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了反清的革命任务后，会党与革命党很快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双方的利害冲突进一步加剧，一些会党由对革命党不满进而发展到反对民主共和，图谋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复辟帝制，逐步走向了反动。湖北境内，七星会、同袍会、红灯会、绿带会、九龙会、天王会等会党组织公然设立总机关，树立大旗，刊用私印，发布伪示，有左右元帅及丞相、将军等名称，大肆活动。江西义宁（今修水）县，“自光复以来，洪江遍地”，“闻山口漫江一带地方有匪首陈太恩、莫珠圆二人，唱为再行光复之说”，拟于1912年5月18日晚起事。四川境内，哥老会首领谢厚鉴“拜纳流氓，勾结营勇，假立前清旗号，聚众数千人于罗江、绵竹、德阳等处，谋为不轨”。浙江境内，会党纷纷重建组织，“如大刀会、小刀会、合命党、保卫团种种名目，私运枪械，意图大举”。遍及苏、浙、皖地区的九龙山会“运动南五省预备起事”，号称“帮办浙江天兵”，旗号为“兴汉灭洋”。安徽的“大把子香”，“其宗旨全为图谋不轨，反对共和”；活动于芜湖至上海长江沿线的海龙会甚至扬言：“民国是我们建造成功的，到如今我们都无事可做，非推翻民国不可。”[冯自由.革命逸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1]革命党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一度倚为革命主力的会党，居然在民国成立伊始就走上了与他们对抗的道路。当时有人评论道：“自各省军兴以来，共和党人欲收速效，于运动军队外，则以运动会党为目的，其策略虽获售，然向日赖以成事者，今则亦因之败事。如赣、如蜀、如黔，皆成会党势力范围。”“长此不治，则充吾二十二行省皆成会党世界。而黄巢、李闯王之祸复行现于今。”[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Z］.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1912年1月29日，孙中山致电江西社会各界，表明了他对会党的态度：“近闻省垣有呼群聚啸，扰害地方之事，倘不严申禁令，殊与本总统建立共和民国宗旨有违，即各界保民起义，初心亦当不愿有此。建设之事较诸破坏尤难，务当化除畛域，合谋统一，所有朋比异同，易于误会之举，尤宜痛行戒绝，民国前途实有赖焉。”当时大多数革命党人清醒地认识到：“今日各都督对于此辈，唯有集重点群聚不逞之徒，分别首从，而以严刑峻法治之。”[冯祖贻，顾大全.贵州辛亥革命［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一些掌握地方政权的革命党人对会党采取了强行取缔、严厉镇压的措施，才有效地遏制了他们掀起的这股逆流。自民国建立后，宪政党人为稳定政局，首先对哥老会开刀。1912年2月云南军政府制定了针对帮会的“惩治律”，云南都督蔡锷发布了《严禁开公口山堂告示》，严厉禁止哥老会的行动和普通民众参加哥老会。1912年5月10日《申报》报道：“滇省哥老会首傅秉章等自反正后聚众开堂，谋为不轨，业经巡警局长侦出证据，禀请正法，而傅之党羽张显之、撒云山等亦分别监禁。该匪等自应涤颅洗心，改弦易辙为正当之营生，以期保全头颅，不意近来又有秦聚五等复暗开振华会，勾结援军，联合各匪为傅秉章复仇，救张显之出狱，目前又被侦实捕获，讯供不讳。乃由巡警局禀请张显之、撒云山、秦聚五三名……并绑赴南校场正法。”[李景恩.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会党［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4）]四川和贵州的哥老会势力则同样在滇军和本省宪政党人的联合打击下，损失惨重，精英殆尽。云南军阀所统率的部队，以北伐为名，更以帮助邻省解决哥老会问题为借口，先向四川出兵，并干涉四川政局，不久又以同一手段施加贵州省。在西南军阀的武力镇压与拉拢下，云贵川的会党活动大都偃旗息鼓了。袁世凯在1912年9月发布的《大总统令》中称：“我国国体甫更，人心未定，此等秘密之集会结社若无事先预防，小之则流毒社会，大之则危及国家，应由各省都督、民政长督饬军警严行查访。各该地方如有秘密组织，意图聚众骚乱者，不问是何名称，均即按照刑律命令解散。自经解散以后倘再秘密组织，意图聚众骚扰甚或有阴谋内乱及妨害秩序各情事则刑律均列有专章，尽可随时逮捕，按法惩办。”[萧云岭.论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失败［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1）]
1913年春刺宋案公布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惊愕之余，很快掀起了反袁高潮———二次革命。在二次革命中，革命党人积极联络各地会党及与之有联系的军队，使会党又一次充当了革命的马前卒。湖南会党分子刘鸿远，在宜章主县政时，就愤然布告说袁世凯的“中央政府万恶”，捣毁附袁的该县共和党分部，自号北伐军总司令，在湖南积极筹备北伐。宁夏哥老会头目高士秀，一直反对封建统治，主张民主共和。他在1911年10月就加入了宁夏革命军同盟支部，袁世凯窃国后，一直率领宁夏会党武装积极反袁。在浙江，会党首领王金发等人于1913年7月下旬率部众千余人聚集嵊县西乡，图谋占领县城。在四川，哥老会首领张百祥率领会众占据绵阳，成立西北军总司令部，通电讨袁。在湖南，洪江会头目柳东初在二次革命中于衡山组织炸弹队。另外，1913年9月6日的湖南长沙兵变，1914年3月10日的广东黄冈兵变等无不与会党有关联。对于会党在反袁斗争中的英勇表现，袁世凯大为恼火，他一方面坚决镇压会党的政治暴动，严厉禁止会党活动和秘密结社，另一方面又加紧收买、分化会党，拉拢会党头目为己所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下令通缉参与起事的会党首领。又于1914年1月9日发布了《严禁哥老会令》，称“我国哥老会发见于数十年之前，蔓延至十余省之广，往往纠集死党，欺压良民，无论大邑通都，穷乡僻壤，靡不有若辈踪迹。其甚者，则勾结土匪，扰害治安，或要挟地方官，于各属设立码头，以及开山立堂等事，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小之贻社会之忧，大之为国家之患，若不严行禁阻，何以弭隐祸而靖人心。嗣后，各省如再有哥老会设立码头暨开山立堂，或另立共进、改进等项名目，应由该省都督、民政长严予惩办，并通饬所属，一律悬为严禁。其已经设立各处，亦宜设法迅速解散，以杜乱萌，是为至要”。[彭先国.试论民初会党与革命党的分裂［J］.民国档案，1998（3）]袁世凯在查禁帮会的同时，又多方拉拢帮会头目，使其为己服务，通过赠款、授官等手段先后收买了帮会头目徐宝山、徐宝珍、章武、张宗昌、王和顺、张尧卿、何海鸣等人。袁世凯在全国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后，利用高压政策，对会党又打又拉，使其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往日叱咤风云的会党，很快便失去了原有的活力，被迫走向了“地下”。到直、皖、奉三大派系及其他军阀混战，中国进入了一个极为黑暗困苦的时期。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为沉寂几年的帮会势力的重新崛起提供了新的平台。但是由于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会党的抛弃，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对下层民众已失去了曾经的吸引力，过去曾追随这一奋斗目标的会党失去了前进的政治方向。因而，这一时期会党活动的政治目标是不明确的，他们为了自身的发展，便纷纷投靠各地军阀，全面地走向了反动。
从民生主义到民生问题
——纪念辛亥革命、学习孙中山先生思想的一点体会
吴晓红[吴晓虹，宁夏社会科学院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世界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潮流相互激荡之时，一场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革命——辛亥革命于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爆发，历史永远不会忘记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这场伟大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中山先生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实践家，而且无愧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位总设计师。他创立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革命学说，并根据当时中国国情，提出了“振兴中华”[见：孙中山文集]的口号，亲自考察并制定了《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对今天中国发展仍然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伟大理论体系，孙中山思想理论永远是中华民族的珍贵精神财富。毛主席曾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522]
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华诞，我们在重温孙中山思想的同时，结合当今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与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进行比较发现，民生主义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更得以继承和发展，对当今现实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实践参考价值。
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现实体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认真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制订出建立共和制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和方案，实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又称“三民主义”。在孙中山先生看来，民族主义就是要求中国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民权主义就是要求主权在民，建立法治国家，人民拥有政权，政府只拥有治权，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民生主义就是要求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理念即三民主义的原初表述。当时，“民族、民权、民生”不仅是国人在屈辱的近现代史上奋斗的目标，而且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它们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毛主席曾说过：“在他的一生，他的三民主义只有发展而无弃置”[广东通志·孙中山志.见：毛泽东文集（第二卷）.647]。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完成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双重任务。在民族问题上，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长期斗争，中国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但是，由于国内外势力的干扰，中国的民族问题尚未得以完全解决。如新疆、西藏地区的极少数极端分子和敌对势力试图制造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大团结。台湾问题还未解决，和平统一大业任重道远。在民权问题上，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主张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目标。然而，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仍显滞后，中国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仍未得到充分体现，政府及其官员以权代民、以权代法等不民主、不合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步伐，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政治权利，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建设高效、廉洁、透明的服务型政府等都是需要解决的民权问题。民生问题更是关乎人们切身利益的最现实的问题。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收入大幅增长，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物质文化需求得以极大满足。这些充分表明中国的民生问题得以有效缓解。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新的问题已逐渐产生并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如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拉大，城乡、区域发展明显不平衡，教育、文化、体育、卫生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保障水平亟待加强等等。而要解决上述民生问题，关键还是要真正实现社会普遍意义上的公平和公正。总之，民族、民权、民生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国安定团结、社会发展的局面。借用中山先生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见：孙中山文集]“民族、民权、民生”这一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话题，也必须为当代人所正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