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安徽和江苏两省还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安徽有12处，“主要集中在宁国县的河沥溪镇，宣州市的敬亭、双河、孙家埠、向阳、河北等地。共采集石器500余件，有砍砸器、尖状器、石片、石球、刮削器、石锥等”。在江苏省最大的收获是1985年发现了位于太湖之中的吴县三山岛旧石器时代遗址，共出土了5000余件石制品，包括石核、石器和石片等不同种类。三山岛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文化（在长江下游）分布上的空白。在江苏旧石器时代的遗址，除了三山岛文化之外，还有在1981年于丹徒县莲花洞发现的1枚智人臼齿和一批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以及1984年在新沂县何庄到东海县中寨的60多平方千米的马陵山中段范围内，发现何山头、南山、石碑、范顶子、爪墩等多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
（二）华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
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尤其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后，作为整个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华东原始文化，已经具有了很高的文明程度。当时生活于这一带的土着居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了独领世界风骚的稻作农业及其他器物文明，并在四五千年之前的父系氏族社会后期，萌芽了私有制等级观念。创造这些文化形态的原始族群，从7000多年前开始就活跃于华东区，其新石器文化遗存遍布整个华东地区。
1．河姆渡文化遗址
其遗址位于杭州湾以南的宁（波）绍（兴）平原上的余姚市河姆渡村，西距余姚市约25千米，百里姚江像绿色的彩带绕过这里，隔江与四明山相望，北为平原，村庄周围有平原湖泊和丘陵山地，山清水秀，地肥水美，既可狩猎也可捕鱼。同时又适于种植谷物。经1973年11月和1977年10月的两次发掘，证明河姆渡文化遗址上下叠压着四个文化层，以第三、第四层的内容最为丰富。四个文化层可以明显地看到相互之间的因袭关系。其中第三、第四层为一、二期，属早期文化，第一、第二层为三、四期，属晚期文化。据C14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已约7000年，此文化层大约延续了400500年，第三文化层平均年代值为距今6141年，第二文化层距今为5713年，它与马家浜文化的C14测定年代基本相近，第一文化层为距今5200～4700年。
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陶、骨和木制作的生产和生活用具，仅生产工具就出土了几千件，以骨器为最多，种类有凿、锥、针、耜、镞等，特别是骨耜，为当时主要的生产工具，是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仅在第四层就出土有170余件，数量大，做工精，非常引人注目。除骨器外，陶器的数量也较多，但种类却较少，主要器形有釜、罐、盘、盆、钵等几种，其中以釜的造型和装饰最为丰富和精致。木器中除铲、矛等外，还有木耜。这些做工精致、式样新颖的骨、木器的出土，证明在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人已经在从事相当发达的农业生产。这一点从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水稻遗物，更可以证明。在第四文化层居住区发现了大量的米粒、稻谷、稻秆、稻壳、稻叶的堆积，其厚度为20～50厘米，最厚的达1米有余，它的数量之巨，保存之完好，在新石器考古史上非常罕见。
在河姆渡文化的第四层，还发现了大量的木桩、梁、柱等干栏式建筑的木构件。这些有榫卯的木构件，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它是用石器工具制作的。说明当时的木作手工艺已非常发达。另外，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珠、璜等原始艺术品。
河姆渡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相比，时间上稍早，在物化形态上也有着明显的区别，说明它们有着不同的文化源头，是中华民族起源的另一个摇篮。
2．马家浜文化
其遗址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城南偏西7．5千米处，北和东北临九里港，西有坟屋浜，是一个三河交叉的平原。1959年3月经考古发掘发现有建筑遗迹、灰坑3个，葬地分布于遗址的西部及西北面（T1-4），距遗址十余米。出土遗物有骨器、石器、玉器、陶器及鹿、水牛、野猪等动物遗骨。
马家浜文化是与河姆渡文化有着较大区别的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另一支原始文化，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和浙北平原，桐乡罗家角、吴县草鞋山、常州圩墩等都属于马家浜文化类型。基本上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以桐乡罗家角遗址第四层、马家浜和吴兴邱城遗址的下层为代表，距今约7000年或稍早。中期以马家浜遗址上层、罗家角遗址第一、第二、第三文化层和圩墩遗址下层及草鞋山遗址第十文化层为代表，距今6000年左右。晚期以圩墩遗址上层，草鞋山遗址第八、第九文化层，吴江县梅堰和崧泽遗址下层为代表，距今5500年左右。可知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和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基本上处于相同时期。
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以石器为主，磨制较精，有石锛、石斧、石刀等，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夹砂陶质地粗糙，多为炊器，泥质陶多为容器，出土的陶罐最多。骨器有狩猎用的骨镞、切割或钻孔用的凿锥、缝制兽皮用的骨针，其中以骨镞为最多，证明狩猎经济在马家浜文化类型中仍占有主导地位。不过，种植农业，尤其是稻作生产，在马家浜文化中也占有一定的位置，在桐乡罗家角和常州圩墩都出土了栽培稻，时间都在距今6000多年前，其中罗家角的上限时间在7000年以上。
3．北阴阳营文化
北阴阳营文化主要是因北阴阳营遗址的发掘而获得命名的新石器晚期文化，时间距今5000年左右，上层则为铜石并用时代。其分布主要在南京北阴阳营、窨子山、锁金村和小市遗址，江苏丹徒的大港葛村遗址，江苏江宁的太岗寺、卸甲甸、庙山，江浦的蒋城子和安徽滁县的朱勤大山等处。北阴阳营遗址位于南京大学职工宿舍西院里，抗日战争前已被发现，1954年和1955年因南京师范学校和南京大学的建筑需要而被发掘。在1955年和1956年共进行了两次发掘，共发现住宅遗迹1处、灶穴遗址2处、灰坑18个，并在葬地清理出人骨225具。器物出土有石器、陶器、骨器、玉器、玛瑙器、小件铜器、卜骨、卜甲等3381件。从出土的遗物情况来看，当时处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主要从事着农业生产，兼有渔猎。北阴阳营文化与太湖、浙江的良渚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是北阴阳营文化中的彩陶，在太湖流域是极为罕见的。北阴阳营文化后来发展为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并直接影响和造就了吴文化。说明北阴阳营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来历史上形成的汉族文化有着“血缘”关系的因子。
4．薛家岗文化
因薛家岗遗址而获得命名的新石器晚期文化，时间距今为5000余年。1979年发现于安徽省潜山县，其遗址距城南7．5千米处。在1979～1982年期间，进行了5次发掘，出土遗物1000多件。薛家岗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皖河流域，西到鄂东龙感湖，东达巢湖，北抵大别山的岳西县境内。主要遗址除了潜山县的薛家岗外，还有潜山县的天宁寨，望江县的汪洋庙，太湖县的王家墩，怀宁县的黄龙和岳西县的祠堂岗等遗址。从出土的遗物来看，陶器有鼎、豆、壶、盆等，石器有锛、斧、铲、镞等，玉器有琮、璜、环、佩、管等。其二、三期文化明显地存在承袭发展关系。而从墓葬的随葬品拥有多寡不一情况来看，已存在贫富的分化。从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稻壳等遗物，则可知当时的人们过着定居的以农业为主的生活。
5．良渚文化
因良渚遗址而获得命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早期时间距今5200多年。1934年首先发现于浙江的吴兴钱三漾，1936年因发掘了具有代表性的良渚遗址而在1959年被命名为良渚文化。其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江苏省常州市一带，长江北岸的江苏海安县的青墩上层也含有该文化的一些因子。良渚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是石质工具非常发达，有磨制精细的大型三角形犁形器、长方形穿孔石斧、半月形石刀和耘田器、石镰等；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其陶器胎壁较薄，已普遍采用轮制，圈足器、三足器十分常见；装饰品中玉器丰富，出现了众多的大型琮、璧等玉器；竹编织品和丝麻编织品非常常见。
良渚文化分早、晚两期，早期以钱山漾和张陵山等遗址为代表，晚期则以良渚和雀幕桥等为代表。良渚文化的先民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这从出土的当时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和水稻、芝麻、蚕豆、花生和甜瓜等农作物中可以得知。其中花生、芝麻和蚕豆的发现，说明它们不是汉代之后从国外传入的。另外，良渚文化时期，手工业方面也已非常发达，形成了分工细致的专业队伍，如玉器的制作、陶器的制作、纺织品的制作都已专门化，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在社会结构方面，氏族制正在解体，贫富不均已极其明显，大型墓葬不仅随葬有大量的玉器，还有奴隶殉葬。
良渚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地层叠压和器物文化方面的承袭关系，同时，良渚文化对后来的吴越文化也存在着影响和延续关系，因此，在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文化对先秦文化的影响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这些考古文化向我们展示了华东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史前社会发展状况，不仅说明长江下游地区也存在悠久而源远流长的文化，也说明它是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摇篮之一，而且是区别于黄河流域粟作文化的稻作文化的起源地之一。今天生活于这一带的汉族，其所从事的稻作生产方式，就与原始先民的稻作生产有着渊源关系。
另外，部分神话传说和文献记载，也透露出一些华东地区原始族群的信息。如凿齿民。《山海经·海外南经》载，“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持戈”。《山海经·大荒南经》也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凿齿，羿杀之。”凿齿，据郭璞注“亦人也”。《淮南子·本经训》也载，“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凿齿……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可见，原始的凿齿民不仅生活在华南地区，也生活在华东地区，这从文献记载中透出一些信息来，据《管子·小问》载，“昔者吴、于战，未齿者不得入军门。国子摘其齿，遂入，为于国多”。于国位于淮水流域，《墨子·兼爱中》载，“（禹）南为江汉淮汝，东流注之五湖之处，以利荆楚、于、越与南夷之民”。后来，于与越融合，成为一个族群，称于越。考古发现也说明，在长江下游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如江苏邳县大墩子、苏南的常州圩墩和上海的崧泽等遗址中，都曾大量出土凿去牙齿的成人墓葬，而百越后裔民族如仡佬族等，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还一直流行凿齿习俗。
二、先秦的华东族群
如果说远古时代的文化大致限于自己的区域、根据自己的生存环境和文化传统而发展的话，那么，到了文明程度达到一定高度之后，随着人们生存空间的不断扩大，各种文化必将碰撞、选择、组合，从而形成以较先进的文化类型为主体的新型文化样式。华东在先秦时便处于这样一个时期：一方面原有的文化得到保持和发展，另一方面文化融合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态势，扮演这一主角的除了东夷之外，便是在先秦历史上着名的勾吴和于越。
（一）东夷
夷是非夏地域的氏族、部落或民族体的统称，由于夷与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人来说是在东方，故也称东夷。《礼记·王制》曰：东方曰夷，其意就是指居住于黄河流域东方的人。《说文》解释说，“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在甲骨文中，夷，像带绳的利箭，用以射飞禽走兽，发射出去之后，还可以收回利箭和猎物。“夷”即表示箭头升降的方向。因此，夷的一个主要被称呼的原因，乃是这一带山清水秀、林草茂密、鸟兽栖息，原始人生活于此，上射飞禽，下捉野兽，其最具代表性的工具就是人们用以自卫和猎取食物的弓箭，所以被称为夷。
东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专指秦以前居今山东、江苏、安徽等省自淮以北沿海一带之异民族。广义则为秦汉以后……指满洲、朝鲜、日本、琉球等为东夷”。原始社会时期的东夷，当然指的是狭义概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远古社会的东夷不是单一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而是众多氏族、部落因居住于黄河流域之东，而得到的泛称，人们习惯上称其为东夷集团。
关于东夷集团的组成，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东夷分为隅夷、莱夷、淮夷、徐戎（或徐夷）、岛夷（或鸟夷）、介夷和根牟夷七种；有的认为东夷分为太皞（或太昊，实为大皞）、少皞（少昊，实为小皞）和蚩尤三部分；有的认为分为太皞、少皞、皋陶、伯益、颛顼、帝喾六部；有的认为分为“土着”“外来户”“移民”和“逸民”等4类。但我们根据具体的历史发展事实来看，同意徐杰舜先生的概括，即东夷集团主要可分为蚩尤、帝俊、莱夷、徐夷和淮夷五大氏族或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