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靖康之乱后南迁北方汉族的总数，据学者研究，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两浙路、江西路、江东路、建康府、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京西南路、湖北路等已有移民及后裔145．3万户，约726万人（以每户5口计）。由于此时距绍兴和约签订不过21年，一般不可能繁衍第三代，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因年龄关系不可能繁衍第二代，估计其中的1／2即360万人为始迁者。如果加上迁入四川、湖南、福建、岭南的移民以及26．4万左右的军人，在绍兴和约签订前估计有500万左右的北方移民迁入并定居在南方，其中华北汉族应在一半以上。
这时华北汉族南迁的路线据吴松弟先生的研究大体上同于晋、唐，南段较晋、唐伸展得更远，不少移民经江浙和福建沿海地带进入广东，或从湖北经湖南，过南岭进入广西和广东。
（二）东北和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入迁中原
两宋之时，就在华北汉族大批南迁的同时，东北和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如渤海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却内迁进入华北。
1．契丹人和渤海人内迁华北
契丹人所建的辽国经略华北的燕云十六州时，将大批契丹人和被征服后渤海人迁入这一地区。
天显元年（926年），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国，除将大部分渤海人迁到辽东外，还将其贵族千余户迁于燕，并“给以田畴，捐其赋入，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予以种种优惠，使之定居下来；会同五年（942年），为了加强对燕云地区的控制，太宗下令契丹人户分屯南边，迁入燕云地区。此后，陆陆续续都有契丹人迁居燕云。其中，南京（今北京）一带是契丹和渤海移民最多的地方。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路振出使辽朝，看见南京城内有穿非汉族服装的人，“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城中有渤海人组成的兵营，“即辽东之卒也。屯幽州（即南京，宋人仍用唐代的州名）者数千人，并隶元帅府”。经过几次迁移，渤海人已广泛分布在华北（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和今河北山海关附近。
当时契丹人和渤海人，以及其他东北少数民族族群定居燕云的数量，据曹树基先生根据《辽史兵卫志》推测，辽末天祚帝元年（1101年），设在南京（今北京市）、西京（今山西大同市）、平州（治今河北县卢龙县）和奉圣州（治今河北涿鹿县）的宫卫提辖司共37个。宫卫提辖司是既领宫卫兵丁，又领户口的军事行政组织，每提辖司约管宫卫户1500户，37个提辖司共管5．5万余户，如以每户5口计算，约27．5万人；其中，契丹户大约2．2万户，11万人；包括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蕃汉转户3．3万户，16．5万人。由于在辽国占领以前，生活在燕云地区的非汉族人数量有限，上述契丹户和蕃汉转户中的非汉族人绝大多数是外来移民。
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金灭辽后，大部分契丹人在金军的武力驱迫下离乡背井，一部分契丹人被编入军队，进入中原作战，而后定居中原；另一部分契丹人则在东北，今内蒙古中部及蒙古国境内进行迁移。经过金初的移民，今华北内蒙古草原的中部、东部及其边缘成为契丹人的重要分布地区。金在此设东北路（治泰州）、西北路（治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和西南路（治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以东）三个招讨司。
2．女真人内迁华北
女真人灭辽建金并开始攻宋后，一批女真人进入华北，有的即留居于此，裴虎山、乌延吾里补、纥古石烈石胡等人便是他们的代表。此外，金将挞懒在占领山东之后，“久居潍州（治今潍坊市）”，“每认山东以为己有”。到太宗天会十年（1132年），“沿河、沿淮及陕西、山东等路，皆驻北军”。从此掀起了女真人以及东北其他少数民族族群内迁华北的移民潮。
史载，从天会十一年（1133年）秋，金“起女真国土人散居汉地”，有组织地将女真人迁入中原。文献记载此事：“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甚至说：“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惟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从熙宗天眷年间到皇统初年（1138～1141年），女真人“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这些在政府组织下，“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的移民，在皇统五年（1145年）被称为屯田军。屯田军分布地域极广，“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
皇统九年（1149年），海陵王完颜亮杀熙宗为帝，于贞元元年（1153年）将都城自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市南）迁至燕京，并将女真人特别是上京路的女真人大批迁入中原，关于这次迁移，据《金史》卷四四《兵志》所载大约有12个猛安的女真人内迁华北。
在女真人大批内迁华北的同时，契丹、奚、渤海、霫等东北少数民族族群，或由于女真的胁迫，或因女真人以“金帛子女”所诱，也一起进入中原作战。天会四年（1126年）十一月，在中原作战的燕人回答当地人“北中来者是几国人？共有多少兵马”的问话，说：“此中随国相来者，有达靼家，有奚家，有黑水家，有小葫芦（勃律）家，有契丹家，有党项家，有黠戛斯家，有火石家，有回鹘家，有室韦家，有汉儿家，共不见得数目。”故《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河东、河北州县镇防守，每州汉人、契丹、奚家、渤海、金人，众寡不同，大州不过留一千户，县镇百户，多阙额数。”
内迁华北的女真人和其他东北少数民族族群，据张棣《金虏图经》，世宗大定（1161～1189年）前后中原共有130余猛安，而大定二十三年金共有202个猛安，615624户，6158636口（其中正V14812669），中原猛安约占总数的2／3，有40余万户，400余万口，其中由女真、契丹和奚人组成的正口300余万，今京津河北豫北是女真人移民最多的地区，其次是山东和内蒙古阴山以南。这些内迁华北的女真、契丹、奚、渤海等东北少数民族星罗棋布地散布在中原各地，聚族而居，“与汉人错居，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
3．蒙古人内迁华北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草原。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南宋恭帝德佑二年，1276年）灭宋统一中国，建立了元朝。随着蒙古军队的挺进华北，蒙古人也纷纷内迁华北。
许多蒙古人是随军作战或驻守而内迁华北的。按蒙古人的习惯出征时可带家属同行，作战时屯驻在离前线不远的地方，称为“老小营”。南宋使者孟珙记载道：“其俗出师，不以贵贱，多带妻孥而行，自云用以管行李、衣服、钱物之类。其妇女专管张立毡帐，收卸鞍马、辎重、车驮等物事。”因此，随着蒙古军队的前进，大量的蒙古人全家离开漠北草原，散布到包括华北在内的广阔地区。
《元文类》卷四一《屯戍》载元统一后的驻兵制度，“及天下平，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如和林、云南、回回、辉和尔、河西、辽东、扬州之类），而以蒙古军屯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汉军、特默齐军戍淮江之南以尽南海，而新附军亦间侧焉。蒙古军即营以家，余军岁时践更，皆有成法。”这样华北大地驻扎了不少蒙古军人，他们世代驻守一地而不得变更便在华北定居了下来。
在内迁华北的蒙古人中还有因任官而内迁的，元朝法律规定只有蒙古人或色目人可以任达鲁花赤，而到各地任达鲁花赤的蒙古人往往携家眷赴任，选择较早并且环境尚可的任官地为定居地。如蒙古人塔本默色任卫辉路（治汲县，今河南卫辉市）监郡，遂家汲县。
除内蒙古在元代已成为蒙古人居住的主要地方以外，元代将今北京市和晋冀两省的北部，划属中书省辖地。并定都大都城，因为以今北京区为中心的大都路是蒙古皇室、达官贵人和军人最为集中的地方，蒙古移民较多。自世祖时起，在大都周围先后设置左翊蒙古侍卫、右翊蒙古侍卫、隆福宫左右都威卫使司等蒙古卫军机构，文宗时有百户288员，统军14000～20000人。此外，在大都周围的驿站也有很多蒙古族站户，至元十八年（1281年）以这些站户实行屯田。
大都西面的大同路（治山西大同市，原称西京，又称云州）和朔州由于邻近塞北草原，是元代漠北蒙古人的主要迁入地之一。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随阿里不哥南迁的一部分蒙古移民迁入两地。海都叛乱时，南迁的70余万人民大多散居两地之间；至大元年（1308年）漠北贫民大量南迁，朝廷又将其安排在大同、隆兴（今河北张北县）屯田；延佑七年（1320年）又有一批蒙古人迁入大同一带垦种。大同为朝廷安置此次南迁漠北人民的地区之一，难免有许多人会定居在这一带。
大都之南的河间路（治今河间县）和真定路（治今正定县）是蒙古军的重要驻地。仁宗延佑七年（1320年）朝廷曾赈济两路的蒙古军人。此外，河间路辖下的清州（治今青县）和沧州及靖海（今天津静海县）还是元朝重要的军屯地区，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蒙古军3000人在此屯田。
大都以东的永平路（治今卢龙县）是元后期蒙古人的一个重要聚居地。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朝廷于此置营，收养被卖到各地的蒙古人子女共3000户，并立宗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统之。
今华北的河南和山东两省境内，在元代分别属河南行省和中书省东南部。这个地区是金朝覆灭前的统治中心，在元统一全国之前又是宋元交界地带，故屯驻的蒙古军队特别多。泰定四年（1327年）前后元朝在此屯驻11万户蒙古军，其中河南省（治今开封市）以西3万户，以南1万户，以北2万户，山东一带5万户。这个地区又是元代屯田的重点地区，蒙古军是屯田生产者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朝廷下令将黄河南、北的荒田分给蒙古军耕种。有时，还有一些蒙古平民自外地迁入河南，仅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一次迁入益都（今山东青州市）耕田的拔都儿部畸零户便有347户。
4．内迁少数民族族群的汉化和华北汉族的发展
少数民族族群的汉化是中国族群关系中一个十分突出的历史现象，前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波澜壮阔的入主中原的匈奴、鲜卑、乌桓等北方少数民族族群汉化的运动。宋元之时，这种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族群再一次掀起了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汉化运动。
在中国这个封建中央集权制根深蒂固的国家中，少数民族族群的汉化，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必然受到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者所执行的政策的影响和规定。在中国历史上，一则由于汉民族人口众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汉族人口的汪洋大海中，从巩固统治地位出发，就不得不同战国时期楚将庄入滇“变服以其俗以长之”一样，实行汉化政策。二则由于汉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所以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即“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所吸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
辽、金两国历史上都发生过主张汉化和反对汉化的斗争。辽在太宗死后，发生过主张汉化的耶律培派和反对汉化的述律后培的斗争；金世宗就极力保持女真旧俗，反对汉化。但是，在民族同化风云兴起，成为一股历史潮流之时，汉化就成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辽、金都先后出现过北魏孝文帝式的人物，顺应历史潮流，推行汉化政策。辽圣宗是辽国推行汉化政策的代表。圣宗本人不仅喜读《贞观政要》，而且善吟诗作曲，成了契丹族汉化的带头人。他推行的改革，如仿汉族政权修史体制，编修实录，把《贞观政要》作为治国的经典，提倡汉化了的佛教，不仅使封建制确立，也有力地推进了契丹族的汉化。在金朝，海陵王是女真族的孝文帝。他的魄力和措施毫不逊色于孝文帝，把都城从上京会宁府迁到燕京，表明了汉化的决心。章宗继承海陵王的事业，成了金皇帝中汉文化最高的一人。他规定各地对汉民族先祖帝王伏羲、神农、轩辕、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文王、武王等要三年一祭，并在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号，教授经书，科举以经书为标准，表明了对汉民族心理素质的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