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陕甘两省为宁夏辛亥革命提供了革命力量
辛亥革命前夕，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和甘肃两省天灾人祸频发，社会经济凋敝，人民极端困苦。“今日中国之乱机遍地皆是，如处火药库上，一触即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3.490]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陕甘两省的哥老会、刀会和黄表会等下层社会组织中都出现了反对封建剥削压迫、反对外国势力经济掠夺的思想，出身于贫苦农民和下层手工业者的广大会众开始从事不同形式的反清活动。同时，在民主革命思潮的熏陶和感染下，陕甘两省的革命组织也蓬勃发展，不但出现了主张民主革命的进步团体，而且某些帮会也在民主进步思想影响下逐步开展革命活动。这些分别代表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力量的组织，在西北地区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成了宁夏辛亥革命的爆发。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哥老会和同盟会分会。
（一）陕甘两省哥老会对宁夏的影响
哥老会是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帮会组织，与天地会等长期活动于南方地区。哥老会以前通称“会”，以自称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后裔的“洪帮”为主，自兴中会与天地会等联合后始称“会党”。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一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团体的总称。宁夏哥老会随着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大军由南方而来，当时随军的湘、鄂、皖、川士兵多为哥老会中人。平定陕甘起义之后，这些南方籍下级官兵退伍后纷纷落籍西北各地，除少数从政或从事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外，大多因失业而变为散兵游勇。随着哥老会势力在西北地区的发展，其会众的民族成分也日益广泛，包括汉、回、蒙、藏、满等各族下层民众。由于不堪忍受生活的困苦，他们通过联络在宁夏地区建立并发展了以“反清”为目标的哥老会秘密组织。宁夏籍的破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为了生存而反抗官府，也积极投身哥老会，把参加帮会作为其反抗斗争的“惟一途径”[陈育宁.宁夏通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55~56]。
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腐朽与阶级矛盾的激化，哥老会势力逐步发展成为能够领导西北地区反清斗争的主要力量。陕西哥老会、刀会和义和拳等帮会组织发展迅猛，“党羽布渭河一带”。[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34]广大甘肃民众不堪忍受封建统治的残酷剥削与压榨，抗捐抗税斗争此起彼伏，哥老会入会者日趋增加，形势发展如火如荼。到光绪末年，甘肃西起瓜沙，东至环庆，北抵银夏，南及洮岷，哥老会无处不有。在革命党人的积极联络下，甘肃哥老会不断在兰州和宁夏府城等地街头张贴革命标语，积极扩大社会影响。地方官员惶恐不安地感叹道：“甘肃自七月初间，人心惶惶异常，匪党潜踪，变端呼吸，几有不可终日之势。”[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第1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84]正是这种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催生了陕甘两省反清斗争的社会环境，为其革命条件的成熟和辛亥革命在西北地区的爆发奠定了坚实基础，为酝酿宁夏辛亥革命提供了理想土壤。
作为宁夏辛亥革命重要力量的哥老会的反清斗争由来已久，对其影响最大的是会首赵良才所领导的光绪年间的暴动。光绪九年（1883年），赵良才在韦州和金积堡一带以医病、开粉房和开店设货栈为掩护秘密发展哥老会组织，通过购买枪支积极发展反清力量。光绪十一年（1885年）六月，赵良才自称“西烈王”，组织六百名会众拟于十一月举事攻打宁灵厅治所金积堡。后因事机泄密，起义计划流产。光绪十二年（1886年）九月，赵良才再次组织数百人的义军，拟占领永安堡，以“西烈王开国大将军”的名义号召起义群众参加队伍。但是在商人、地主和官府的收买与联合绞杀下，起义军在节节败退中宣告失败。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是哥老会首领赵良才在贫苦农民中组织发动的有准备的起义暴动，是回汉人民反压迫、反剥削、共同参加的反清斗争，具有农民起义的特点，表明西北地区不仅民族矛盾尖锐，阶级矛盾也空前激化了[陈育宁.宁夏通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49~50]。这次起义的失败说明宁夏地区哥老会势力还很弱小，单独行动难以取得成功，必须与其他地区哥老会或组织联合行动才有希望，这就为后来陕甘两省哥老会与宁夏地区哥老会之间的相互配合奠定了基础。
在光绪年间赵良才领导的起义失败之后，宁夏地区的哥老会势力并未受到重创，反而在陕甘两省哥老会的帮助下发展壮大，从而为宁夏辛亥革命的爆发积蓄了力量。高士秀是宁夏地区另一位参加哥老会较早的知名首领，是宁夏辛亥革命的主要人物。高士秀在义和团反帝斗争影响下加入了哥老会，练就一身功夫，因鄙视贪官、扶危济困而深得群众爱戴。为躲避宁夏官府“反洋教案”的通缉而转往陕北、伊克昭盟和金灵一带秘密活动，与陕北各地哥老会取得了广泛联络。因其在陕北、内蒙古后套和宁夏金灵地区哥老会中资格最老、武功高强、胆识谋略过人，又有众多“洪门”兄弟，所以被拥立为“龙头大哥”，即“坐堂大爷”。辛亥革命前夕，宁夏府城和陕北哥老会会众共拥高士秀为首领，以贺兰山为名建堂，称其为“贺兰山堂主”。高士秀的“贺兰山堂”以“四海香”、“五湖水”标志“山、堂、海、水”，意为联合五湖四海“洪门”兄弟共举义旗，旨在“立国安邦”，这些都具有农民革命的特点和应时的号召力[陈育宁.宁夏通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55]。
哥老会虽为反封建帮会组织，各有“山堂”，互不统属，但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所打击的敌人是一致的。所以，宁夏哥老会的斗争并不孤立，他们与各地都有广泛联系，已经打破了过去狭隘的地方局限，尤其与陕甘两省哥老会的联系更加紧密。高士秀的“贺兰山堂”与陕西关中哥老会首领张云山的“通统山堂”、马秉乾的“秦凤山堂”等过往密切，声息相通。在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一些进步的哥老会将革命思想引入反清斗争中，不但丰富了斗争含义和内容，而且为与革命党人的联合奠定了基础。宁夏辛亥革命的兴起与陕甘两省哥老会的相互作用密不可分，陕甘两省地域毗连，其哥老会又与同盟会革命党人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态势，在反清斗争中互相配合，共同组织起事活动[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34~335]。宁夏府城的“西泉山堂”提出了“聚西北豪杰为华族请命，合世界大同与平民出头”的口号，这已超出“洪门”哥老会在南方秘密斗争的范围。从其革命纲领“血心共立，定国安邦，异族同胞，共立朝纲”来看，显然受到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影响，已略知民主共和口号[陈育宁.宁夏通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56]。这与革命党人、陕西同盟会领导人张凤翙密切相关，陕西省哥老会会众和革命组织在其领导下团结一致，在促成陕西革命爆发的同时催生了宁夏革命浪潮。1910年7月，陕西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井勿幕和钱鼎等革命党人与张云山等三十余名哥老会堂口坐堂大爷在西安大雁塔歃血订盟，共谋反清大计。同年年底，张凤翙和张云山将其订盟之事和在陕西等地酝酿革命的情况通报高士秀和刘华堂，要求他们积极开展活动并组织策应，做好宁夏举义准备。
（二）陕甘两省的革命党人和革命组织对宁夏的影响
随着民主革命思潮的持续涌入和影响的不断深入，在封闭落后的西北地区也出现了不少具有革命思想的进步组织。其中影响最大且最为深远的是同盟会，它在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努力争取哥老会等势力与之联合，不但壮大了自身力量，还带动了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
宁夏革命党人的活动以及后来同盟会宁夏支部的建立都与甘肃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密不可分。革命党人在甘肃的革命活动于1907年以后正式展开，为辛亥革命前夕西北地区革命力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根据1905年制定的《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甘肃应设同盟会支部。1906年在东京成立了陕甘同盟会支部，甘肃学生张赞元担任支部事务员。虽然支部负责人井勿幕等人在甘肃进行过相关活动，但是在组织发展方面并未形成革命力量，加之条件的不成熟和种种困难，成立甘肃同盟会分会的计划并未实现。1907年，清廷调湖北陆军42标前往伊犁巩固在疆统治。这支新军的标统就是著名革命党人杨赞绪，士兵多为深受日知会影响的革命分子，他们在武昌日知会被破坏后随军到西北边疆“另谋发展”。1907年开始，同盟会经常派人到陕甘交通线活动。在此背景下，甘肃这个“远在边疆，对革命尤为茫然”的地区人心立为振奋，民主革命思想在西北逐步传播开来。在多方努力策划下，以刘先质和彭大寿担任总联络的“西北革命同盟会支部”在兰州成立，通过联络会党和发动新军，积极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同盟会纲领。1906年杨增新担任新建的武备学堂总办，宁夏府城的吕锡有等人被召入学习军事，参加了“西北革命同盟会”[陈育宁.宁夏通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57~58]。
1911年6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甘肃同盟会支部决定选择宁夏作为甘肃省革命举义的首图之地，认为宁夏符合举行革命的战略条件：扼清廷北路交通要道，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粮饷充足，可支持长期革命斗争；反革命势力较弱，易通过突然袭击取得成功。于是，甘肃同盟会支部派遣同盟会会员刘先质、吕锡有、陈海山和颜伯亭等人到宁夏开展工作。他们一方面在宁夏府城通过张贴革命标语积极宣传同盟会纲领，另一方面深入群众联络各社会阶层，发动绅、学、军、政界有识之士，不断扩大革命影响。同时，积极联络哥老会各山堂首领，宣传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革命党人开展的这些革命活动受到哥老会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积极响应。为了加强与哥老会的合作，同盟会会员刘先质、吕锡有、陈海山和颜伯亭等人都加入哥老会并被推举为会党首领。同时，刘先质等又发展高士秀与刘华堂等哥老会首领57人加入同盟会，成立了“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刘先质任支部负责人。同盟会与哥老会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性格局，双方密切合作，共同开展斗争，这就使哥老会由一个一般群众参加的以“反清复明”为斗争口号的秘密组织转变为公开的以“排满革命”为目标的进步会党。在革命党人的努力和同盟会组织的领导下，哥老会有了前途和蓬勃生命力，成为宁夏辛亥革命的坚实基础与骨干力量。这样，宁夏就有了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领导的核心力量，原本孤立分散的斗争局面有所改变。
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的成立，为宁夏辛亥革命带来了生机和活力。革命党人和哥老会会众密切合作，不但利用多种形式和各种社会关系积极为革命筹款，而且广泛开展宣传活动，扩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壮大革命队伍。他们深入城乡发展、组织革命力量，秘密串联，争取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在驻宁清军内部大量开展争取和瓦解工作，通过发展哥老会会众和同盟会成员，使不少下级军官和士兵倾向革命。通过革命党人和哥老会各方面的革命活动，宁夏举义条件已基本成熟。所以，在武昌起义和陕西革命推动下宁夏哥老会入会者日益增加，有数千人之多，势力迅速发展壮大。
二、陕甘两省对宁夏辛亥革命的影响
（一）陕西省的革命形势对宁夏辛亥革命的催生作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敲响了清朝腐朽统治的丧钟。在武昌起义的有力推动下，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熊熊革命烈火席卷中华大地。原本封闭落后的西北地区也陆续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浪潮席卷陕甘两省。10月22日，陕西革命党人联络会党和新军在西安发动起义，一举光复古都，成立陕西军政府。西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西北地区革命运动，对甘肃守旧势力产生了巨大冲击，客观上为甘肃和宁夏革命浪潮的高涨创造了有利条件，促成了宁夏地区辛亥革命的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