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诚在观看节目笔者和英若诚是老同事——在人艺一起共事四十多年；老朋友——经常在一起谈生活也谈艺术；老合作者——又一起合作演过戏合作写过剧本，大约不可谓不了解，不熟悉。然而，如何给这位曾官至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艺术家以某种人生的定位，却让我着实为难了一阵儿。
为什么呢？
首先，四十多年以来，他在人艺的舞台和电视的屏幕、电影的银幕上，塑造了许多真实可信、鲜明生动、引人人胜的人物形象。其中包括话剧《骆驼祥子》里的人力车厂厂主刘四爷，《茶馆》里的土混混儿老刘麻子和小刘麻子，《推销员之死》里的推销员威利·洛曼，电视剧《围城》里的大学高校长，《我爱我家》里的邻居“老右派”，电影《马可·波罗》里的元世祖忽必烈，《知音》里的窃国大盗袁世凯，《白求恩》里的童翻译，等等。
其次，他的译著等身，年仅二十五岁便翻译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三十万字的《奥赛罗导演计划》，并前后中译英、英译中，翻译了十八部包括莎士比亚作品在内的世界著名的话剧剧本。他的英语不但标准、地道，而且流利。甚至，他对英语中的美国音、澳洲音、黑人音，以及许多地方俚语都能了如指掌，倒背如流。
再次，他还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导演，既执导过中国戏，也执导过外国戏。其中包括演给中国观众看的、英国当代剧作家彼德·谢弗的代表作《上帝的宠儿)，也包括演给美国观众看的、曹禺的代表作《家》和中国古老的民问故事剧<；十五贯》。
再再次，他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戏剧教授。这里仅举一例——由于他导演和讲授《家》和《十五贯>；的成功，英国密苏里大学校长乔治·A·罗塞尔以公文的形式正式宣布：著名的中国演员英若诚已成为密苏里大学永久性教授，每隔一年驻校一次……他还是一个剧作家，参加了《像他那样生活》、《怒涛》等话剧的创作。笔者就曾经和他一起写过话剧《刚果风雷》。
为此，我只能把他定位为学者型的艺术家。
“毛三爷”吃饭时躲进壁橱里，想引起全家的注意，没料到竟被人们完全忽视。儿时的一个恶作剧引出之教训，却可以让人受用一辈子英若诚出生于一九二九年的夏天，在兄弟姐妹当中排行老三，又加上他的小名儿叫“小毛儿”，所以全家人不分老少都叫他“毛三爷”。
“毛三爷”的淘气是赫赫有名的，据说这是从祖父那里遗传下来的基因——善于突发奇想，爱出新花样，经常要做点儿惊人之举。
这里先说一个“夜探张宅”。
别看英若诚年龄小，可满脑子里装的都是《七侠五义》和《施公案》。于是，他下决心要学“大侠白玉堂”和“大侠蒋平”的高超功夫——蹿房越脊，如履平地。
一天夜里，他拉着两个哥哥，穿上黑色衣裤，爬上了邻居张教授的屋顶。为了看清张教授在屋里干什么，英若诚自告奋勇来了个“珍珠倒卷帘”，由两个哥哥一个人拽住一条腿，让“毛三爷”从房檐上倒挂下来。
一个哥哥问：“看见什么了？”
“毛三爷”答：“看见了，张伯伯看书呐。”另一个哥哥问：“还干什么呢？”“毛三爷”停了一会儿答：“还看书呐。”
就这样，英若诚挂在房檐上呆了一刻钟，看得眼睛发酸，脑袋发晕，再也无法坚持下去，赶忙让哥哥们把他拽上屋顶。这时，两个哥哥的手已经没劲儿了，说什么也拽不上去。英若诚向下一看，屋顶和地面有好几丈的距离，一时着急，大声呼喊起来：“张伯伯，快救命啊！……”张教授听见喊声，走出屋来，抬头一看，大笑不止。他忙叫家人搬来梯子，把“毛三爷”抱了下来。这次失败，英若诚只是觉得好玩儿，逗乐。
再说一个“藏蒙儿蒙儿”。
英若诚从来不甘寂寞，总得想点儿办法引人注意。一天，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他先钻进饭厅里，并悄悄地藏到壁橱里去。他想：等一会儿快吃饭的功夫，大家一定得找他。就在人们为找不着他而着急的关键时刻，他再从壁橱里跑出来，大叫一声——“我在这JL勾！”顿时，把所有的人都吓一大跳，那才叫有意思。可是，万万没有料到，他们是个大家族，人很多，根本没有发现少了谁。大家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地吃着饭。“毛三爷”憋在壁橱里，出来不好，不出来也不好，那个滋味儿真是太不好受了。他听着外面吃饭的声音，闻着外面菜肴的香味儿，肚子饿得直叫唤。他一直等到大家都吃完饭，才从壁橱里溜出来，灰心丧气地吃着剩菜剩饭。
然而，这件事却让英若诚记了一辈子。长大以后，他常常回想起这件事来。他渐渐地悟到，人不能把自己看得很重，造成自我膨胀，孤芳白赏，更不能哗众取宠。只有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准确位置，遇到挫折才能很快适应，面对冷眼也不会觉得意外。
英若诚躲在墙角朝训育主任的脑袋打了一弹弓子，石子儿正中脑门。然而，这一弹弓子打下去却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英若诚上中学以后，学习成绩优等，但是淘气的脾气丝毫没改。
一天，训育主任在上“修身”课时，大讲“中日亲善”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话。英若诚对此不感兴趣，甚至很反感，于是，他大声和同学说逗乐的话，搅得课堂里一片笑声，秩序很乱。
训育主任火了：“英若诚，给我站起来！”英若诚梗着脖子站着，以示不服气。“为什么不用心听讲？”英若诚不回答，也不看老师。“你不听教导，就给我一直站着吧！”
英若诚这时反倒把两眼紧盯着老师，毫无惧色地站了一堂课。
上课时，英若诚就想好了报复老师的办法。下课以后，他悄悄地拿出弹弓子，装上石子儿，躲在校园的墙角后。等到训育主任走过来时，英若诚拉直弹弓子上的皮筋儿，对准对方的脑袋猛然松手，石子儿正好打在脑门儿上，马上就起了一个大紫包。
这个矛盾太尖锐了，训育主任找到校长，校长又找到了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教授——辅仁大学的秘书长兼外文系主任。训育主任提出，如果不开除英若诚，就辞职不干了。英千里作为教育界的名人，为了不被人指责有“袒护儿子”的恶名，同意校方开除英若诚。
回到家里，英千里把儿子叫到面前来。
英千里说：“我要把你送到天津去继续学业，免得在家游荡，惹是生非，丢人现眼。”
就这样，英若诚不得不进入了天津的教会学校——圣路易中学。
这是一所由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严上加严，起床、睡觉、吃饭、上课、去教堂都规定了时间，不得有分秒的差错。就连课间在校园里玩儿，也规定不许站着不动，不许扎堆说话，只准不停地踢足球。谁违反了规定，就要用藤条打手心，或者脱了裤子用藤条打屁股。
更为严峻的是，六十多名学生当中，只有四名中国人，其他均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为此，校方规定在校期间一律用英语交谈，如有违反者从重处罚。当时，英若诚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不但受憋，还被其他学生嘲笑和欺负。事物的发展规律常常就是这样——物极必反，人的本事大部分是硬逼出来的。在困惑、孤立和屈辱之中的英若诚反倒暗暗下定一条决心：“你们别高兴，半年之内，我一定赶上所有的人！”
老实说，英若诚在学习外国语言上并非天赋很高。他利用早自修的一个小时和晚自修的两个小时，每天都要背一段五百字的圣经原文及一首长短不一的英文诗。半年以后，他便大有长进。
英若诚从一个中国学校被开除，来到了一个外国学校，并且被逼出来一个很不错的英文基本功，为以后作一名优秀的翻译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大约要算得上是“因祸得福”或“歪打正着”了？
然而，在英若诚中学毕业的时候，生活的道路再一次没有像人们想像的那样走下去。
圣路易中学学生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只要从这里毕业，基本上就算拿到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入学证书。就在英若诚毕业考试获得高分，正准备走进剑桥大学读书的关键时刻，他的父亲和他进行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
那时，英千里刚刚从日本宪兵队的监狱里放出来，虽然身体虚弱，但是意志却更坚强了。
英千里在听完了英若诚关于上大学的想法以后，停了一下说：“你祖父把我送到国外去，是要我长时期地学习西方，彻底西化，将来好建设我们的中国。”
英若诚认真地听着。
英千里继续说：“可你祖父万万没有想到这造成了我一生不可弥补的缺陷。”
英若诚皱起眉头来。
“我回国以后，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不了解中国，我的中文还是十二岁以前学的那一点点，因此，有很多应该做而且又想做的事，我都做不了。”英千里看了儿子一眼，又加重语气说：“你千万不要从一个外国学校出来再进到另一个外国学校去。”
英若诚有些惊讶地看着父亲。
英千里不无激动地说：“你要去剑桥，等你再回来就二十多岁了，再学我们本国的东西就晚了，我劝你舍弃剑桥，一定要在国内上大学，这样可以了解中国社会！”
英若诚缓缓点着头。
英千里提高了声音说：“这是我对你的希望。”尽管英若诚并不完全懂得这话的全部含意，甚至并不完全同意这些意见，但是他已经深切地感受到那火一般炽热的父爱。
英若诚真的没有去剑桥大学读书，而是考进了清华大学的外文系，并拜在那里任教的英国诗人燕卜荪为研读西方戏剧的启蒙老师。从此，他便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英若诚参加了学生们组织的“骆驼剧团”，不但登台演出，还成了“台柱子”。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从此再也没有从舞台上走下来到清华大学读书以后，由于英若诚的英语早已过关，便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钻研文学和戏剧了。那时，清华园的图书馆里，经常有这样一个学生出入——中等身材，微微有些发胖，大头，方脸，鼻子上还架着一副白边儿的近视眼镜。这个学生就是英若诚。
英若诚从小虽然淘气调皮，但是非常爱看书。上中学的时候，就通读了《论语》、《孟子》、《古文观止》、《史记》，并选读了唐诗、宋词、元曲，进了清华大学，有了藏书十分丰富的图书馆，读书也就更加发奋和刻苦了。
英若诚在读书上受到两位前辈的影响非常之深，一位是曹禺，一位是钱钟书。他在图书馆借书的时候，常常发现在许多借阅卡片上有这二位的名字。甚至，连一些冷门书的借阅卡片上也不例外。为此，他很感动，并立志要向曹禺、钱钟书学习，只要是见到了二位先生看过的书，他就一定要看。英若诚说：“要说聪明，他(指钱钟书)才称得上是聪明，简直有照相式的记忆力，他的成功就在于他是名副其实的钟情于书，几乎没有他不看的书，比起这位先生，我是望尘莫及。”
多少年以后，英若诚读书的痴情仍然不变。记得，六十年代初期笔者和他同台演戏的时候，在化妆室里别人可以山南海北地聊天，惟独他却找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抱着一本书投入地读着。
英若诚参加了学生们组织的、受着中共地下党影响的“骆驼剧团”以后，在《地窖之门》、《保尔·莫莱尔》、《春风化雨》等戏里扮演了主要角色。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舞台生涯。
这里，还值得写一笔的是他和吴世良结成恋人的一刻。吴世良是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吴保丰教授的女儿，和英若诚是同班同学。他们同窗上课，同台演戏，两个人的心里都已经默默地爱上了对方，就是还没有说出口。
一天，吴世良要去天津看望父亲，英若诚到火车站为女友送行。
两个人在站台上，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有时一起抢着说，真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突然，谁也不开口了，他们都在沉默当中深情地看着对方。
这是一个微妙的时刻，重要的时刻，决定命运的时刻。
车站的铃声响起，火车就要开了。
英若诚大声喊：“我送你上天津！”
吴世良还没有反应过来，英若诚已经跑去买火车票。片刻以后，英若诚和吴世良笑着一起登上了火车。他们又开始说话了，还是有说不完的话。就是在这次旅行当中，他们明确了爱恋的关系，结成了终身的伴侣。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不管是在翻译上，在演戏上，在讲课上，在写戏上，他们都能同心协力地互相关怀，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促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直到吴世良由于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为止。
一九五六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成立了，并且正在招考演员。
在清华大学当过业余演员，有了演戏瘾头的英若诚和吴世良，立即前去报名。当他们被顺利录取后，又急急忙忙跑到原来分配的外事单位，要求改分到北京人艺。就这样，他们朝思暮想的美好愿望竟然在转眼之间实现了。
英若诚和吴世良利用报到前的一点时间，到上海旅行结婚。
自然，英若诚也正式拜见了老丈人吴保丰教授。吴保丰对吴世良与英若诚的结合表示满意。
吴保丰问：“你们被分配到哪里了？”英若诚说：“北京人艺。”
吴世良说：“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吴保丰又问：“是个演戏的剧团吧？”英若诚连连点头：“是，是。”吴保丰再问：“你们都去演戏？”
吴世良说：“是这样的。”
吴保丰想了想说：“噢，……你们是跑码头啊？”英若诚和吴世良互相看了看，又笑了笑，什么也没有说。然而，此刻英若诚的心里却像在发誓一样地说着：我就是要到北京人艺去演戏！我下决心干一辈子的艺术！莎士比亚、萧伯纳、易卜生、曹禺……他们的作品都一定要在人艺的舞台上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