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愿不愿退回去是一回事，能不能顺利的继续往前走又是一回事。如果说过去的三十年只是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的话，现在才刚刚接触到实质阶段。过去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我们可以缓一缓、放一放，甚至可变通一下暂时绕过去。老问题积累下来了，新问题又在大量的产生，而隐藏在这些表像下边的却是一些多年未曾触动的、十分敏感的、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深层次矛盾。这些矛盾和问题常常又是生死攸关、刻不容缓，于是就再也绕不过去了。现在的许多问题，是建国以来长期积累的结果，简单的归罪于改革开放是不公正的。加之市场经济这颗果子，本来就是长在我们过去叫资本主义的那棵树上的，现在要移植到我们仍自称为社会主义的这棵树上，如果没有长期的驯化和改造，单是那强烈的排异性、抗逆性就根本无法解决。再说长我们这棵树的土壤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资本主义在这里根本就没有得到发育的机会，现代社会的一些必要的元素、机制这里统统都没有，现在一下子要把两块地的土壤融合到一起，让它长同样的树，结同样的果子，这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到的。所有这些，都把我们的党和政府再次推到矛盾的风口浪尖上。它们的执政水平、执政能力也将受到最严酷、最直接的检验。成功了，继续前行；失败了，淘汰出局。是不是还有第三条路，好像听说有。国内国外专做学问的那些人，有一阵子曾吵的很热闹，理论上是否站得住脚，实践中是否行得通，我也不便妄评。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第三条路一定会是妥协和改良的结果，共产党将不再是现在的共产党，社会主义也将不再是现在的社会主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承诺，我们再去找谁兑现？还有没有机会得到兑现？这是个问题。
虽然当老头儿了，爱国心咱还是有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爱谁都行，唯独不能不爱国家。没办法，我得靠它吃饭。如果它不好了，谁来养活我？爱它，就要关心它身上发生的那些事，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发生的那些已知的和未知的，可操控的和不可操控的，好极了的和糟透了的事情。比如在当今社会这个竞技场上，我们的政府到底该是什么角色？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或者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如果是这样，场上出了事，怎么裁决，谁说了算，公平公正又怎么保证？比如官员腐败了，可以按党纪国法严办他。要是一级政府、一个行业、一个部门腐败了怎么办？该找谁去算这笔账？比如在市场经济中，各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是平等，但当那些以“长子”自居的国字号任意跑马圈地，独享优势，垄断资源，垄断市场时，那些大家本当一体遵循的规则还有用吗？比如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后，拒不履行社会义务，凭借手中的资本优势，合法利用法律和制度上的漏洞，急不可待地把他的那些尚不富裕的同根兄弟一锅煎了怎么办？比如市场经济需要明晰的物权制度作为基础，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许多领域所有权、经营权、处置权是相互分离的。能经营的并不拥有，拥有了的却不能处置。这种状况继续下去，那些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还怎么规范和运作？如果连这些起码的东西都弄不上路，那还叫市场经济吗？再比如我们在考量一方大员的政绩时，发现那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引进来的项目，虽然拉动了GDP的高速增长，但却是一堆堆国外早已淘汰的高耗能、高污染、时下称之为“过盛产能”的洋垃圾时，这功过怎么评判？奖惩怎么兑现？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甚至到了无法一一列举的程度。也许有人会指着我的鼻子说，这些都是你一个老头儿该管的事吗？瞎操什么心！我何尝不知道，这不是着急么，生怕国家不好了，会影响我安度晚年。真是没办法，就这么点小小的私心还是逼得我说出来了。
其实，咱的老祖宗早就说过，矛盾的存在是普遍的，事物的发展是螺旋的。没有矛盾和问题还有这个世界吗？没有矛盾和问题还开放什么？改革什么？这我都知道。“凯恩斯主义”眼下还灵不灵？美国经济能探几次底？欧洲主权国家债务危机何时能结束？伊朗敢不敢弄核弹？中国的未来会不会产生权贵资本主义？这些问题不是一个老头儿能管的，这我也清楚。可是想事想了多少年，突然不让想了，那思维惯性还真是一下子很难刹得住车！没法子，天生的操心劳碌命。好在咱的党和政府反复的庄重的表示，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摆平这一切，从而使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承诺完美兑现。既然这样，咱还操得是哪门子的心！能坐享其成，又何乐而不为？
2010年9月2日于定边
吉卜赛人又惹着谁了
几个世纪以来，被欧洲人撵得东奔西窜、居无定所的吉卜赛人又被人惦记上了。这一次动手的是欧洲最文明的国家之一——法兰西共和国。理由是妨害治安、滋生犯罪。于是，那一万多名原指望这个文明富裕的国度能允许他们混口饭吃的吉卜赛人，只得在军警的恐吓下怏怏离境。这件事也就成了近期种族、人权等敏感问题的一个热点。
没听说过吉卜赛故事的中国版本，大多数中国人也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群穷困潦倒的人在四处游荡。而我们通常对吉卜赛人的了解也只是从梅里美笔下的卡门、雨果笔下的艾丝米拉尔达、普希金笔下的茨岗人，老电影中的叶塞尼亚、拉尔兹等艺术形象开始的。印象中，他们美丽善良，热情奔放，能歌善舞，多才多艺。要说干坏事，无非也就是趁人不备掏个钱包，借口算命骗个小钱，或者带个男人回营地等不怎么上路的“小儿科”。没听说策动过政变，盗窃过国库，倒腾过核弹什么的，怎么就弄得让人往外赶了呢？
不是我没来由的同情吉卜赛人，如果往上攀个几十代，说不定还真有点什么瓜葛呢！虽然人种学家说，吉卜赛人是欧罗巴印度地中海人的后代，他们是10世纪才从印度的旁遮普，经阿富汗这一路进入欧洲的。而中国与印度早在公元2世纪就开始走亲戚了。到10世纪前更是好的连文化都不分你我了。印度圣者释迦牟尼主宰了无数中国人的灵魂，而中国文化也给了印度难以估量的影响，要不是咱的玄奘大师，说不定他们的国名现在还叫天竺呢！这么算来，我把吉卜赛人看做是一门远亲，竟管牵强了一点，但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吧？
其实，咱这远亲并非只有吉卜赛这一个称谓，他们还叫过波希米亚人，弗拉明戈人，茨岗人，埃及人等。别人怎么叫我管不着，反正我还是习惯叫他们吉卜赛人。英国人就是这么叫的，这显得很正宗。而他们却自称为罗姆人。据说这还是几十年前，他们的一个代表大会正式定下来的，而且还要作为一个民族，得到相应的权利，不知联合国认可没有。不过从近期看，老潘他们好像也不赞成法国这么干的。
这是一群十足的倒霉蛋。从离开老家后，就从没混上过好日子。欧洲人从十四五世纪，就把他们撵来撵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更是把他们与犹太人一样列为劣等民族。有资料说，当年死于德国法西斯屠刀的就有五十万之众。战后，他们主要聚集于东欧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几个国家，但西亚、北非及美洲都有分布，现在大概有一千二百万人。东欧经济危机后，就想跑到西欧找点出路，不料还是被人家轰出来了，你说有多背！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些人仍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居无定所，生存艰难，更不要说受教育了。他们的谋生手段除了干些别人不愿干的活外，就是靠那些众所周知的“小手艺”。他们是给当地带来过一些小麻烦，但这能怪他们吗？假如那些把自由、平等和博爱从资产阶级大革命鼓吹到现在的人，肯给他们一些切实的帮助，又何至于此！
2010年9月5日于定边
灾难预言及其他
看过美国大片《2012》，没有不被震撼的。那个曾经美丽富饶、幸福祥和的地球，一夜之间地裂山崩、恶浪滔天，温馨家园变成死地坟场，几十亿人最后就剩下那几只铁罐子里的幸存者。人们被惊得目瞪口呆。这几年灾难片大行其道，但像《2012》这样直观的告诉观众你快完了，毕竟太叫人毛骨悚然了！于是那些善良的、而神经稍显脆弱的人们，便被吓了个半死，嘴里不停地唠叨：这是真的吗？这真的是真的吗？这真的真的是真的吗？
是不是真的，我说不好，因为我不是科学家。但直觉告诉我，我们大家都被大洋彼岸的那伙人忽悠了！
《2012》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个在美洲大陆上流传多年的神话——玛雅预言。据那些做专门研究的科学家们说，“世界末日”这一说法本身就是出于对玛雅文化的一项重要成果的误解。在玛雅人独创的长历法中，1872000天，即5125.37年，正好是一个轮回。它的起算时间是玛雅文明发端时期的公元前3114年8月11日，到公元2012年12月21（冬至）日，刚刚完成一个轮回，于是这一天就成了这一轮的最后一天。不知怎么以讹传讹，就演变成了世界的最后一天——“世界末日”。至于影片中灾难场景的设定，据说也是从玛雅人留下的那个手卷，即著名的“德累斯顿抄本”中受到启发的。在这个抄本的一幅画中，整个世界就是毁于一场洪水的。这与世界末日的其他文化版本是相似的。抄本的真伪早就和玛雅文化一样，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没有人能提供出一个铁证来推翻或确认它。而一点小小的破绽是，它的出世不是以严肃的学术报告出现在科学殿堂上，而是以一部骇人听闻的灾难悲剧现身于娱乐圈中，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很显然，这是商家的一次成功炒作，尽管吸引了那么多的眼球，但它本质上还是一场商业行为，仅此而已。如果你当真了，那你未免太善良了！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好多年前读到过的另一本书——《诺查丹马斯大预言》。原创者是一位中世纪的高级神职人员，其时正给西班牙皇家做顾问。书的体裁是欧洲当时十分流行的十四行诗，载体是皇家御用的羊皮纸。据说原创孤本现存于梵蒂冈的罗马教皇手中，那是绝不轻示于人的。书中对过去未来人间天上的所有事物都有预言，从某个活蹦乱跳的人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因何而死，死时何种姿态、何种表情、有谁在场、说了什么；到此后多少年将发生什么战争，流行什么疾病，海啸多高，地动几次；再到原子弹何时爆响，核潜艇何时问世，甚至现代交通、音像传导、生物工程、外空争夺等，都能先知先觉。这几年不见有人再提了，不知是预言的准确性出了问题，还是欧洲圣者输给了美洲圣者，实在搞不懂。
老祖宗们都是相当聪明、相当有成就的，无论是欧洲的、美洲的，还是亚洲的，他们所创造的文明成果，都足以让我们各自引以为傲。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毫无例外的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其推广和运用更是十分艰难，有时还要冒很大的风险。没办法，只好假借“天意”、“神意”。在这一点上，同时代的中国显然要比中世纪的欧洲文明得多，这里至少没有谁因发明了点什么而被活活烧死在教堂门前的广场上。明明是人的发明，偏要说神的力量，这就使先进技术变得更加神秘莫测、诡异玄妙。比如赤壁之战中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本来孔明先生凭借别人不具备的天文气象知识，早已洞悉了日后的天气趋势，但还是要披发执剑、念念有词的在七星坛上表演一番。要不这样，谁会信他的？因此我猜想，那些流传中的这预言那预言，多半是古代科学家的早期科幻作品，在加上“天意”的封签后流传于后世的。祖宗们倒是痛快了，但这一桩桩无法破解的悬案，虽然丰富了后辈们的想象力，也给他们留下了很多麻烦。
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祖宗们那一套故弄玄虚的把戏，其实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为我所用。玛雅人为什么会创造一个长历法？据研究过长历法有关记载的人说，这些记载针对的是玛雅统治者和他们祖先的历史，而不是未来。因为只有把自己的渊源说得久远些，才能更加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正确性，这也许就是他们使用长历法的现实考虑。在《诺查丹马斯大预言》中有三位皇帝的死被不幸言中，其实那是神权在警告皇权：如果违背“主”的意志，这就是下场！否则，预言的编造者怎么可能拿至高无上的皇帝说事呢？在中国，皇帝自称为“天子”，上天说的话谁敢不听？就是那些争夺天下的叛逆者，也要扯起一面“替天行道”的大旗，否则就会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