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第二次政策性的变化，发生在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回族的戒备和限制，并将以回族为主体的甘军调入京畿。这是回族军阀集团发展的极好机会。在甘军瓦解之际，回族军阀借助随行护驾有效保存了实力，取得了清廷的信任。马海宴、马麒、马福祥等人参加了攻打使馆区的战斗，马福禄等回族将领还为此血洒疆场。马福祥在他的《磨盾余墨》中写道：“仲兄躬督战，当者皆摧折。天黑地如绠，淫霖无休歇……仲兄践尸登，猱升破扃 。飞弹突入唇，一朝成永诀。齿嚼龈为穿，身殒名不灭。可怜骨肉间，五人同战殁。戚族繁有徒，捐躯更惨绝。”[西北马家军阀史.18]马福祥等人在抗击八国联军、攻打外国使馆等军事活动中，虽然付出了亲人捐躯的惨痛代价，但是却通过战争的洗礼，建立健全了内部的指挥体系，形成了军队的骨干，提高了回族士兵的素质，积累了进行军事、政治活动的经验，更新了军事装备。这一切，对于宁马军阀集团的兴起和发展，形成独霸一方的军阀势力，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清政府中央集权的衰落，造成西北社会局势的不断失控，不得不一步步地将部分权力，让渡给羽翼渐丰的回族地方军事实力派。辛亥革命前后，清廷对回族政策进行了第三次调整，也是这次调整将甘马、宁马、青马军阀集团推到了历史的前沿，成为主宰西北的地方实力派。面对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当陕西民军宣布独立后，清政府为了挽回败局，同意回族军事实力派人物马安良、马福祥扩充军队，使其力量得到迅速壮大，足以支撑地方局面。这次政策的调整，使得回族军事实力派的势力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左右地方政局的一股政治势力。尤其是马福祥善于审时度势，在清王朝的崩溃中保存了军事实力，并得以脱颖而出，成为左右西北政局举足轻重的因素。并且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获得了夺取地盘和地方军政大权的机会，跻身为全国大小军阀的一员。辛亥革命这一历史剧变使得宁马军阀集团踩着清王朝的残体，崛起于宁夏大地，并开始主宰宁夏地区。
二、辛亥革命前后宁夏地区政治权力的对弈
（一）革命派
宁夏革命党人的活动，以及后来同盟会宁夏支部的建立是和甘肃兰州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分不开的。1911年6月，在兰州的“西北革命同盟会”派出同盟会会员刘先质、吕锡有、陈海山、颜伯亭等人，至宁夏开展工作。同年7月在吸收了哥老会等其他各方面力量的情况下，组织建立了“宁夏革命同盟会组织”。在后来的灵州民军起义、攻打宁夏府城等各次起义中，革命派发挥了领导和指挥作用。在攻占了宁夏府城之后，积极筹划成立了“支那宁夏革命军政府”（宁夏军政府）[陈育宁主编.宁夏通史.338]，并且革命党人刘先质担任了革命新军——宁夏革命军的军督指挥。虽然革命党人的活动在宁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但是同全国各地辛亥革命后的情况类似，宁夏革命党人在宁夏的军政府中并没有太多的实权和力量。试看1911年11月21日，宁夏革命军政府的成立，当时推举孙廷寿、胡志笠、吕锡有等10人，筹组临时宁夏革命军政府。同时，推举刘先质、高士秀、高登云、刘华堂、刘复泰、刘照黎、孙学文等10余人为军事委员，负责军政府革命武装的组建工作。推举乡绅张方、吴复安等人为宁夏咨议局筹备委员。并且在11月23日“支那宁夏革命军政府”成立中，革命党人自觉无主政经验，认为必须由有社会威望的人主政，于是，推举原宁夏道台孙廷寿为大元帅。[陈育宁主编.宁夏通史.338]革命党人对宁夏政治局面的控制可见一斑。
辛亥革命后，这些参与辛亥首义的功臣并没有在宁夏的政治舞台上起太大的作用。他们如同昙花，在宁夏革命之势风起云涌之际，活跃于历史舞台，积极投身于宁夏的辛亥革命。伴随着政局的逐渐明朗，局势的日益稳定，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二）会党
会党的力量在宁夏的辛亥革命中表现也是非常突出的，哥老会的首领高士秀、刘华堂等人在辛亥革命前也加入了同盟会，与同盟会会员密切合作、共同斗争，成为宁夏辛亥革命的“坚实的基础”与骨干力量。但会党毕竟是一种落后的组织，有其自身不能克服的弱点。当革命胜利时，为争权夺利，则会产生排挤革命党人的现象。面对西军和河东地主豪绅组成民团的联合绞杀，高士秀和刘华堂部也惨遭失败，溃不成军。会党既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也没有先进的组织形式，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只能趋向失败。以会党的实力，在辛亥革命后宁夏的权力角逐中只能日益走向衰落。它们不能成为宁夏政坛的主导力量，只能在宁夏辛亥革命发轫之初暂时活跃。伴随着政治力量的逐步稳定，这股力量最终也沉寂下来。
（三）封建残余势力
宁夏地区的封建残余势力并不像全国其他地方，可以在辛亥革命之后完全控制地方。在宁夏起义发生后，原宁夏镇台利用回汉矛盾，组织地主团练进攻起义军。当时有金积堡的马学文、董某，吴忠堡的马玉书、张四，灵州城南的马玉赞、王先元等[陈育宁主编.宁夏通史.342]，然而这些地主团练并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辛亥革命后也销声匿迹，并没有在近代宁夏的历史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地方上的封建势力如此，当时位于权力周边地区的那些前清旧官僚们也没有太多的实力可以控制当时的宁夏地区。
（四）宁夏地区的回族武装力量
历经历次反清起义，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使得宁夏地区原有的回族力量、门宦势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尤其是金积堡回民起义被左宗棠镇压后，宁夏地区的回族本土力量更是被破坏殆尽。1871年，面对清军的围困，马化龙亲到刘锦棠军营，表示“念族众无辜者多，转秉曲宥，仅以罪民一人抵罪，死无所憾”[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三七.见：陈育宁主编.宁夏通史.314]。然而马化龙的投降并没有挽回金积堡回民起义即将被剿灭，广大回族群众被杀戮、迁徙的悲惨命运。刘锦棠于3月3日将马化龙父子亲属22人凌迟处死，同日被杀害的还有马化龙的族众党友80多人。左宗棠得意地说：“西陲之靖，于今九年，关陇诸回，衰视金积为向背，今金积堡破，回势瓦解矣”[中兴将帅列传.见：陈育宁主编.宁夏通史.314]。此后，左宗棠将金积堡等处一万两千多回民中的老弱病残，迁徙至固原进行安插落户。所有被强制迁离家园的回族群众，家资田产全部充公。
金积堡等地宁夏回族社会原有结构经过此次残酷镇压遭到严重破坏，其原有的组织体系被打乱，重新恢复和建立这一组织需要一定的时间。宁夏地区的回族力量、门宦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而且回族力量在宁夏社会始终是民间的力量，历经历次起义所要努力追求的也只是本民族对自己民族事务的管理，而并不是对权力的渴望和追求。河州地区不同，因为马占鳌的投降，河州地区保持了反清时期最完整的社会组织结构，成为西北回族政治力量最雄厚的地区。从这里崛起了后世所谓的甘马（马占鳌一系）、青马（马海宴一系）、宁马（马福祥一系）回族军事集团，成为左右近代西北政局举足轻重的力量。
三、回族军阀自身的条件和优势
（一）军事上：邵武军
早在河湟事变发生之前，马福祥家族已拥有一支武装，事变发生后，陕甘总督杨昌浚命令马福禄将其所率士兵编为“安宁军”，马福禄任督带兼步兵管带，马福祥任骑兵管带，“助官军而戮同教”[王树枬.马福禄神道碑.见：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34]，配合官军镇压起义，渐成气候。这支500人组成的地主武装成为宁马军阀集团的渊源。河湟事变中，董福祥对马福祥兄弟的全力协剿很满意，战后奏请擢马福禄为记名总兵。马氏兄弟所率之“安宁军”也扩充为马步七营旗，编为简练军，隶属董福祥的武卫后军。
马福祥从甘军中分离出来以后，就刻意独立发展，自成一体。因为是武举出生，而且朝廷曾在1902年赏给马福祥“记名总兵”头衔，故而在官阶、名义上已经与马安良相当。1905年，升允调任陕甘总督，马福祥在护驾西行时与当时的陕西巡抚升允相识，并拜他为师，两人交往甚为密切[马少云回忆录.香港：香港文艺书屋，1984.43]，有了这一层关系，马福祥在升允担任陕甘总督后即被作为升允的亲信调入省城兰州，担任督标中协协台，掌管五营兵马。1906年1月，以记名总兵兼西宁镇总兵，后兼阿尔泰护军使，1908年兼任西宁矿务总办，1909年调巴里坤镇总兵（未到任），旋回省城任常备军第二标标统。
1909年，升允将甘肃的军队整肃为常备军马步四标，马福祥担任第二标标统。同年冬，原伊利将军长庚取代升允担任陕甘总督，又将四标改为巡防队，马福祥手下有四营的人马，在甘肃新军中已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到辛亥革命前夕，长庚再次改编甘肃常备军，把马安良的镇南军改为精锐军，又称“精锐西军”或简称“西军”；马福祥的第二标（西路巡防队）改为邵武军，允许各军自行招募、扩充人马。至此，马福祥在甘肃军界地位已是举足轻重。
拥有一支强硬并且忠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为宁马军阀集团的崛起并且入主宁夏提供了军事上的保证。在“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尔”的一个王朝末世，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想要在各种力量角逐中取胜是根本不可能的。邵武军的军事实力为马福祥家族的崛起及其在与宁夏地区各派势力斗争中最终取胜作了铺垫。
（二）马福祥个人的才智和谋略
宁马军阀集团的奠基者马福祥，亲历了河湟事变，经历了庚子之役。战争的洗礼和西行护驾的经历，使他在政治斗争中经受了更多的历练。据知情者宋干臣在《我所知道的马福祥》一文中回忆，马福祥纵览经史，结交名流。[宁夏文史资料研究会.宁夏三马.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马福祥的个人经历使得他在处理政治事务中圆滑老练，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初，面对政治剧变，马福祥注意国内时事，知道清政府大势已去，不愿为其卖命。当升允任命马福祥为攻陕先锋时，马福祥则认为“专制必不久，共和必告成”，不肯再为清廷效力。恰好其父马千龄于1910年8月病故，他借口“服制未除，呈请给丧，许其辞差”，[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6.见：西北马家军阀史.24]拒绝了参与对甘、宁两地辛亥革命的镇压。留守兰州，等待观望，在政治上给自己留下了一条退路。
宁夏革命全甘震动，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升允赶忙从攻陕前线的清军中，抽调“精锐军”马安良部的帮统马麒率领马步六营，星夜直扑宁夏“剿办”民军起义。西军在宁夏敞刀三日，灾难和杀戮遍布宁夏大地。而此时的马福祥却以为父亲服丧为借口，韬光养晦，避免参与镇压宁夏起义，为以后主政宁夏赢得民心。
在河州服丧观望革命的马福祥，当看清了形势后，从河州兼程抵兰，向长庚泣陈道：“甘肃财政奇穷，川鄂又有援陕消息，一旦军饷匮乏，前途不堪设想。为地方计，应随局势演变，相机而为”，所谓“相机而为”，其意不言自明。[水梓.民初甘肃省临时议会琐议.见：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马福祥因为拥护共和，数次得到袁世凯政府的任命。1912年4月初，被任命为阿尔泰护军使；5月22日，任命为西宁总兵；7月14日，又任以西宁镇总兵兼署西宁办事大臣（旋改青海办事长官），均未到任。8月21日，又任命为宁夏镇总兵，这次任命，马福祥接受了。马福祥在为慈禧太后西行护驾时，审时度势得到当权者的信赖，在与升允的交往中，以师生之称，获得这位陕西巡抚的推荐和重用。而且在辛亥革命之初，他看清清廷的灭亡指日可待，民主共和必将深入人心，便避免参与镇压革命，并且在袁世凯的一系列任命中，斟酌再三，选择了宁夏作为自己发展的地盘，避免了与马安良及马麒争夺地盘。不能不说马福祥个人的才智和谋略是宁马军阀集团崛起的一个重用因素。
四、宁夏地区的社会民情
（一）回族群众对民族自治的追求
明清两代，西北穆斯林对甘宁青地区的经济发展、土地开发贡献巨大，然而穆斯林的地位却十分低下，以致后来成为清政府刻意防范和严厉镇压的对象。自顺治朝米喇印、丁国栋起义后，清政府制定了对回族的防范政策。以至于连正常的宗教活动“主麻”、开斋节等也常常被误以为是“聚众谋反”而招致非议、猜疑乃至冤案。这些高压政策为同治、光绪年间的西北回族起义埋下了种子。广大回族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权利，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要求一次次在与清政府的斗争中，从起义到追求抚局中体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