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儿童文学
（一）中国儿童文学的萌发
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一样，其原始雏形孕育于民间口头创作之中。鲁迅说过：“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这些在民间传唱着的山歌、民谣大多是成年人讲给儿孙辈听，一代代流传下来的，其中适于儿童的口头创作就是口传的儿童文学，它们的种类繁多，既有韵文作品，主要是儿歌，又有大量的叙事散文作品，就是为儿童编制或适于儿童的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生活故事、童话、笑话、寓言等六类。儿歌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和著名历史典籍《春秋》中就能发现它们的“蛛丝马迹”，在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明代杨慎编的《古今风谣》等书中，它们已自趋一体。而神话产生于远古创业时期，最集中保存它的是《山海经》、《楚辞》等。这些关于神的民间故事，是人民群众对宇宙自然的直觉的感性认识与其幼稚、大胆的臆想相结合的产物。传说是叙述有名有姓的特定事物的民间故事，最初，其主人公基本是英雄与半神的结合，后来则逐渐以人为主人公。如鲁班造船、华佗治病等，它们都带有一定的历史性、真实性以及传奇性，对孩子们很有吸引力。而寓言、童话等也在《战国策》等古书中有所记载。以上这些有民间印记，为孩子们喜闻乐道的多体裁作品，经文字记录，对儿童文学的萌发有着较为直接的作用。
在儿童文学的萌发过程中。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对它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受民间文学的影响，许多古代小说都蕴藏着一定的儿童文学因素。轶事小说《世说新语》中周处除“三害”，志怪小说《搜神记》中“李寄斩蛇”等颇似儿童故事，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也存在具有儿童文学成分的章节，其中尤以《聊斋志异》、《西游记》最突出，李长之曾认为：“《西游记》就已经是很好的儿童文学，《聊斋》也同样包含很多很好的儿童文学。”在古代诗歌中，有些诗作也颇似儿童诗，深受儿童喜爱。如唐代骆宾王的《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诗简捷、形象地刻画了鹅的状貌、动作和习性，语言浅显、声色并茂，很适合孩子们阅读欣赏。在历代塾师所用的启蒙读物中也存在一定的儿童文学因素，如《三字经》、《幼学琼林》、《神童诗》等就存在一些传说、神话、寓言片断。
总而言之，古代文学与启蒙读物的有关章节，在漫长的岁月中，不仅成为儿童的食粮，而且作为中国儿童文学萌发的种种初级形态，也或明或隐地形成了有助于后来新儿童文学产生与发展的艺术传统。它们与口传儿童文学一道，既为儿童文学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多种艺术形式，也提供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经验和多种富于表现力的艺术技巧。
清末以来，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大力倡导下，萌发状态中的儿童文学逐渐出现了自成一宗的趋向。
当时的儿童文学既有翻译、改写的作品，也有从现实生活中取材创作的作品，其中尤以梁启超的《爱国歌》、黄遵宪的《幼稚园上学歌》、叶圣陶的《穷愁》（短篇小说）、茅盾的《三百年后孵化之卵》（童话）很有影响。尤其是茅盾的译作，开了真正为少年儿童译介科幻作品的先河。这些儿童文学作品，表明了我国近代儿童文学已经萌兴，并为现代儿童文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基础。
（二）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1.五四时期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这是儿童文学在特定社会历史的猛烈催发与推进下的崭新的发展时期。
1918年5月，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就忧愤深广地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这是对封建阶级残害儿童的谴责，他首先把儿童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激励人们爱护儿童，重视儿童文学创作，他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人。由于当时的人们对新儿童文学创作经验缺乏，许多先驱者和有关儿童工作者首先从翻译外国作品和改写古代作品入手，翻译介绍了大量优秀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其中，在译著上贡献最大的先驱者首推鲁迅，他满腔热情地为孩子们引进外国名著。1922年，鲁迅辑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次年，译介了同一作者的《桃色的云》。其他如孙毓修、沈雁冰、郑振铎、陈伯吹等在译介上都花费了很多精力。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也引起了先驱者们的高度重视，其中周作人最早进行这项工作，也最有成就，他在《儿童的文学》（1920）中提出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至今仍被视为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未来发展走向，堪称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拓荒者与奠基者。随着社会变化的加快，儿童文学也随之改观。不仅有较科学的文艺理论，而且儿童文学的各种体裁都出现了许多上乘之作。
在童话方面，率先写出精美作品的是茅盾、郑振铎等。童话创作成就最突出的是叶圣陶。他1923年出版的童话集《稻草人》为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奠定了基础，明确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
在小说方面.影响较大的是鲁迅、叶圣陶、冰心等的作品。鲁迅在1921年、1922年创作的《故乡》、《社戏》等成人小说，为少年儿童形象的成功刻画，为儿童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叶圣陶创作了《小菊》、《一课》、《小铜匠》等十余篇以儿童的学校、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其中有不少是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短篇，表现了作者对弱小者的爱与深切同情，试图以爱心去改变悲惨人生。冰心写了《寂寞》、《离家的一年》等着意歌颂母爱、母子之爱、手足之情和纯美童心的儿童小说，这些小说较明显地体现着她的“爱的哲学”这一思想倾向。
在儿童散文方面，影响深远的是鲁迅、冰心、许地山、丰子恺等人的作品。鲁迅的散文《风筝》、《好的故事》、《朝花夕拾》等已经成为儿童散文创作的楷模。冰心的《寄小读者》奠定了她在儿童散文史上开拓者的重要地位.许地山的《落花生》、丰子恺的《给我的孩子们》等都以富于儿童情趣和充满长者的爱心而著称。
在儿童剧方面，影响深广的是郭沫若、黎锦晖等人的作品。郭沫若创作了童话诗剧《黎明》（1920）、童话剧《广寒宫》（1922），黎锦晖创作了《葡萄仙子》和《小小画家》，尤其是黎锦晖创作的两部剧作是中国歌舞剧的开山之作。
在儿童诗方面，成绩斐然的是郭沫若、沈从文等。郭沫若的《两个大星》、《天上的街市》是儿童诗创作的成功尝试；沈从文的《忆》（36篇）“是儿时的追怀”，有着优美的意境、柔和的格调，是我国第一部叙写儿童生活的新诗集。
2.左联时期
左联一向把儿童文学当作革命文学的一翼而高度重视，它一成立就举行了儿童文学座谈会，就办好《大众文艺》的《少年大众》专栏一事，探讨了儿童文学的任务、题材以及应该使之“大众化而且少年化”等问题，对澄清五四以来理论上的某些混乱和发展儿童文学都有推进作用，本期的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小说创作中，张天翼的《奇遇》、《奇怪的地方》，叶圣陶的《一桶水》、《儿童节》，茅盾的短篇《大鼻子的故事》、《儿子开会去了》和中篇《少年印刷工》，冰心的《分》、《冬儿姑娘》，陈伯吹的中篇《华家的儿子》、《火线上的孩子》等作品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与影响。
在童话创作中，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奠定了我国长篇童话创作的基础，另一部童话《秃秃大王》则进一步巩固了张天翼在童话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应修人的《旗子的故事》、陈伯吹的《阿丽思小姐》、《波罗乔少爷》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在儿童散文创作中，柔石的《人间杂志》（《死所的选择》、《卖笔的少年》、《六月赐惠者》），茅盾的《阿四的故事》，萧红的《蹲在洋车上》，老舍的《小麻雀》等作品皆属上乘之作。
在儿童诗创作中，陶行知等人的诗作最引人注目。陶行知先后写下近千首诗歌，其中有许多是为孩子写的，或可供儿童阅读的儿童诗。它们涉及的内容较广泛，主要是宣传抗日和表达对自由、幸福的向往。冯玉祥的《农夫的儿子》、《轿夫的儿子》，陈伯吹的《小朋友诗歌》、《小山上的风波》和《儿童新诗歌》等也很有影响。
儿童科学文艺较之前一段大有起色。高士其、董纯才等都以自己的科学小品、科学诗等的创作，为它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总而言之，左联十年，儿童文学已进入繁盛时期，它们的成功经验对促进现代乃至当代儿童文学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3.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由于日寇的入侵，儿童文学遭到严重破坏，它已不再只集中在上海等几个大城市，而是在孤岛上海、国统区大后方、根据地解放区等不同地域扎根生长。
在孤岛儿童文学中，贺宜、苏苏等的童话与儿童小说最有影响。贺宜、苏苏的童话分别以中篇《凯旋门》和长篇《新木偶奇遇记》为最有代表性。《凯旋门》以阶级分析的观点，剖析了侵略者的本质及其与本国人民的尖锐矛盾，揭露了“膏药旗下面是怎样的毒疮”以及敌寇必将为毒疮所烂死的可悲下场。《新木偶奇遇记》通过对匹诺曹的投降卖国、出任傀儡头目等情节的描写，更深刻地揭露了汉奸走狗以及反动政权的罪恶实质，全面地表现了当时的战争情景。贺宜、苏苏的儿童小说分别以《野小鬼》和《小癞痢》为代表。他们二人是“把战争和血泪的现实，表现在儿童文学作品里的勇敢的尝试者”。
国统区儿童文学创作，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密控制和条件的缺乏，常常受到阻碍，但并未停滞，各种体裁的创作也不少。
在小说方面，不仅有贺宜等的新作问世，更有骆宾基的《少年》、叔夜的《一个女孩的忏悔》、陈伯吹的《黑衣人》等作品问世。
在童话创作中，张天翼的《金鸭帝国》、严文井的《小松鼠》等作品很有影响。另外，还出现了众多宣传抗日救亡的作品，张志渊的《鹰和她的奴隶》、老舍的《小木头人》、许地山的《萤灯》、黄庆云的《埋藏了的阳光》等都表现了这个主题。
儿童剧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壮观，这是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结果，本时期纷纷出现“孩子剧团”等少年儿童剧团和宣传队，在宣传抗日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也促进了儿童剧创作的繁荣。周苏的《卖报童子》、吴祖光的《孩子军》、包蕾的《雪夜梦》、董林肯的《难童》、石凌鹤的《乐园进行曲》及其根据张天翼的《秃秃大王》改编的《猴儿大王》、肖甘牛的《流浪儿》、黄庆云的《中国小主人》和《国庆日》等都是本时期面世的。这些作品既为小演员提供了剧本，又积累了紧密结合形势需要而创作的经验。
抗战胜利后，内迁的作家、儿童工作者和出版机构陆续迁回上海，使这个城市再次成为儿童文学工作的重要中心地，为了加强它的恢复和促进儿童文学的发展，党组织于1946年2月创办了《新少年报》，建立了中国少年剧团，同年5月由李楚才、陈伯吹等发起成立了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以上这些文学活动、社会活动都有力地推进了国统区解放战争时期儿童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这几年中，出现的儿童文学作品大多突出两大主题：一是暴露现实的种种黑暗和表现儿童的悲苦命运；二是呼唤光明，颂扬为革命而勇于奋斗、牺牲的精神。前者如范泉的《哈巴国》（童话）、金近的《红鬼脸壳》（童话）、仇重的《数米记》（小说）、圣野的《拾荒的孩子》（散文），后者如陈伯吹的《光明的烛》（散文）、鲁兵的《城墙》（散文）、黄谷柳的《虾球传》（长篇小说）等。
根据地、解放区的儿童文学，由于有党的直接领导、关怀，尤其是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儿童文学的成长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保证，各体裁创作都得到了健康的发展，表现出健康浅近、多有民族化的特色。
在儿歌、儿童诗中，较为突出的是刘御的《新歌谣》，这是延安出版的第一本儿童读物。被誉为“孩子诗人”的苗得雨采用歌谣以及顺口溜、快板、小调等形式，创作了《旱苗得雨》、《抗战的好宝宝》等很多小诗。此外卞之琳的《放哨的儿童》、袁勃的《母鸡与小孩》等都深受儿童欢迎。
童话、寓言中，严文井的作品最精美。他的《风机》、《小松鼠》、《四季的风》等童话都侧重于对儿童进行品德教育。邵子南的童话《两颗西瓜子》、《臭牡丹》等都表现了一定的民族特色。
在儿童散文中。影响较大的是传记体作品，如萧三的《我知道的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叶生明的《我的爸爸叶挺将军》、陈模的《毛主席和儿童团》等。
儿童小说中，最为小读者酷爱的是华山的《鸡毛信》、管桦的《小英雄雨来》、丁玲的《一颗没有出膛的子弹》、苏苏的《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范政的《英雄小好汉》、《海外一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