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4年起，四川省委、省政府重点抓了100个小城镇的试点工作，一年来成效显著。共开工基础设施项500多个，总投资10多亿元；镇平总产值增长近40%，超过全省水平近30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315元，比全省水平高近70元；共农转非吸纳农村劳动力9万多人，从而为农村城市化探索和开辟了新路。
4.四川城市系统发达程度在西部西南地区处于中上水平
从总体上看整个西部地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迟缓，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的地区四川在西部地区中虽然是城市数量最多的省份，但是相对于四川人口占西部地区总人口的23.4%而言，其城市数量分布的密度和城市人口平均规模在整个西部地区并不为高，2000年末才共有各类城市32个，占西部地区城市总数的20%，其中地级以上城市包括省会城市18个，占西部地区的29.0%。2000年四川每平方公里仅有城市0.66个，在西南地区居广西、贵州之后排第3位、在西部地区排居第4位。平均每个城市人口规模34.0万人，在西南地区排居第2位，在西部地区排居第3位。因此2000年四川的城市发达指数仅达到22.44，居重庆、陕西、广西、贵州之后、在西南地区排居第4位，在西部地区排居第5位。
三、引导四川找到了一条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1.四川“三农”问题背景介绍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承前启后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小康，距离“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全面进步的小康社会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三农”问题继续存在，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全面小康的实现。
第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当前农产品供给形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而农民收入一直以来都是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采取的粮食提价策略，使粮食价格翻了一番，对提高农民收入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提价策略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奏效。1997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降至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为2.1%。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持续4年下滑，除1989年和1990年外，还从未出现过如此严峻的局面。2001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有所回升，为4.2%，2002年是4.8%。6年中农民收入增长没有一年超过5%。另外，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绝对额开始减少。现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收入不到一半。绝对额最高的1997年，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收入达到过1267元，2001年降到了1165元，2002年也大致是这个水平。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1998～2000年3年共减少132元。2001年由于粮价回升，农民人均增加30多元，2002年和2001年基本持平。这就使农业生产的增长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农业这个产业持续多年不能给其经营者增加收益，就没有人愿意再对农业进行投资，可能造成中长期农业发展后劲不足。更突出的问题是，农民的收入达到2476元，这只是一个平均数，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平均数就可能掩盖许多矛盾和问题。我国现在的农村扶贫计划，解决温饱的标准是人均年纯收入达到625元，按这一标准，我国农村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是2820万人。如果这个标准再提高200元，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将会达到9000万人，而按国家统计局对农户分层调查的抽样情况来看，11%的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按户籍来算，差不多1亿人的年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仅有15%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4000元以上，也就是说3/4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1000～3000元之间。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来看，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使整个小康社会的建设面临严峻形势。从国家统计局牵头制定的总体小康的16项检测指标来看，我们没有实现的指标，恰恰都和农业、农村问题密切相关。农民的收入问题不是单纯的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它是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紧密联系的一个重大问题。农民收入上不去，最直接的问题是严重影响了内需的扩大。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按2002年的统计资料（含县城），城镇居民占39.1%，农村居民占60.9%，而超过60%的人口购买的消费品却不到40%。农民不富裕，农民收入上不去，我们这个市场就只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而不是现实的大市场。
第二，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2002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2476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7703元，两者的比例是1∶3.1。这个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一段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最小曾达到1.8∶1，但80年代后半期又逐步扩大，2001年的收入差距是2.9∶1，2002年则第一次突破3∶1的警戒线，而且在3～5年内，收入差距缩小的可能性不大。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5%，而农民是4.2%，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3.4%，而农民是4.8%，从这个角度看，目前还看不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态势。另外，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悬殊。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严格来说不可比。只要个人愿意，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可以全部用于个人消费，但农民的人均纯收入，首先要扣除下一年必须支出的生产费用，大约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3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非现金收入，是实物折款。对未能出售和实现商品价值的农产品，从粮食、柴火到牲畜粪便，统计时都要计入农民的纯收入中；城镇居民7703元的可支配收入，还没有包括各级政府只对城镇居民提供的财政补贴。如果把所有东西包括城镇居民的财政补贴都折算进来，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要达到6∶1。
第三，村级经济薄弱。2000年以来，社会上“转制”、“转私”风盛行，村级集体经济也受到很大冲击。一些村讲改制就卖，讲股份就散，结果短期效益带来长远损失，有些村集体经济实力弱化，重新成为“经济薄弱村”。这样，在农业和农村的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情况下，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又呈现出来，如结构调整、农产品销售、小城镇建设、减轻农民负担和农民增收等，这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如果村集体有雄厚的财力作支撑，这些问题的解决就相对容易。村级经济薄弱对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是一个严重的制约。
2.加快城市化进程是解决四川“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在邓小平城市化思想的指导之下，国内外学者对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作出了深入和细致的论述及分析。这些思想为四川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启示和理论支持。比如，国内学者樊纲认为，那种在与农业有关的单位内解决问题的想法是没有出路的。他认真分析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口问题、一个就业和收入的问题；二是很难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来维持农民的收入；三是土地承包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变，中国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即农村人口就业的非农产业化，或称“农民的非农产业化”，也就是多数以至绝大多数农民（80%以上）最终能在非农产业中获得稳定的就业。这实际上也就是说，“三农”问题必须通过城市化来解决。
学者沈越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城市化，实施城镇化战略是农民脱贫致富和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城镇化创造的巨大市场需求将成为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的保证，农民的市民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确立的根本保证。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要克服自然经济观念，加深对城镇化进程的认识，处理好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与节约土地资源的关系问题、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问题、户籍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问题。
学者高福来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我国的城市化步伐。城市化如果滞后于工业化，会严重制约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阻碍工业现代化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若城市不发展，第三产业就不能发展。服务设施落后，教、科、文、社会保障等发展不起来，人口素质就不可能得到提高，第一、第二产业也会受到影响，进而就会影响到就业容量，农村人口不可能转移出来，“三农”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城市的发展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要适当发展大城市，合理发展小城镇。
学者杨启先认为在思想上要认识到城市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和规律，对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有效解决农民收入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促进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等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要纠正允许农民进城会占去城市大量劳动岗位，影响城市劳动就业问题，会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紧张、会带来城市秩序的混乱等错误思想。在政策上要尽快改革户籍管理制度，适当调整农村土地政策，力争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将四分之一的农民变为城市居民，使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上升到50%左右，达到并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水平；在推进方法上，要处理好发展小城镇与发展大中城市的关系，在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的同时，积极发展中等城市，进一步完善中等城市的功能，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以确保大中小城市都共同发展。
有其他学者认为，如果人口都往大中城市流动，城市的就业、交通、环境、社会治安等方面压力就较大。若转换过快，社会还会在短期内出现不稳定，因此要大力发展小城镇。发展小城镇可以使乡镇企业进一步升级换代，持续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将为扩张经济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给农民劳动力就业提供广阔的容量。
我国农村经济面貌改观在相当程度上是和农村工业化程度联系在一起的。乡镇企业通过转移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补农建农和发展农产品贸易，促进现代农业的建设；乡镇企业通过发展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技术装备水平；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贸易，充当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高农业技术装备水平，把农业工业化转移剩余农业劳动力与加快城镇化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
3.调整四川农业结构是解决四川“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1）继续坚定城镇化发展道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推进城镇化，以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增加农民收入。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条件已渐成熟。现在，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多数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农产品商品率不断提高，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提供了商品保障。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为打开城乡壁垒提供了体制性保障。特别是“入世”以后，国内外及农村与城市市场进一步相互交融，大大突破了商品流通的城乡界限。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达到85%以上，为农民向非农领域和城镇转移提供了条件。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加快推进城镇化的阶段。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良性互动。发展小城镇思路，一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二是参与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和改革。抓住国有企业有进有退和战略重组等机遇，创造良好环境，吸引技术、人才和相关产业向小城镇转移。小城镇要大力发展为大工业配套的零部件产业；三是发展特色块状经济，形成一个一个的专业镇和特色镇；四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发挥小城镇在安排农民就业方面的独特作用，重点发展就业量大的产业；五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各类综合性和专业性商品批发市场，加快金融、保险、信息等新型的第三产业的发展。
（2）改造传统农业。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丰富，具有发展农业的诸多有利条件，另外在能源、原材料和高耗能型工业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缺陷是技术创新能力差，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特别是西部地区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和环境问题，这些不利因素严重地制约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构建均要充分体现自身的比较优势，产业发展要建立在劳动成本低、资源禀赋高的基础上，要体现生态和环保特色。重点发展生态环境型产业、特色农业、食品加工业、旅游产业和具有竞争优势的新型能源资源产业。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在国家与地区的扶持下，尽快培育发展新型特色产业，建设西部生态林业基地、绿色农业基地、新型能源基地、产业化养殖基地、旅游产业体系等。
