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客观需要。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要想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优化人民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往往是决定一个执政党政绩合法性的基础，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精辟地指出，社会主义之所以优于资本主义，关键是它能比后者创造出更高的社会生产率。这种更高的社会生产率，必然表现为人民更高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与质量。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需要，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
（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求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贯彻上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把目前这种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推进到更高水平、更全面和发展更平衡的小康，无疑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本质上就是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说，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历史的、逻辑的统一。
（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加快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行动纲领。实践证明，能否立足国情而又面向世界，能否解放思想而又实事求是，能否尊重发展规律而又不因循守旧，制定一个符合人民愿望、体现人民利益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是关系到我们党能否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产生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万众一心去夺取胜利的关键。回顾我们党的奋斗历程，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根据人民的意愿和事业发展的需要，提出具有感召力的目标，从而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为之奋斗并取得了胜利。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无疑也是一个符合国情而又顺应时代，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又体现了事业发展的需要，实事求是而又充满创新精神的奋斗目标，它必将起到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加快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作用。
四、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辩证关系，从而形成了城乡改革协调发展的思想。
首先，如前所述，邓小平强调农村改革是城市改革和整个改革的基础。
其次，农村改革的深化呼唤城市改革。邓小平指出，改革决不能只停留在农村，“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1984年10月2日，他在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外籍华人科学家时说：改革是很迫切的。农村政策见效了，农民好起来了，如果城市不进行改革，就会阻碍农村继续前进，城市也不能满足我国广大农民的需要。“农村改革说明，城市改革不但必要，而且相信会成功”。
第三，城市改革可以借鉴农村改革经验。邓小平指出，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我们经验不足。“但是有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作借鉴，加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有风险，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
第四，城市改革不能照搬农村改革。从改革的内容来说，城市改革远比农村改革复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还有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各行各业都在内，是一个无比复杂的系统工程。邓小平指出：“农村这一套不能完全搬到城市，因为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城市改革初期，有的地方把农村的改革经验，如承包的方式等办法简单地照搬到城市企业改革中去，实践证明这样的做法不是很成功。
最后，在推进城市各项改革事业的同时，还要继续进行农村改革，使之与城市改革相互配合、协调发展，形成农工结合、城乡协调的良好局面。1986年5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时说：“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是互相联系的”。城市改革可以借鉴农村改革经验，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改革更应该吸收城市改革的成果，借鉴城市改革的经验，以促进农工融合、城乡融合，实现城乡一体化。
邓小平的城市化思想是邓小平科学理论的重要部分，也是新时期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的邓小平理论。它开创了整个20世纪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全新思路。在当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农”问题日益突出的新形势下，这一思想依然显示出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指导意义。
第三节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对四川城市化进程下一步发展的启示
一、坚持以邓小平城市化理论为指导，继续加快和深化四川的城市化发展
1.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的科学性与指导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彻底摆脱了长期起伏、徘徊不前的局面，步入了城市化发展的“快车道”，依次经历了城市化发展的稳步推进时期（1979～1994年）、加速推进时期（1995年至今）。经过2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农村小城镇的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为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农村小城镇也得以恢复和发展。1980年后党中央国务院陆续颁布了有关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政策措施，此后我国各地农村迅速地恢复了原有的小城镇，并在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新建了一批小城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和改革的深入，我国农村小城镇的建设进一步加快，到1997年底全国建制镇达到18402个，比1978年的2173个增长7.3倍。与此同时，相当一批小城镇城市化水平已大大提高，已发展成为现代以工商业集中的新型城市，完全脱离了原有农村小城镇的原始粗放状态，如广东省顺德、中山、东莞县的一些小城镇都已成为国内一流家电企业集中的基地，其产品已大批辐射到全国各地市场和世界市场。这些农村小城镇和集镇使大量的农村人口就地转化和异地转化为非农人口，成为加快中国城市化的重要阵地，为今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中国城市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逐年增加，比重也逐渐上升。1980～1995年，我国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4.2%，高于低收入国家4%的平均水平。截至2004年，中国城市化人口有54283万人，城市化水平为41.8%，逐渐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可以说，无论从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化的速度，还是从城市化的质量和结构来看，改革开放的2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在科学的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的指引下，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全面的进步，城市化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目前，中国虽然不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但却是世界上城市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
2.科学确定四川城市化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在四川的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农民。截至2006年，成都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905元，比2002年增长45.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02年的2.66∶1缩小到2006年的2.61∶1，四川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有效的遏制。四川的城市化将在邓小平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向着更加明确和坚定的方向发展。
据成都市市委书记李春城介绍说，未来成都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重点将在统筹城乡规划、建立城乡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覆盖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管理体制、建立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保障体制、建立基层自治组织、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谋求突破。今后的成都，将依托中心城，形成扇叶状。成都市规划局有关人士介绍：一方面着力打造六个城市片区中心，拉开城市结构，重点发展南、东、北三个新城。在公共设施规划上，行政办公职能将从核心区迁至城市新区，以疏解城市功能，带动新区发展。另一方面，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将向乡村延伸至一般乡镇，重点延伸至重点镇，从而使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只存在称谓上的差别。城区、近郊、远郊，二元、一元、一体，从矛盾交织透视城乡新意境。科学的规划犹如一张网络覆盖了全市19个区（市）县及高新区，犹如一支神笔，谱写着城乡同繁荣共发展的美丽画卷。纲举目张，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各个区（市）县的城乡一体化规划也就做得有声有色。根据修编后的城市总体规划，全市被划分为三个圈层：中心城区、近郊区、远郊区，正是成都市确定的推进城乡一体化三大战略圈层。三大圈层在科学规划的指引下，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各有作为、各具特色，一些行之有效的模式将相继探索出来。
3.坚定地以邓小平城市化理论为指导，深化下一步发展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始终贯穿于他的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即：从中国实际出发，首先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农村取得成效、取得经验，而后拓展和推进到城市及各行各业，保证和促进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成功。走以城镇化为轴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归纳起来就是：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一个长期的根本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建设小城镇的重大战略；其目的是走一条农村-城市化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