的国家居然要这样麻烦？我的时间不多了，我不愿意等啊。是周总理邀请我回去，我不想让他失望！……”
“刘先生爱国反帝精神永垂不朽。”
刘敬宜先生虽然客死他乡，但是他的灵魂将会永远翱翔在祖国的蓝天白云之间。
1997年夏日写就于安华西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