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的责任，归纳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
——毛泽东
党管干部是我们党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也是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的重要标志。
一个称职的领导者不仅能谋善断，而且要善于用人。有了众多贤明人，好的政治就得以推行。如果有了好的工作思路和发展战略，而不善于用人，没有一支得心应手的干部队伍去组织实施，那么再好的主意，谋略和决策，也只能是毫无意义的一纸空文。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当好党委一把手，关键是识人、用人。
第一节兴废由人事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这两句诗出自唐朝刘禹锡的《金陵怀古》，兴废，指国家兴亡；人事，指人为之事；地形，指地势险要。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国家的兴亡取决于人的因素；山川险要是不足为恃的。
一、得贤则昌，得士则强
“纵观千古存亡局，尽在朝中任佞贤。”无论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证明：得到贤才，国家就昌盛；失掉贤才，国家就衰亡；得到人才，国家就强大；失掉人才，国家就衰败。在《史记·商君列传》就写有“得人者兴，失人者崩”的箴言。
公元前689年，齐襄公无道，国内混乱，襄公的几个公子也人人自危。管仲带公子纠逃去鲁国，鲍叔牙带公子小白逃去莒国。
不久，齐襄公在内乱中被杀，新立国君又死于内乱，齐国群龙无首。分别逃到鲁、莒两国的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展开了一场争夺王位的斗争，两军相对，怒目相视。管仲偷偷弯弓射箭，正中公子小白，小白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倒在战车里。
其实，小白并没死，管仲那一箭恰好射在他的带钩上。他是为了麻痹敌人，假装中箭而死。小白赶忙同鲍叔牙昼夜兼程回到齐国，登上王位，这就是齐桓公。
后来，鲍叔牙在齐桓公面前多次诚恳地保荐了管仲，他说：“管仲可以说是盖世奇才，比起我来，要高明十倍呢！”
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劝告，不但赦免了管仲，还拜管仲为相国，鲍叔牙自以为不如管仲，甘当管仲的副手。
在管仲治理下，齐国很快富强起来，齐桓公成了诸侯中的霸主，在历史上留下了功绩赫赫的一页。
管仲帮助公子纠同齐桓公争夺王位，特别是与齐桓公有一箭之仇。但齐桓公不记私仇而重用管仲这位贤才，可谓传为千古佳话。
勾践为春秋末年越国国君，他之所以转弱为强，灭亡吴国而成霸主，重要的一条就是给所谓“达士”，即有名望的人，把房间打扫干净，让他们过“鲜衣美食”的生活，激励他们为国尽力。“四方之士”投奔越国，勾践必在庙堂上接见，以视尊重。勾践把吸引、搜罗人才，发挥其作用，当作“振兴国家”的一项决策。
刘邦得了天下，是因为对张良、萧何、韩信、陈平、周勃和樊哙等人才的重用。刘邦把能否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提高到了能否“得天下”的高度。
刘备曾连连被曹操所败，后来率军退到湖北新野一带，三顾茅庐请“卧龙”先生。当诸葛亮见刘备求人才心切，态度恳切，尊重人才，眼光远大，决心出山相助，从此跟随刘备，指挥战斗，运筹帷幄，管理内政，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根基。
唐代，李世民在当皇帝期间，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史称“贞观之治”，当他提起成功的原因时，总结了五条。他说：……第一，从古以来的帝王往往妒忌有才能的人；我见到别人的才能，好似就是我自己的才能。第二，一个人做事，不能样样都会，我用人总是用他的长处。第三，人主升进贤良的人，喜欢的要抱进怀里来，黜退犯错误的人，厌恶的要推到沟里去；我敬重贤良，原谅犯错误的人，使他们都得到适当的待遇。第四，人主常憎恨正直人，明杀暗杀，历朝都有；我即位以来、褒奖正直，从没有黜去一人。第五，从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独不取这种偏见，同等看待汉族和非汉族的人，因此别的部落都来归附。
二、人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据报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连天炮火声中，美、德两国开展了一场制造原子弹的竞赛。负责德国人开展研制的是现代物理学权威海森堡。美国人为了阻止对方的进程，决定把海森堡抓到美国。1943年秋，美国组织了一支由军事、情报与科研人员参加的侦察小组，很快获得重要线索：纳粹的实验室就在德国南部的黑兴根附近。于是，有一个伞兵师，两个装甲师，加上一整个集团军组成的“掩蔽作战”部队，开始闪电般的突袭行动。
1945年4月22日，美国突击队顺利冲进黑兴根。先后俘获了德国科学家奥托·哈恩、劳挨和海森堡。
事后，策划抢夺海森堡的格洛夫斯将军说：“得到海森堡，比俘获十个师的德军有价值得多。”
三、人才是企业财富之源
企业间的竞争，表面上看是商品竞争；而深层处是技术竞争。谁的技术先进谁就胜人一筹；而先进的科学技术是由人来掌握的。
上世纪初，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发展飞速，主要由于福特请到了库兹恩斯这个管理专家担任经理，采用了市场预测、流水作业、企业产品销售网等先进管理方法。同时又聘请了弗兰德斯等机械天才，使生产效率由过去的12小时28分生产一台汽车，提高到9分钟。1915年，福特辞去了库兹恩斯，实行个人独裁，该公司前景低落，通用汽车公司赶了上来。
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是人才竞争。哪个企业重视人才，人才济济，哪个企业就繁荣兴盛，据研究证明，在劳动贡献方面，工业经济时代的一个熟练工人，充其量只可以完成一般工人工作量的1.5到1.6倍，而今天，一位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可以完成普通软件工程师工作量的30倍以上。在收入分配方面，工业经济时代85%以上是支付给一般的工人和投资者。而在今天，以上两种人的所得仅占6%，而84%支付给了设计师、工程师、战略家、金融家、广告商、营销师和经理人员。
在我国国有企业，党委书记和总经理应具有求贤若渴的精神。刘备“三顾茅庐”，去请诸葛亮的故事人人皆知。台湾已故的企业家、原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有个“五访‘茅庐’”的故事。
丁瑞铁在台湾金融界颇有地位，王永庆拟请丁为台塑集团的首席顾问。初次，丁瑞铁婉言谢绝了王永庆的诚意。台塑初建资金短缺，王永庆深知人才难得，于是效刘备之法，然后又四次盛情邀请丁瑞铁。丁瑞铁终于答应了王永庆，决定赴台塑效力。
丁瑞铁赴任后，就创下了民营企业直接向国外取得长期低息贷款的先例，台塑所需资金就此解决。在丁瑞铁的鼎力相助下，台塑时间不长就创下了台湾化纤纺织第一位，民营制造业第三位的成绩。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人才是现代企业的最重要的资源。企业之间的差距，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差距。
四、人才是创业之本
“为政之本，惟在得人。”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要有两个轮子，一个是科技，另一个是管理，而两个轮子的轴心是人才。事实上，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在实现现代化时，都是从开发人才入手的。他们不断地增加教育经费，把教育投资看作“一本万利”的事。日本在1950——1972年的22年中，国民产生总值增加了29倍，平均每年递增10%。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政府有一套成熟的人才战略。前首相大平正芳在1979年曾说过：“战后日本经济复兴是依靠人的头脑、进取心、纪律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等无形的资源发展起来的。受过高等教育并精通业务的人们，是日本最有价值的资源。”
毛泽东早在1938年就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新中国建立后，他又指出：“世界上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邓小平充分肯定了人才在现代化建设和我们党的事业中的主导作用。作出了如下推断：“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地方党委对所在地实施有效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完备的干部队伍体系来实现的。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是地方党委一把手的根本职责。
识人、用人是领导职责，也是领导艺术。北宋政治家包拯针对当时官场弊端，多次上书宋仁宗，其中三条颇为精辟：一是“常格不破、人才难得。”大刀阔斧地破除那些不合理的用才、选才、考核人才的常规，大胆重用那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二是“官不滥进，务在精选。”他认为：“若任而不择，择而不精，非不能为治，抑所以为害矣！”三是“暮年之仕，须知让贤。”特别是对那些饱食终日“无过便是功的人”，要坚决削免。
2500年前，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婴就说过：“国有三不祥：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不祥”就是不吉利，有危难的征兆。一个国家有人才而不识，识人才又不用，虽用了却不让其负重任，有此“三不祥”，肯定不会兴旺。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企业或其它一个正式组织何尝不是如此。
第二节干部选用原则
人才有高低之分，也有显隐之别，领导者在选拔、使用干部中容易出现某种偏颇甚至失误。要做到知人善任、事得其人、人尽其才，必须有正确的思想指导，遵循以下原则：
一、德才兼备原则
德，主要指政治方向、政治态度、政治品质、思想作风和事业心、责任心；才，主要指工作能力、教育水平、专业经验、思维能力。德与才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宋朝政治家司马光提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如果离开德去谈才，才就失去了政治方向；反之，如果离开才去谈德，德可能成为空谈。但德与才相比，德是前提。司马光提醒人们说：“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因此，不能忽视德。
贤，基本含义是有德行的，有才能的。“任人唯贤”与“德才兼备”的原则是一致的。对人的使用上，我们民族历史从来就有两种对立的路线：一种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这是正派的路线；另一种是“任人唯亲”的路线，是不正派的路线。如果“任人唯亲”，凭个人好恶、恩怨，只选老相好、老朋友，只盯住五亲六眷、七姑八姨，以及“亲我”、“近我”、“捧我”、“和我”者，而排斥那些坚持原则又有才干的人，那么，就会出现“近亲繁殖”的退化现象，就必然危害我们的事业发展。
二、民主公道原则
邓小平提出：“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如果高度集中，小范围选人，由少数人选人，不仅视野狭窄、渠道不畅，因知人不多、知人不深而造成用人失当；而且助长风气不正、任人唯亲的现象，给工作带来损失，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还会使大批有作为的干部被压抑、被埋没，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公开、民主、平等、即竞争的原则是针对上述弊端提出的。公开，即干部的选拔任用在较广的范围公布，公布空缺职位及其任职必备的资格、条件，公布预选名单及其资料，公布民意测验的结果以及组织或人事部门审查意见等。民主，即对晋升职务的人选，应在民主讨论、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不能由个别领导人说了算。平等，即在党政组织及一切正式组织中，其正式成员在管理者或领导者录用考试、考核、奖惩、职务晋升等方面一律平等；对预选人员进行客观而全面的考核，对任何人都不得偏袒。竞争，即在选择任用干部中引入竞争机制，实行优胜劣汰、选贤任能、奖勤罚懒，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三、实事求是原则
选拔、任用干部要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而克服主观、片面、孤立地看人的陋习。比较注重学历和文凭，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同样的文凭，所反映的实际水平差距很大。甚至有些文凭低的人比文凭高的人干得还好。知识转化能力还有一个实践过程。社会实践是人的才能发生、发展的决定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讲实绩，不崇尚空谈。这种实绩，是人的思想、品德、知识、能力、作风的综合反映，全面考察实绩，才能正确、全面地衡量一个干部的素质。
党委书记及干部管理部门对那些任劳任怨、尽心尽责、很有才能而表现“大智若愚”的人，应特别重视；而不要让那些无多少真才实学却善于讨好上级的人得到重用。中共中央组织部李源潮任部长时曾提出不用“四种人”。即：以权谋私，为己干事，干部群众信不过的人；不负责任，拉私人关系，投机钻营的人；不讲原则、不分是非的“老好人”；不干实事、无所作为混日子的人。
人无完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领导者看人用人要扬其长、避其短。列宁指出：“人们的缺点多半是同人们的优点相联系的。”对此，我国古人早就有详细而生动地讲述。三国时期魏国的哲学家、人才学家刘劭在他的《人物志》中作了如下精辟的阐述：
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
柔顺安恕，每在宽容，失在少决。
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
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
强楷坚劲，用在桢干，失在专固。
论辨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
普博周给，弘在覆裕，失在溷浊。
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扃。
休动磊落，业在攀跻，失在疏越。
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缓。
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